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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在沈阳还看见督察处的人没有？他说：“李贺民在沈阳蹬三轮，邢士林在沈阳开了一个电料行，贾英明在沈阳赋闲，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长春监狱。”
4月23日，圆楼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红楼。这一下，小红楼住满了。我搬到小红楼楼下七号。我们这屋有杨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月26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的响。宋所长叫我们四个人，搬到圆楼。我们四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5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钥匙，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在这群人中，我先注意了七八个，对他们进行了重点侦察，他们一致的口气是不满政府，埋怨政府，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对这个大逮捕也有看法，政府说反动党团特登记坦白从宽。这回抓来的有许多人是登记过的。如此说了不算有失信用。不过人民政府对我的不杀，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说出埋怨政府的话。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所谓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荄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里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一个书局。他这个秘书是当在1946年，当时局长是许赓扬，也不是军统。宋毅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这次也把他捕来，给他戴上了脚镣。他与我一谈很相投。一了解，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案情。白天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多，树叶也绿了。口内吟诗：
窗外春光艳如海，
监内纪律肃且深；
缘何天涯若呎尺，
人民国民由此分。
他戴上脚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镗鎯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宋毅的国文很好，我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恶，主要是过去没有血债，解放后没有现行活动。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你怎么到这来的？从哪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
过了“五？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案情。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晚上汇报，在看守所遇见了邱明瑞。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找来的。1948年我与他一块由吉林到长春，1949年他到公安局感化所，以后便把他释放了。在社会上努力立功赎罪，但是这次也把他逮捕了。我心想，特务分子释放了也要抓回来，这是政府搞的欲擒先纵，这样几出几进，人的精神备受刺激，莫不如索性不放，到时候彻底放。押一个时期，放出去，过一个时期又抓回来，这也许是辩证地处理问题。
我问邱明瑞，与他一起释放的，立功赎罪较好的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在哪呢？
“还在长春，他大概没有来，没看见。”
我心想，陈哲与我们从吉林到长春，表现得不坏，我被优待，住另一个屋子之后，他们七个人在一个屋子。翟丕翕有一个金戒指藏在身上，企图到必要的时候吞了自杀，陈哲揭发了此事。这是他进步的第一个表现，同时，他不是军统，又是自首，所以，这一次没抓来。
第三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
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月12日晚饭后，楼下有一些犯人调走。我听到叫“徐鸿如”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