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承俊
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狗年月》以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成为一部颇堪玩味、值得仔细阅读的书。这部发表于一九六三年的作品所描绘的维斯瓦河入海口是作者的诞生地但泽…朗富尔地区。但泽在二战前为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隶属德国。作者在故乡的文科中学接受教育。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他曾任防空助手，以后当兵上了前线，一九四五年受伤，被俘后关进了战俘营。一九四六年五月获释后，格拉斯曾做过农业工，下过钾盐矿，当过爵士乐手，后来又在美术学院深造，研习雕刻艺术。这些经历为作者创作《狗年月》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作品所展现的是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德国的社会风貌。昔日德意志国内的风云变幻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希特勒上台，法西斯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分裂，西德的经济奇迹，在作品中都得到了形象的表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在作品中的表现往往既含蓄又幽默。俏皮风趣的语言和轻松自如的笔调所包容的是历史的凝重。
但泽附近的布勒森海滨木板小桥旗杆上的十二面旗帜，作为政坛风云的睛雨表，颇具象征意义。最初，这里只有四面千字旗，八面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市旗，但不久，便有了六面囗字旗。作者虽然并未直接描写法西斯的猖撅，但是旗杆上旗帜的变化，却分明在向人们诉说德国政局的动荡。
对于发生在集中营里的暴行，作者并未作具体描述，而对于皇帝港高炮连旁边的白骨山却不惜笔墨，采用由远及近的方法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人们先闻到它的气味，然后才看到这座“位于……铁丝网后面，在一个砖红色工厂前”的白色山丘。“没有人谈到白骨山，可是大家都看到它，闻到它的气味……”白骨山上覆盖着的烟尘，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白天闲置不用、夜里忙个不停的簸动运输机和倾斜式运货车，以及灵活移动的乌鸦群，使白骨山笼罩着阴森恐怖的神秘气氛。白骨山之谜，只是在图拉这个半大女孩亲自从白骨山上取回人的头盖骨之后才算揭穿。原来，白骨山上堆积的全是人骨头，而且这些骨头都是从施图特霍夫运来的。
施图特霍夫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规模巨大的集中营。中学教师布鲁尼斯就关在那里。这位刚过五旬的参议教师，因为在人们歌唱法西斯时不仅不加入大合唱，反而“露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情”，因为他在希特勒生日时不挂于字旗，因为他克扣给学生定量发放的维生素药片，被送进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布鲁尼斯在集中营里还活着时，他的养女燕妮就已穿上了黑色丧服。燕妮这一举动既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也是一种信号，它预示着参议教师终将被折磨致死的悲惨命运。不难看出，存在于布鲁尼斯被捕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白骨山之间的那条黑线就是法西斯暴政。这种含蓄的描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给读者留下了进一步去联想和思考的余地。
《狗年月》在揭露法西斯折磨和毁灭无辜者肉体的同时，着重表现了它对于人们心灵的毒害和摧残。瓦尔特·马特恩就是这样一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受害者。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他既是赤色组织“红鹰”的成员，甚至还是共产党员，但是又参加过冲锋队，当过兵，上过前线。他既散发革命的传单，又参与冲锋队追捕革命者、迫害无辜者的行动。他曾经因为“侮辱元首”在什未林剧院被解雇，因为反对法西斯在杜塞尔多夫警察局拘留室里被打断肋骨，因为“瓦解士气”在皇帝港高炮连从上士降为士兵，被送去惩罚营扫雷。他既有过辉煌，也有过耻辱。他灵魂中的阴暗面在同歃血为盟的好友埃迪·阿姆泽尔的关系中暴露无遗。
马特恩同阿姆泽尔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异乎寻常。最初，马特恩对阿姆泽尔拳脚交加，后来居然成了他的保护者，再往后，两人结成敌血为盟的莫逆之交。在阿姆泽尔制作稻草人时，马特恩自愿为他承担运输材料和成品的工作。当阿姆泽尔对棒球运动心存恐惧之时，马特恩千方百计地为他解围。而阿姆泽尔也在租赁的别墅里为好友提供食宿方便。尽管如此，在九个蒙面人袭击阿姆泽尔时，马特恩并不手软。作为冲锋队队员，他揍起自己唯一的朋友来比别人更凶、更狠，直打得阿姆泽尔血流满地，牙齿脱落。在这里，冲锋队队员的身份使他灵魂中兽性的一面恶性膨胀，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他离开冲锋队（一年后因偷窃被除名）后，他泯灭的人性才又开始复苏。对于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他讳莫如深。