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内衣时，便发出像小猫似的呼噜声。自鸣得意的阿姆泽尔坐在狭小的缝纫机后面。难道这两者不是一码事？难道这两者就不能在这样出生、接受洗礼、接种牛痘、接受训练的情况下，表示一种绝无仅有的发展？他有时候用稀疏的针脚，然后又用很密的针脚，往粗黄麻布衬衣上缝着破布片，可怕的褐色，把它当做装饰品。可他也把袖章的红色和千字疯狂的恐惧弄得支离破碎。他衬上木棉和锯末里子。他在画报和年鉴上寻找，找到一些人的面孔，比如作家盖哈德·豪普特曼②的粒子很粗的照片，或者当年深受大众喜爱的一个演员简朴的黑白照，这个演员不是比尔格尔就是雅宁斯。他把施梅林和帕采利③、把公牛和苦行僧贴在褐色帽子的帽舌下面。他把国际联盟的高级专员变成了冲锋队队员勃兰德。他不怕按照旧的针脚在复制品上长时间地剪来剪去，不怕用索林根制造的剪刀进行鬼斧神工般的剪裁，直到席勒那线条分明的轮廓，或者年轻歌德那花花公子的脑袋，赋予这种动作的任何一个牺牲者——赫伯特·诺尔库斯或者霍斯特·韦塞尔以某种面貌时为止。阿姆泽尔在商讨，在寻思，在撮合。他赋予好几个世纪在冲锋队的帽子下面相互亲吻的机会。
①胜家公司，一译辛格公司，美国多种经营的制造商。胜家以其最早的产品缝纫机而闻名世界。
②盖哈德·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
③帕采利（1876～1958），1939年起为罗马教皇。1933年作为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签订了罗马教皇与纳粹政府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他把头从身材颀长、有孩子气、早早就自杀身亡的典范作品作者奥托·魏宁格的全身照片上——这张照片放在他的样本的第四页上——剪下来，让人在森克尔照相馆把剪下来的这部分放大，放大到同真人一样的尺寸，然后再慢慢加工，把它加工成“冲锋队员魏宁格”，但其结果却总不能令人满意。
埃迪·阿姆泽尔的自画像显得更滑稽。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斜面桌和胜家公司缝纫机之外，一面又高又窄、直至天花板的镜子——就像他在时装店和芭蕾舞学校里能够见到的那样——使阿姆泽尔的财产变得更加充实。他穿着自己剪裁的纳粹党员制服——在冲锋队制服中找不到一件他穿着合身的制服——坐在能够给予回答的镜子前，把他的全身像挂到一个光光的支架上，在这个支架的中心，就好像是在腹腔里面，有一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最后，真正的阿姆泽尔像菩萨似的，坐在裁缝的位子上，仔细察看这个虚构出来的、更为真实的纳粹党员阿姆泽尔。这个阿姆泽尔胖乎乎的，身穿粗黄麻布的褐色党员制服，目空一切地站立着。背带犹如回归线一般环绕在他身上。衣领上的等级标志把他变成了普通官员。一个猪尿泡线条分明、简单明快、涂上的黑色斑点隐约可见，犹如一幅画像似的，戴着官员的帽子。这时，在这个党员同志的腹腔中，那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开始工作。那条马裤站成了立正姿势。右边那个胀鼓鼓的橡皮手套猛地一抬，离开皮带扣子，像受人遥控似的，先是举到齐胸的高度，接着便举到齐肩的高度，最初是把手伸直，然后再形成一定的角度，致以党员的敬礼。在这之后，因为传动装置往下滑，所以这只手又慢条斯理地、一秒不差地回到皮带扣子的位置，接下来便老态龙钟地颤抖着堕入梦乡。埃迪·阿姆泽尔表现出对于自己新作的钟爱。他在狭窄的工作室镜子前模仿他那真人般大小的模仿者的敬礼，模仿这种“四重奏”。瓦尔特·马特恩站在镶木地板上，出现在阿姆泽尔面前，给他展示这个人物形象，而且在展示这一人物形象时又把自己当做影子显示一番。马特恩先是放声哈哈大笑，然后便十分尴尬地格格干笑。最后，他只好一言不发，一会儿望着稻草人，一会儿望着阿姆泽尔，一会儿望着镜子。他看到自己穿着便服，站在四个身着制服的人中间。这是一番促使他天生就能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景象。他一面把牙齿咬得直响，一面向阿姆泽尔暗示，他不是在开玩笑；阿姆泽尔不该顽固地坚持同一个题材；其实在冲锋队里，甚至在党内，有的是严肃认真、胸怀大志的人，有的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不仅仅有一些下流坯。
阿姆泽尔回答说，这正是他的艺术企图。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而是想用艺术手段，既制造出顶天立地的好汉，也制造出下流坯，鱼龙混杂，纵横交错，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接着，他便用事先已经做好的支架制作一个粗壮结实的好汉——冲锋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我们——图拉和我从夜晚漆黑的园子里，往灯火辉煌的、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工作室里偷看。我们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看见瓦尔特·马特恩身穿制服的复制品——那一片片血瘢还可以为“小锤公园”饭店的厅内大战作证——借助内置传动装置的作用，把拍成照片的面部的牙齿显露出来，让机械运动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尽管我们只是看见他咬牙齿，但只要看见瓦尔特·马特恩的牙齿，也就会听见这些牙齿在咬得格格作响。
