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声称只有一种男性标准将是荒唐的，而假定所有人都不积极地欢迎变化将是虚假的。此外，性暴力并不仅仅是男人的活动。妇女在家庭场合常常向男人施与身体暴力；暴力在女同性恋关系中也并非不寻常，至少在某些环境下是如此。研究美国的女性性暴力可以表明女同性恋的强奸现象、身体的殴打和用枪、刀和其他致命武器进行的攻击。卡雷·罗贝尔：《为暴力命名》，海豹出版社，西雅图，1986。与斯托普斯通信的大多数男人都是为了增进女方的性满足而要求解决性问题的。有规律地嫖娼的许多男人都希望充当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角色，不管这是否涉及实际的性受虐实践。有些男同性恋者在被动从属的状态下找到最大的快感，但许多人也能交换角色。他们比大多数异性恋者更成功地孤立出辨别力，将其局限于性欲区。一位男同性恋者说道：“有些幻想束缚我们，有些幻想释放我们。……性幻想一旦自觉地应用就能创造一种抵抗秩序，一种破坏，和我们无法逃脱的一个微小空间，尤其是当它们把主动和被动、男性和女性、统治和被统治之间鲜明而压抑性的区别搅混在一起的时候。”转引自林·塞加尔：《缓慢行动》，第262页，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性征：互补性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原则，即每一种性别都是另一种性别所不是的东西，那么，在女性性征与男性性征之间就将有一种简单的协调。事物并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因为所有儿童在性心理发展方面都具有共性，尤其是在早期生活中。从今天的视角看弗洛伊德的思想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他都是第一个阐明这一现象的人。女孩也有类似于男孩的性史——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原因在于她们的早期性征“表现出彻底的男性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性的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当两性都发现小女孩缺少什么东西时，差异便介入进来；每一种性别都认为她被阉割了。
在弗洛伊德看来，从心理学上说只有一种生殖器官，即男性生殖器。尽管女孩的生殖器最初被男孩所忽视——一直到产生阉割的幻想时——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她所缺少的是阳物，因此想要拥有它。甚至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女孩的经历并非与男孩的经历直接构成互补。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有在男孩中才同时发生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作为对手的另一方的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女孩脱离母？，责怪她缺乏阳物，尽管她同样无法与父？认同，或把攻击移植到父？身上。
在对弗洛伊德的“逆转”中，肖多罗等作家从类似的观点出发，提出比之弗洛伊德原来假设的更大的一种互补性。据他们所说，女孩保持着男孩已经经历过的性心理发展的那些特征；男孩形成一些特征，形成对世界等事物的一种工具性态度，而女孩却不具备，或只有细微的表现。从一开始，母？与男孩的关系就不同于她与女孩的关系。她认为男孩相当不同于女孩，并以较“自恋”的方式去爱女孩。乔治，斯坦伯连：《男性幻想/男同性恋的现实》，第159～160页，海马出版社，纽约，1984。每一种性别都有所得，每一种又都有所失，尽管男孩失去的更多一些。女孩有较强烈的性别认同，但自治和个性感却较弱；男孩有能力从事独立活动，尽管为此而付出的情感代价是高昂的。
按照前述的命题，姑且修改并历史地追溯这种解释，试图表明何以应该避免对互补性的过分强调。母？身份的发明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母？在男孩和女孩眼里是无上的权力和无上的爱，在前几代人中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那种权力和爱也相关于儿童的自治性，哪怕是在早期的童年生活中，人们对儿童自治性的重视也强似以前的典型强调（尽管有许多经验性例子证明这种重视大多受到了阻碍）。
男孩与母？的决裂导致这样的后果，即他对妇女的依赖被掩盖起来了，并在一种无意识和往往是自觉的层面上受到否认；在后来的生活中很难把性征融入自我的反映性叙事之中。不妨重申，男人易于压抑的不是爱的能力，而是情感的自治性，这对保持？密关系极为重要。女孩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这种自治性，这与其说取决于表达情感的禀性，毋宁说取决于交流。这种交流能力应该视作与男性易于发展的那种“工具性能力”一样重要。
