不久，王岚知道那两位的收入，她只有瞠目结舌的分，老的那个每月一千，留学生更可怕，每月两千。所以她发誓要换个工作，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她的住处却有了变化，虽然还是老平房，却从苹果园搬到了北新桥。她在广告公司的一个同事，准确地说是那个公司的一位清洁女工，有一次问她能不能帮她那个混账儿子补习一下，马上就要升高中了，成绩差得没脸说——但她又说我可没多少钱，你就当做做好事，帮帮我吧？！王岚答应了，笑着说，我不要你的钱。于是她见到了那个“混账”儿子，他15岁了吧，奇高，鼻子下已经稀稀拉拉冒出了胡须，但却懵懵懂懂的，有一双臭脚和一个榆木脑袋。每次去他母亲就会骂，还不先把你的脚洗了，看这一屋子的味！女工每天晚上都为她和儿子准备了一只酱鸡腿，有时候是酱肘子。王岚其实并不想让她破费，她是真想帮帮她，还有那个“混账”儿子。那怎么行，老师嘛——她这个老师竟然还行，硬是抢在会考前让榆木脑袋开了壳，虽然只是进了一家职高，但女工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北新桥的房子其实是女工家老姨的，为了感激她，她特意上门去说服老姨把那间堆杂物的小耳房腾出来，房租一个月一百，按月付，知道的当然说王岚遇到好人了，因为那个地段再便宜也不可能这个价钱，那几乎跟白住一样。这或许也可以叫好心有好报吧。
她终于看到了小耳房，也明白了耳房的来由，但她还是欢喜不尽，杂物腾出后就在泥墙上糊了一层报纸，又在报纸上再糊上一层白纸，地面是硬土，所以她又找人来铺了一层水泥。小耳房其实终年见不到阳光，都被前面的正屋挡死了，但王岚还是去为它配了两幅绿色的窗帘，关上门后屋里绿阴阴的，即使最热的夏天也透着阴凉。
她的到来，让院子里也跟着热闹了一阵，她前面的正屋里住着一户在医院里打工的安徽人家，也是老姨家的房客，另外一屋则是老姨的叔伯兄弟，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家里只有两位老人。老太太对她尤其好，她吸纸烟，手里总是叼着一支没嘴的纸烟，遇到什么好笑的事，会像小姑娘一样捂着嘴笑，正经的时候她喜欢说“是这么回事儿”。两位老人都来帮她糊过报纸，逢年过节会给她送些“小玩意儿”，冬天时他们还把家里淘汰了的一只铁炉子借给她，又让煤厂送煤时也替她送来一百块蜂窝煤。
院子里有棵枣树，她刚来时正是枣子成熟的时候，常有邻院的孩子进来碰运气。等叶子落尽，疏朗的枝节竟像水墨画里的一样有力，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听到嘎嘎的断裂声，如果是月夜，枝条上会像挂满了冰凌。树下有一根水管，一年四季都潮湿、黑硬，像铁一样。
她的新工作也很快有了眉目，终于抢在天冷之前跳了槽。国庆那几天的秋季人才交 流会是全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这种活动王岚已经是常客了，因为去得多，所以也摸出些门道。她照例只是慢悠悠地转，填表、索要材料、简章，用北京话说她现在是骑着马找马，所以用不着像那些刚出门的学生，必须搞掂几家单位才能树立信心。况且她先天条件不好，所以那些大公司、正经的国营单位，也就是那些必须要本地户口的，也不会去触碰，也因此在那个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人才市场里，她更像一名悠闲的看客，随时都可能在人群里消失。
王岚在一个角落里停下来，吸引她的是一家影视公司信息中心的招聘广告，广告写在一张纸上，墨汁淋漓时就贴到了墙上，字迹尤其糟糕，不像信息中心，倒像一家小饭店招聘服务员。其实这种广告人才市场里到处都是。这种公司多半不正规，很小，也因此显得急而随意，与那些方方正正的大公司相比，惟一的好处是他们从不关心你的来处，是不是北京的，有没有正式户口。
广告下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留着板寸，用摩丝喷硬了，头发铮铮直立。这地方不是个热门的地方，所以他跷着二郎腿，脚尖再悠闲地颤着。王岚看广告的时候，年轻人当然也在观察她，他斜着眼睛看她——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后来，王岚知道他就是信息中心的领导，公司的二把手，她未来的头儿。
王岚问了一个工作性质，因为文字是她擅长的，她在出版社、报社、广告公司都干过，但编辑也有很多种。她介绍自己时微微显得有些矜持，有一些当然不是真的，是她临时给自己添上去的，但即使说这些编造的材料时她也能做到不卑不亢、不温不火，倒像是她在给别人机会，北京女人那一套她算是学到家了。年轻人果然感兴趣，看了她的毕业证复印件，就说那你一定适合的。他甚至拉来一张椅子示意她坐下，告诉她公司的地址，月薪。那地方离她的住处很近，只坐两站地铁再倒一次车，而工资每月八百，那等于说比她现在还要高出二百。但王岚控制着自己的心情，面不改色，只说还要看看再说。年轻人也说，那你明天来吧。他是热情而真诚的。王岚注意到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很白的牙齿，这在抽烟的人中很少见，而且他的眼睛也让人联系到某种草食动物，给人一种总是湿漉漉的感觉，这就证明他不可能太坏，其实王岚心里当时就打定了换工作的主意。
