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镇- 第16部分

　　桑叶的消失，使李欣先前的风流变成了颓废。这颓废竟使他同李月娥发生了纠葛。　

　　李月娥跟一首名歌《养猪模范李月娥》里的主人公同名，但她不是养猪模范，倘若让她杀猪，她倒有可能成为模范。　

　　李月娥不是本县人，据说是一个偏远山区县的回乡知青，后来同一个已经有妻室的人生了一个女儿。那人在县上有些权力，为了把事情遮掩过去，便托本县的一个同样有权力的人把她安排到镇上做临时工。她一个人带着个女儿在镇上过，正张了网要捉一个人去填空的，李欣自己一头撞了进去。他父亲在小镇粮管所做事，休息日子和逢年过节他常回到小镇来。不知怎样让李月娥缠上了，竟有了身孕。李月娥比他整整大七岁，还拖着油瓶，婚姻的事，做梦也不该想。　

　　哪里晓得李月娥却是怀了雄心壮志的。县革委干事既入了她的彀中，她也就志在必得。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没有结果，她便公然在大街上拦阻他，并豪迈宣布他们之间感天动地的已经有了结晶的伟大爱情。“伟大”云云，原是李欣的语言。床第之间，快活的时候，他曾对她戏言：燕妮比马克思也正好整整大七岁的。他在师范学的那点文化大都用在这上头了。　

　　李欣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惶惶如被当众拿获的窃贼。李月娥极柔媚却极有暗劲地拖住他的一只胳臂，让他当街发布要娶她的宣言。他真希望此刻天塌地陷，却又不得不支吾其词，以求脱身。回去便立即废了刚才的承诺——他本来也没有打算实行的承诺。　

　　李月娥却是守信义的。到了李欣那天当街答应的日子，她租了单位里的一辆烂吉普车，自己用红绸子扎了朵大红花挂车头上，带上嫁妆（也就是随身的几件行李）奔赴李欣的家。　

　　虽然这婚姻很难说怎样美满，但李月娥把一切的礼行仪式还是操持得一样周到。送亲的、挑鱼肉酒坛的、抬脚盆马桶的、吹喇叭的、放炮仗的，应有尽有。最具幽默意味的是哭嫁。哭不仅是表示惜别，表示难以割舍，更重要的是表示女儿的身价。娘家人哭得越厉害，女儿就越有面子，好比是离了豪门大宅。然而这却成了一种职业，是有人专司其事的。两个女人，一个做娘的角色，一个做女儿的角色，隔一阵子就来一段母女对唱。自然是哭腔哭调，却没有眼泪，只是对哭声的模仿。唱词更让人莫名其妙：　

　　母：前边火把熠熠起，　

　　后边火把熠熠光，　

　　中间扛个臭瘟丧。　

　　女：前边火把熠熠起，　

　　后边火把熠熠光，　

　　中间扛个秀才娘。　

　　母：前边敬天地，　

　　后边火烧书。　

　　女：前边敬天地，　

　　后边树华堂。　

　　母：三朝死公婆，　

　　满月死丈夫。　

　　女：三朝公婆做生日，　

　　满月丈夫中状元。　

　　送亲队伍到了院门口，门闭着，李月娥便让司机猛按喇叭，以示鸣炮，仿佛当年奉行炮舰政策进攻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的西洋强盗。哭嫁的随着吹吹打打的反响，哭得更其热闹。　

　　镇上几出得门来的人都出来围观。他们议论的是哭嫁，心里却是对李欣的幸灾乐祸。　

　　李月娥是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县革委干事一家只好妥协投降，开门揖盗。　

　　后来这家人的日子是可以想象的。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李欣娘老子请求法律的救援，解脱这桩要命的婚姻。　

　　李月娥坚强不屈。法庭调查期间，她扬言要以老鼠药与县委干事一家同归于尽。吓得他们除了单位的饭菜茶水，家里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皆不敢入口。她又威胁法庭，谁敢承办这桩离婚案，她便跟谁全家拚命。法庭传唤，她坚不到庭，一连几天闭门不出，一声不响地实行绝食抗议。法庭怕她真的寻了短见，便派人前去窥探。她住的那间房子窗户都挂了窗帘，只有房门插头被她忽视了。前去窥探的人用板凳垫脚往里看去，她正很悠哉地在床上躺着，瓜皮果壳糕饼盒子弃了一地。一发现房门插头上的人脸，她便一跃而起，大喊“捉拿流氓”。　

　　一时间，举县无人敢近。县革委干事李欣一家只好举家逃亡，另择他居，任她鸠占鹊巢。　

　
　
　　　　　　　　　　　　　　　　　　　　　　　　　　　　　　　　　将军镇　　　　　　　　　　　　　　　　　　　第七章　洪艺兵　



一


　　副镇长老杨在镇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难过。沉吟了好久，说：　

　　“我去同镇文化站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小丁到镇文化站做“费用工”，也就是从文化站的事业经费里给临时雇用打杂的人支付一点劳务费。费用工不在编制里，一般也不允许长年固定。老杨说，先做了再说吧，以后慢慢设法。镇文化站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叫洪艺兵。小丁后来听说这名字是“文革”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鸣。改成这样，是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意思。洪艺兵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他一旦见到人，就永远是点头哈腰微笑。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使从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身边走过，他也无一例外地点头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永远是无比荣幸地点头哈腰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对的，是是是，对对对……”有时候别人向他问路，或打听什么事，他也这样点头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别人就以为他在敷衍，难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马上就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恨自己耽误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让对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动开口说话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便往往是检讨。检讨又往往过分。比如，写字的时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会连连说：“该死，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类似的话要说上半天，声咽气绝的样子，说得很悲惨，文化站从领导到群众以至半条镇街人人都听到，听烦了，反倒来劝他，安慰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决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请他千万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他于是才逐渐平静下来，别人也于是安生。洪艺兵从烧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什么都做。他做得尽心尽力，又能干，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他。那两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语录牌，画领袖像。一个小小的镇子，街头巷尾，凡是能写字画画的地方，都留有洪艺兵的手笔。即便这样，洪艺兵也只是个临时工，不能转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是本县人，老屋在山里，解放前是个大户，在镇上开得有店铺，所以能送她到镇上念初中。有一回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把学生带到高镇子几十里路外的城里，她就在那一回跟城里的一个什么人跑了，一去没有音讯，到土改时候，带了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回来，说是她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就再没有二话交待。那时候，她老子在乡下已经划了大地主（兼工商业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抚养儿子成人。这“儿子”便是后来的洪艺兵。然而关于他老子，镇上是有传闻的，说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抛下了洪艺兵母子。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没有经过认真查实。总之洪艺兵的来历很复杂。　

　　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　

　　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文革”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　



二


　　当时，负责组建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是徐光荣。他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所以他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洪艺兵最后终于参加“宣传队”，就是他拍板决定的。他在镇革委表态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他对洪艺兵说：你好好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洪艺兵调进宣传队之后，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洗，他脸上也会毫无难色地接过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极其认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确而热情地工作着，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上的杠杆。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个地方，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接着是七手八脚的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了，发现上一场已经演完，赶紧去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