在？密关系方面男人对女人的依赖不仅仅表现在性领域里，而且也可以体现为友谊。俱乐部或体育队等组织由于其全部男性的特点而提供了发展和巩固兄弟情谊的环境。然而，从纯粹关系特点的角度看，兄弟情谊——来自共同而且独特的男性经验的纽带——与友谊并不是一回事。对美国200名男女的一次深度研究表明，2/3被采访的男人都说不出一个？密朋友来。而即便有的话，那个朋友也是个女性。在被采访的妇女中，3/4都可以随口说出一个或更多的？密朋友，对她们来说，朋友实际上永远是女性的。已婚或单身女性都可以举出作为？密朋友的其他女性。莉莲·卢宾：《？密的陌生人》，哈珀与罗出版公司，纽约，1983。见司徒雅特·米勒：《男人与友谊》，盖特维出版社，伦敦，1983。
承认阳物权力对男孩和女孩来说都是一次冲击——因为他们已经发展的能力受到了威胁，即便没有被这一发现完全推翻的话。就男孩的情况看，在性这方面，阳物成了一个能指，表示要控制女人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能力。然而，阳物越是变成阴茎，它就越在集冒险与快感于一身的偶发性遭遇中得到“验证”。这里所说的环境并不是什么互补性，而是一种相互错置，在男孩和女孩的情况中还涉及一些矛盾因素。女孩要与父？认同的愿望受到严重挫折，尽管不必像男孩那样把个性分隔开来。不难看出，在女孩的心目中对男人的理想化何以与交替出现的对男人的绝望如此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父？象征着分离和对世界的“影响”，然而，他也是远不可及的。女孩爱的能力与压倒一切的被爱和被照顾的欲望融合在一起。
说顺从是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独特特点，就仿佛脸谱一样，这有道理吗？我认为没有道理。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顺从和控制的冲动都是相互关联的，被控制的愿望是对母？早年影响的压抑性意识的强大残余。男性和女性都发展了照顾别人的能力，尽管这种照顾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男孩在婴儿期间或之后如果不是彻底地在心理上疏远母？的话，他就能保留照顾对方的能力和愿望；但是，这种照顾正常情况下具有“工具”性质。在情感支持的意义上，哺育与女孩在婴儿期间发展的各种能力是相对应的。然而，甚至在这里，由于两种性别矛盾地发展而假定一种性别的能力仅仅是对另一种性别的能力的补充，也将是错误的。
女性性征：互补性问题
“缺席的父？”，在儿童成长的早期仅仅作为一个影子存在的父？，对女孩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可能由于距离遥远而被理想化，但他也似乎是个危险人物——他造成的恐怖气氛往往是他魅力的一部分。由于不像母？那样成为儿童生活的中心，父？也不太可能具备母？的交流技巧。必须“改变”、征服父？，而父？又远不可及，似乎在无意识的层面上高不可攀。若要获得自治性，就必须制服父？的倔强的性格；其悖论在于，如果要完全征服他，女孩就会认为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因为他不是作为对母？的性占有者而赢得女孩的尊敬的，而是因为他保持的“距离”。
愤怒和爱的欲望点燃了男人偶发的欲火；这往往是性受虐和顺从欲望的基础，与耻辱相关的一种综合征。然而，愤怒和耻辱也构成女性哺育的特点。女孩爱母？，但也恨母？：在通过与父？认同而疏远母？的过程中，她把愤怒转到父？身上。尽管父？已经被理想化，但他弥补了她为了征服他而不得不牺牲的一切。他的远不可及，比之儿童喜欢的母？的临近性，进一步增进了这种矛盾情感。男人不值得信任；他们总是让你失望。
要更充分地理解耻辱与性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阐释，在他的阐释中，女性与自恋密切相关。据弗洛伊德言，女人体内含有大多数男人都缺乏的一种自恋因素，这是女孩对其“阉割”事实反应的结果。女孩戒掉手淫，不再对阴蒂感兴趣，因为手淫显然并不足够。她的爱欲开始发散，而非集中在基本的快感部位。她仅仅从男性欲望的反射中看到自身。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女人的需要并不“在于爱的给予”，而更在于“被爱”；“符合这一条件的男人便受到青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自恋》标准版，第14卷，第89页。妇女不需要别人的羡慕，但需要欣赏和敬重。她们在早年就被剥夺了自恋的证据，此后只能在爱她的他者提供的爱的镜像中寻找安全感。不必说，男人并不符合这一要求，并不能满足女性的爱欲。因此，妇女常常抱怨其男性搭档笨拙，并不真正知道何以给她们带来满足等等。珍尼·蔡斯古特…史摩格尔：《女性性征》，第76～83页，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0。
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固然有其正确的地方，但用以得出的结论的论点却不然。这些论点提出了两个不相关的问题：一方面是女性性征与身体的爱欲化，另一方面是希望肯定被给予爱。我们可以假定，这两种性别在与母？决裂后实际上都需要有仍然被爱的信心。然而，男孩对爱的需要，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比女孩的需要更大、更迫切，这主要因为这种需要易于掩埋得更深。男孩的信心来自阳物规则（证明其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在性行为领域，则来自偶发性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