第二天，她去公司参观时印证了前一天的看法，她甚至立即喜欢上这个地方了，信息中心五个录入员都和她一样，都是外地来京务工的，最近的也是河北。只有她一名编辑，也是惟一一名大学生。她喜欢一个让她觉得自己重要的地方。
三
冬天第一次降温就把院子里的水龙头给冻住了，其实这是常事，后来她就知道了。但第一次的确让她心里起了一些变化。那天她屋里没存水，还是到院里那位大妈家讨来一点水洗漱，于是一整天王岚都觉得惶惶然，就像下雨天却想不起外面是否晾晒被子了。
起初她以为是一种担心，对过冬的担心，对北京冬天的担心，但她买了一件黑呢大衣，又买了一件羽绒衣，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却依然存在，还是没有消失，她才明白她需要的东西和天气没有关系。她终于安定了，在北京渐渐适应，有了自己的生活，那逐步松弛也逐步踏实的心情里却慢慢地生长出一些黑洞，有时候是寂寞，有时候变作抑郁。她应当比从前敏感而小心了，这当然更靠近她自己了，也更加的善良。
那个替她送煤的工人，一口气就抬来五 十块煤，一百块煤就跑了两次。她见过前面安徽人家那个儿子，18岁，最多六七块煤就跑得龇牙咧嘴。付钱之前，她客气地请工人进来坐，又拿了一听可乐给他。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浑身漆黑，只穿了件工作服，这么冷的天，却敞着，露出里面同样黑却结实的肌肉。王岚想起小时候去父亲的厂里玩，那些工人们包括她父亲都在休息的时候这么敞着衣服，她其实很容易靠近他们的，很容易就回到他们中间。那天她就这么看着那个裸露的身体，心里却一直在发软，身体也在发软，脸上一阵阵涌动着潮红，小伙子发现的话，她一定会抵挡不住。但那天小伙子一直在教她怎样使用蜂窝煤，炉盖盖多少才能封住火而不至于压熄，后来他又开始向她抱怨起生活，他和老婆在外面打工有多艰难，他们的孩子总是没人管，只好锁在家里。王岚拿了两罐可乐让他带给孩子，然后略有些不耐烦地把他打发走。
还是天热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件尴尬事，应当是下班的高峰时间，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那时候总会有事情发生的。当时她称之为流氓，她身后站着个流氓，流氓把一个硬硬的家伙顶在她的后腰上。他自然是存心的，因为她闪了几次都没有避掉，而车厢又这么鲚。当时她真是又羞又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流氓显然也看出这一点，于是压力更大了。车子摇摇晃晃，他们也得跟着摇摇晃晃，而她却晕晕乎乎地下错了站，甚至连回头找那个流氓的勇气都没有。她坐在车站的长椅上，忍着委屈哭了小半天，就像被人偷了钱包。之后她定下神来找回去的路，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她似乎把什么都忘记了。这件事自然是她想忘记的，可入冬后她却想过好几次，而她的回忆又是那么细腻。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她，公司里有个年轻人三天两头过来玩电脑，其实玩游戏时，眼睛却不停地朝她这边瞄。有一次头儿说话了，他说，怎么着，又来看我们王小姐？这句话不光玩电脑的脸红，连王岚的脸都红了。事后她当然要嗔怪，头儿却说，那孙子，你当他是好人啦，都离两回了，我看他呀，还得离第三回！
房东老姨一直没出现过，倒是她的女婿来过两次。据说他是某个驻非大使馆的大厨，不过王岚很讨厌他，因为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在北京干什么呢？！粗俗而无礼。就是这么个人有段时间却跑来看她。头一次还老实，只是说了会儿话，第二次却借拍床的时候，被子够不够盖，暖和不暖和——就像床太小，不够他的巴掌拍的，他的手一下子就拍到她的腿上。王岚吓得只得说出去解手，她在外面逛了半个小时才回来，回来时房门虚掩着，大厨女婿已经不知去向。
那天晚上王岚用椅子倒着抵住门，人也不敢睡得太深，先是不敢，后来却是睡不着。她害怕大厨女婿其实并没有走，而是藏在什么地方，一等她睡着就钻出来抱着她说，啊我是来给你送钥匙的，还没有把钥匙交给你。她靠在床沿上，静静地听着院子里的每一丝响动，但没有，整个院子都睡着了。这个地方离二环路很近，所以只有奔驰而过的车队发出的轰鸣声，就像一条大河正从她的身边流过去。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因为年终公司效益不错，所以他们快快乐乐地一起吃了一顿自助餐。出门时头儿问她是不是回去，是的话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