图拉和我看见——
瓦尔特·马特恩不得不同他那个冲锋队中队一道，在冰天雪地的“五月草地”大型集会上执行封锁任务。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身穿制服的埃迪·阿姆泽尔。先是勒布萨克讲话，然后是格赖泽尔和福斯特尔讲话。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人们在持续不断地高呼“万岁”，纷纷扬扬的雪片飘进了高呼万岁者张开的嘴里。就连党员同志埃迪·阿姆泽尔也一面高呼着万岁，一面伸出嘴巴去咬那些经过挑选的大片雪花，一直到冲锋队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把他拉出人群，从泥泞的草地推到兴登堡大街。马特恩在那儿骂他。我们想，他马上就会揍他了。
图拉和我看见——
埃迪·阿姆泽尔身穿制服在朗富尔市场上为寒冬赈济募集捐款。他把储蓄盒摇得啪啪直响，对着人群讲一些小笑话，比真正的党员同志募得的迪特兴①还要多。我们想，要是现在马特恩到这里来，看到这种情景的话，那……
①迪特兴，二战结束前东普鲁士的货币单位，一迪特兴相当于十芬尼。
图拉和我——
我们使站在弗勒贝尔草地上、处于暴风雪中的埃迪·阿姆泽尔和殖民地农副产品经销商的儿子感到奇怪。我们坐在一辆停在弗勒贝尔草地上过冬的旧货车后面。阿姆泽尔和那个侏儒的剪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异常鲜明。再也找不到比这些影子更不同凡响的影子了，那个侏儒的影子把他的铁皮鼓影子竖起来，迎着飘飞的雪花。阿姆泽尔的影子弯着腰。两个影子都把耳朵贴在铁皮鼓上，仿佛他们在倾听这种声音，倾听十二月的雪花飘落在漆成白色的铁皮上的声音。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寂然无声的情景，所以我们也就静悄悄地呆下来，用冻红的耳朵倾听着。可是，我们只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却没有听见铁皮发出的响声。
图拉和我在期待着——
因为这时我们两家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正穿过奥利瓦森林，散一次步。我们望眼欲穿地等候着埃迪·阿姆泽尔。但是他在别的地方，而不在弗罗伊登塔夫。我们在那儿喝牛奶咖啡，坐在鹿角下吃土豆煎饼。在禁猎区内没有生出多少事来，因为天气寒冷时，猴子都呆在林务所的地下室里取暖。我们真不该带着哈拉斯。可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却说：“这条狗该有一个活动场地。”
弗罗伊登塔尔是一个备受青睐的游览地。我们乘二路车来到缔结和约路，在有红色花纹的树木之间横穿过树林之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林务所同禁猎区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管是山毛榉还是松树，我父亲作为木工师傅见不得成材的优质树木，一见到这些树木就非用立方米来衡量它们的可利用价值不可。而我母亲更看重自然，也就是说更看重这些树木，而不是装饰世界，所以她情绪不好，但这种心情先是随着土豆煎饼然后便随着牛奶咖啡一道消失殆尽了。从事酒菜馆行业的林务所租赁人卡明先生在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我母亲中间坐下来。只要有顾客来，他都要讲这个禁猎区的来历。这么一来，图拉和我已经是第十次地听他讲，措波特的一位名叫皮库里茨的先生赠送了一头野公牛。不过，他起初饲养的并不是这头野牛，而是车厢厂厂长捐赠的一对小赤鹿。后来又有了野猪和站鹿。那个人捐赠了一只猴子，这个人捐赠了两只猴子。林场顾问尼古拉很关心狐狸和海狸。一位加拿大领事提供了这两只烷熊。那么那些浪呢？谁有狼？那些后来逃出去、咬死一个采浆果的孩子、被人击毙并上了报纸的狼呢？谁有狼？
还没有等到卡明先生能透露那个秘密，是布雷斯劳动物园把这两只狼赠送给弗罗伊登塔夫禁猎区，我们同哈拉斯已经到了外面。我们从杰克，即那头野公牛身边走过。我们绕过结上冰的池塘，看见野猪食用的栗子和栎果，听到狐狸短暂的狂叫。狼笼外面装上了栅栏。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片刻不停地走来走去，步子比哈拉斯跨得更大。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的前胸不是那么发达。它们没有受过训练的眉心，两眼歪斜，显得更小，更容易受到保护。同哈拉斯相比，它们的头总的说来显得更敦实，它们的躯干像圆桶，一直到背部前面隆起的部分都比哈拉斯更低，身上的毛不长不短，长得浓密，呈浅灰色，接近黄色茸毛的地方呈乌黑色。哈拉斯在声嘶力竭地哀鸣。两只狼在不停地小跑着。有朝一日管理员会忘记将栅栏……雪花成片成片地从冷杉树上飘落下来。有片刻工夫，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放慢了步子。六只眼睛在闪动，六片上唇在颤动。它们皱了三次鼻梁，从利齿之间喘了一口气。两只灰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