若干年后，当黄金小嘴（即昔日的阿姆泽尔）同他探讨自己沙哑症的起因时，对这段往事他始终守口如瓶。战后，他带着黑色牧羊犬普鲁托四处游荡，在德国各地寻求报复，清算法西斯的罪行。为了进行“非纳粹化”，他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让昔日仇敌的女眷染上淋病。可是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他却三缄其口。作者并未过多地直接描写他的内心活动，而只是采取客观的态度，将他的举止言行和盘托出。细心的读者在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马特恩内心世界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失而复得的小折刀作为马特恩与阿姆泽尔友谊的标志，再一次被马特恩抛进了河里。如果说少年时代是因为找不到石头子儿，而把小折刀扔进维斯瓦河，那么这一次，毫无理由地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小折刀扔进东、西柏林之间的“堡垒运河”，就只能理解为：马特恩要斩断同昔日的阿姆泽尔的任何关系，只愿同现在的黄金小嘴联系。换句话说，他要同“过去”决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昔日的一切留下的都是痛苦的回忆。
在德国境内，法西斯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和摧残随处可见。这种精神受害者的人数远远超过肉体受到残害者。正因为受害的范围更广、更深，所以，展示这种影响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木工师傅弗里德里希·利贝瑙的黑牧羊犬哈拉斯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条名不见经传的牧羊犬配种产下的“亲王”，在希特勒四十六周岁诞辰时被纳粹省党部作为生日贺礼献给了希特勒，得到总理府回信和希特勒亲笔签名的照片。自此以后，这条普通的看家犬便突然之间飞黄腾达起来。凭借着看家犬的光环，狗主人、狗主人的亲戚、狗主人的邻居和狗主人的木工伙计都先后加入了纳粹党；狗主人的儿子在学校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同学们都以此为骄傲，“因为这对于我们班级、我们学校和我们美丽的城市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学生们在教师带领下去狗舍参观，了解狗的谱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的少年队队旗以哈拉斯的名字命名；各路记者和摄影师从全国各地赶来采访；甚至连一些宗教报刊和专业杂志也都纷纷派出人员，前往考察。有关哈拉斯的事情被连篇累牍地恣意渲染，频频见报；哈拉斯的照片在国内外报刊上多次出现；就连狗主人的谈话也成为至理名言，经常作为图片标题被人们引用。由于新闻界的大肆鼓噪，一时间真可以说是“狗名远扬”。
在这部以《狗年月》为书名的作品中，狗占据着重要位置。书中虽然对佩尔昆森塔哈拉斯“亲王”（又名普鲁托）这四代狗都有详细描述，但是，真正能够举足轻重的却只有哈拉斯和“亲王”，尤其是“亲王”，因为只有它才同法西斯的命运紧紧相连，甚至成为独裁者的宠物。正因为法西斯同狗结合，主宰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以才会演出那一幕幕的悲剧和闹剧。
但是，哈拉斯毕竟是因外之狗，它的辉煌只不过是“亲王”光环的余辉而已。因此，对于它的宣传虽然也有官方授意，但毕竟还是局限于舆论工具造造声势罢了。“亲王”则不然，它在给希特勒祝寿时外逃，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它的外逃不仅成为广播电台、报刊杂志谈论的中心，而且改变了希特勒的战略部署。在盟军和苏军步步逼近、柏林已经危在旦夕的紧急情况下，德军组建了“陷阱行动指挥部”和“元首爱犬搜索队”，将战略重点从防御盟军和苏军的进攻转移到对牧羊犬“亲王”进行的围、追、堵、截上面，并为此制定了专门的“陷阱行动”计划。至此，狗已成为法西斯保卫的中心。正如作者在谈到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时多次用上“狗年月”这个词一样，仔细分析起来，这一看似荒谬绝伦的逻辑倒并不荒谬，因为非理性作为狗与法西斯之间的共同点，把两者紧紧结合在一起。在这种非理性势力支配下，有什么荒唐事不会出现，有什么暴行不会发生呢？然而，真正可悲的不仅仅在于这些反常现象本身，更主要的是人们对待它的那种麻木不仁、随声附和甚至趋之若鹜的态度。战后企图实现“非纳粹化”的马特恩连遭败北，终被翁特拉特拳球队以进行所谓“东方的煽动性宣传”为由除名，再一次证明了这种非理性影响的根深蒂固。于是，“遗忘”便成了人们的行动准则。马特恩本人也试图用大橡皮擦去“过去”的举动，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小说中的主人公马特恩和阿姆泽尔是一对性格迥异的伙伴。阿姆泽尔因为有一半的犹太血统，遭人歧视，甚至连马特恩生气时也会骂他“犹太鬼”。由于他自幼体胖，人称“胖墩儿”，常遭人接。而马特恩则相反，他有曾经揭竿而起、后被处死的祖父和叔祖父，因此，血液中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反叛精神。他身强力壮，在体能和体育运动方面总是强者。然而，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马特恩与阿姆泽尔的性格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虚伪与真诚、愚拙与智慧、激进与冷静、刻板与幽默、耿耿于怀与宽以待人形成了两人性格的鲜明对比。
人称“咬牙人”的马特恩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