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你不愿意我离开你，那我就留在你身边；可是如果你觉得哈泽洛夫先生的话有道理，那我就走。”
这时，我便援引那个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去的人的话：“哼，我敢打赌，要是布鲁尼斯爸爸在这儿的话，他也会同我一样说：到柏林去吧！对你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在埃尔森大街，燕妮对于这一次邀她去看电影表示感谢。我匆匆忙忙地干吻了她一下。她最后那句话仍然是：“现在我可是有点累了，另外，还得做明天的英语作业。”
我感到高兴的是她不想把我带进参议教师那个空荡荡的住宅去。在装满已经分门别类的云母石的箱子之间，在未经煮沸消毒的烟斗之间，我会拿她怎么办？又会怎样对付头脑中那些对燕妮一无所求、对图拉却要求甚多的愿望呢？
亲爱的表妹：
后来，在复活节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与此同时，你开始同从前线归来的度假者干起傻事来，不过没有生孩子。后来，过了复活节后不久，有了空袭警报；不过炸弹并没有落在我们那儿。五月初，哈泽洛夫来接燕妮。
他坐在一辆黑色奔驰车里，坐在司机后面，把车开到屋子门前，下了车。他瘦长、机灵，举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过于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纹的大衣。他搓着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着股票房的正面，敲着我们的房门，每一层楼都敲。我从窗帘后面露出半个脸来，然后退回屋里，一直退到地毯边缘。我母亲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个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刚来时，我第一个看到他。这个人把牙齿朝我扔过来，扔进榛子树丛中。这个人在新生后不久就坐着火车走了。这个人开始抽烟，而且现在仍然抽，戴着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齿放在小皮夹子里。这个人走的时候瘪着个嘴，他回来时满口金牙。他笑着，顺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着，走着，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街道两旁的房子，看见偶数和奇数的房号，看见够吐一口唾沫那么宽的屋前花园，看见三色堇。他对一切都看不够，常常沉湎于欢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户显示他那满口金牙的哈泽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发出没有声响的笑声，仿佛在这个鸡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们的埃尔森大街之外就没有展示牙齿的更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这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我们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位于过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从我们窗帘后面走出来的那两个五短身材的人用四只手相互问候，好像他们在庆祝重逢似的。司机在奔驰车旁活动腿脚，他什么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户都是包厢。那些总长不大的调皮鬼围绕着这次重逢形成了一个圈子。我和檐沟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来了，挽着钢琴家的胳臂，穿过那些还在长个子的调皮鬼围成的圈子，把钢琴家推进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给他撑开门，也不瞧瞧后面便跟着他进了门。
燕妮把她那两口箱子收拾好了，因为在这儿呆的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她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一道离开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丧服走了。她手指上戴着安古斯特里，却并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垫项链；那串项链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间，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把那两口箱子交给了司机。那些调皮鬼在说黑色奔驰车上那个矮人的坏话。燕妮犹豫不决地站着。司机脱帽致敬。哈泽洛夫想轻轻地把燕妮推到汽车后座上去。他把大衣领子高高竖起，不再向埃尔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着急。可是燕妮还不想上车，她指着我们的窗帘，在伊姆布斯和哈泽洛夫还没来得及拦住她时，她就已经走进了我们那栋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亲都做。我在窗前对我母亲说：“响门铃时千万别开门。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门铃响了四次。我们的门铃安的不是按钮，而是一个旋钮。我们的旋钮门铃不只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它还格格地响了四次，但我母亲和我并未离开窗前的坐位。
我们的门铃重复了四次的响声将永远索绕在我耳际。
“现在她走了。”我母亲说，可我却凝视着我们饭厅里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满师考试试件。
