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了一试，还合适。我把呢子上衣和呢子裤扔在地下，焦副官说：“您不要士兵要，他们有许多都穿上了呢子制服，他们不在乎。”
焦副官又把他的一双新皮鞋给了我。
我这样一改装，赵小姐说：“像一个排长。”
我们正在楼上换衣服，院中枪响了，猛然间冲进一群八路军，穿着灰棉衣，全身武装，进了警备大门就射击，射击一阵，无人还击，他们将大门把上，接着一些士兵冲进大楼。我在屋中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不悦，既然放下武器还来这一手干什么？是下马威？
一个班长模样的解放军，后面跟着一个武装士兵，走到我们面前，很客气地说：“你们如果有武器，请缴出来，放在一个屋子！”
李润棠说：“缴了吧，大炮机关枪都缴了，手枪留着也没用。”我把勤务兵叫来，叫他把身上带的左轮缴了。我的五眼左轮和一个最小的五锋子小枪，是放在口袋里的自卫武器，也都拿出来了。想一想，这些枪多少年来没曾离开过我，于是我掉下了眼泪。失败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在院中把新七军辎重营营长于新民找来，我对他说：“听说辎重营营部缺一个少尉书记，我来顶他。我的名字叫吴国栋，有人问你就承认。如果有人追问就说我因为有病不到营部办公……”于新民都答应了。接着我又问了他营部人员及各连连长的名字。一一记下也是件麻烦事。
晚上，勤务兵杨成荣对我说：“明天到吉林，身上既没有红钱（指解放区的钱），也没有金子，得想个法子，不然到吉林花什么呀？”
他一提我想起来了，虽然身上有一个金戒指、两块手表和一块怀表，但都是纪念品，不能卖。平常家中没有积蓄，只有几两黄金在大马路金店存着，那是六十军的防区，过不去，有一些长春中央银行的本票，现在也成了废纸，只有在新七军防区内找办法了。我拿起笔给一个姓庄的朋友写了一个条子，杨成荣去了，拿回来五块银圆和一个金戒指。
晚饭吃的油炸饼，油太多了，我只吃了一张。我到大厨房一看，挤满了士兵，两大锅豆油滚开，许多人把做好了的白面饼放进锅里炸，一边炸，一边吃，一边骂：“有的是白面，有的是豆油，就是不发给弟兄，八路不来，这些东西不用说吃，老子看也看不见哪。”
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这不是吃是糟蹋。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七军谍报队的队副，后来是组长。这个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点，新七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关梦龄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100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5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五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七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一个人在院中徘徊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9点半钟。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解放团走。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路上遇着一个卖酱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卖肉的小贩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只好对那个小贩说：“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子，说是叫北大营。进院之后，按人数编队，坐在院里等着开饭。到过夜两点饭才煮好，苞米干饭、白菜土豆汤。一点也不好吃。吃饭时，我看见了李济才（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科长，后调充五十六师中校副官主任）、方学儒（东北剿总二处第三组组长）。李济才的那个日本下女现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怕我与他们说话，躲着我，其实我也怕他们招呼我。心想，我是个危险人物呀，都怕我牵连了他们。
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100人，10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从东西贵不贵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1000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很少有四十岁的。新一军的京剧团，新七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门站着战士，凡是请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团内只有几个干部，忙不过来，许多军官在大门口一挤就出去了。站岗的年轻战士阻拦不住。后来，根本也不请假了，秩序特别乱。
过了不久解放团成立一个小卖店，卖香烟、麻花、烧饼、花生米、鸡蛋、糖块……应有尽有。据说成立这个小卖店是为了便利投降人员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这个学校作了解放团，损失了很多用具，用小卖店的盈利作为将来补修的费用。担任售货员的都是小学校的男女教员。
解放团内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属。有眷属的尉官住在一个大屋子，一个家眷一块地方。这些眷属们不断的吵闹、打架、女人埋怨男人：“我说不来吉林，你说到吉林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住没住的地方，站没站的地方，这成了讨饭的。放好日子你不叫我过，叫我跟你受这个罪，你真害人哪！”
“我早就叫你到沈阳，你不去；我要到沈阳工作你也不愿意，就舍不得长春。都是你这个倒霉的娘儿们，把我给坑了，你还埋怨我。”
接着就是打、骂、哭、闹，这样的事晚上特别多，吵的各屋不能安睡，解放团干部对这样的事也无可奈何，不知劝男的还是劝女的。
没有家眷的排连长，到街上买一只鸡、买一斤肉，没有锅，便把头上的钢盔翻过来当锅用。炖鸡炖肉，喝上半斤白酒，酒话就来了。
“当了半辈子军人，从来没叫人缴过械，这回可好，一枪没放，什么也没看见，全给人家了。真丢人！好歹打几枪，再缴械也是那么个意思，心中难过呀。”
“难过啥？凭这一块，到哪不是当兵？共产党不要咱，咱回家种地。”
10月20日，早晨起床，我到厕所去，无意中遇见了好几个熟人。
“督察长也到这来了？”
“我现在改名吴国栋了，是新七军辎重营的少尉书记，告诉别的朋友，别叫督察长了。”
“好了，好了。”
这样的事一天发生了七八次，我心想糟了，知道的人多了。
晚上，我把陈震寰、李继先、苗可成等人叫到院子，他们都是我从沈阳带到长春的，是可靠的部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必须尽早作决定。你们没有关系，我要马上离开吉林。你们明天早饭后出去，找社会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到饭馆、车站找小贩，打听好到沈阳的火车要不要路条？我先到沈阳再转到北京。”我接着指示他们，“吉林有多少部队？警察对户口查的严不严？报户口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要打听清楚，在可能内收集一切情况，做到对环境了如指掌。”
陈震寰说：“昨天到街上遇见警备司令部一个参谋，原来他在长春，我与他是朋友。明天我找他想办法。”
晚饭后，来了一个矮个的干部，不知什么职务，穿着布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