就连那部疾驶而去、越来越小的汽车隆隆的马达声也留在了我的耳朵里，并且很可能会继续留在那里。
亲爱的图拉表妹：
一星期之后，从柏林寄来了一封信；这是燕妮用她的自来水笔写的。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兴，仿佛这是图拉给我写的，而且是亲笔信。可是图拉却给一个水兵写信，而且是亲笔信。我拿着燕妮的信四处跑来跑去，给所有的人讲，我的女朋友从柏林给我写信来了，讲燕妮·布鲁尼斯，或者她新近给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里，因为那位哈泽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练，以及内罗达夫人——主管昔日的“快乐带来力量芭蕾舞团”，即现在的德国芭蕾舞团的一位国家顾问，都劝她取一个艺名。训练已经开始，甚至还排练按照德国古代音乐编排的四对舞。内罗达夫人其实是英国人，是她发掘出了这种音乐。另外，这位内罗达还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当她要外出、要进城或者要出席一个正式的招待会时，她就穿一件价格昂贵的皮大衣，但里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训练时穿的针织紧身衣。不过，她买得起这种紧身衣。她有一条狗，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有些人认为她是一个间谍。但是，我可不相信有这种事，我的朋友也不相信。”
隔不了几天，我就给燕妮写了一串满纸陈词滥调和直抒心愿的情书。每一封信我都得写两次，因为在第一稿中粗心大意之处比比皆是。我过于频繁地写道：“相信我吧，图拉！”我写着，“图拉，为什么？今天早晨，图拉。要是你愿意，图拉。我喜欢你，图拉。我梦见了图拉。梦见图拉把东西吃光了，图拉粘住了，图拉谈恋爱，图拉生一个孩子。”
燕妮用纤巧、工整的笔迹准时给我回信。她让信纸的边缘都空着，在两页蓝色信纸的正反两面整整齐齐写满了对我那些建议的回复和对她那个环境的描述。对于我要图拉做的事情，燕妮全都答应，只是生孩子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这也是为了我——每个人都得先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作出点成绩来，她是在舞台上，而我则是作为历史学家，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她写到内罗达时说，这位不寻常的夫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芭蕾舞图书馆，甚至有伟大的诺维尔①的一份原始手稿。她说哈泽洛夫先生是一个尽管有时候也可笑但脸色却有点阴沉的怪人。每当他那严格异常却又是构思奇特的训练一结束，这个人便会在地下室他的工作室中制作一些希奇古怪的与人相似的机器。燕妮写道：“其实他也并非死抱着古典芭蕾不放，因为往往在训练时，但凡有什么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会用不堪入耳的话讽刺挖苦，嚷道：‘明天我要把所有这些玩偶都给辞了。他们该把你们塞到弹药厂去。要是你们不能像我的机器那样做上哪怕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旋转动作，你们的榴弹就会旋转！’他断言，他那些放在地下室里的假人呈现出一种姿态，一种虔诚、优美的姿态，他的假人总是外八字脚，过不久他就会把他的一个假人放到最前面，放到把杆前，到那时你们会妒忌得脸色发白，才明白古典芭蕾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些小胖子和小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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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维尔（1727～1810），法国舞蹈家、舞蹈编导和理论家。以其《舞蹈和舞剧书信集》和“情节芭蕾”引起了芭蕾舞创作中的几次突破性的变革。
哈泽洛夫先生就是这样称呼那些男女舞蹈演员的。在燕妮最近给我寄到埃尔森大街来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信末附言中有关于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在那里用铅笔画着一个人物草图。她站在把杆前，给那些小胖子和小丫头示范一个符合规定的手臂姿态。
燕妮写道：“人们很难相信会有这种事，我从那些机器人——顺便说一句，他们既不是小胖子，也不是小丫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现在有了真正的芭蕾舞脚背。我感到伸展手臂时的轨道——拉娜夫人忽略了这一点——非常清晰。在我走路和站着时，无论是擦鞋还是拿起一杯牛奶，往往都在空中留下一道轨迹。甚至就连我打哈欠时——因为晚上我们大家都累得要命——我把手一拿到嘴前，就注意到这道轨迹。可是现在我想结束这封信了。在我入睡时，我会非常非常地爱你，明天早上醒来时也是这样。请你看书别看得太久了，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永远爱你的燕妮。”
亲爱的图拉：
我试图用这样一封燕妮的书信架起一座桥梁，一座通向你的桥梁。在我们出租房屋的楼梯间，我们相互之间并不回避，我不用防止那种习以为常的面红耳赤：“瞧瞧吧，燕妮又给我写了信来。你感兴趣吗？她相当可笑地写到爱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要是你想笑一笑，那就一定得看看她胡诌些什么东西。就像那枚戒指那样，她现在名叫安古斯特里。她很快就要随剧团去外地巡回演出。”
我把这封拆开的信像某种无关紧要、有点好玩的东西那样递给她。图拉用一只手指敲点着这张纸说：“你终究还得考虑考虑别的事情吧。不要老是胡说八道，说那些狗屎芭蕾。”
图拉披着芥子般的褐色头发，一缕一缕地下垂齐肩。普茨希那个水兵为她慷慨付账的电烫头发仍然依稀可见。在左眼上方垂着一绺头发。她在鄙夷不屑地猛吐一口气的同时，用一种机械性的动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