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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无法晓得行家对他的书法艺术有另外的说法。桥造好了，剪彩的时候，县里来了一些人，其中有县文化馆那位傲气十足的画师。看了那几个字，牙痛似地蹙紧了眉毛，说：“这又是哪个庸官在附庸风雅，恶俗！”
恶俗的不只是那几个字。桥造得极粗蛮，跟“虹”一点不沾边。桥底下的水刚刚漫过脚背，又哪里会有“波”。题辞很浪漫，放在这上头却了无诗意。那桥除了证明一种想要改天换地的愿望，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只是给小镇的发展留下了一个有些喜剧意味的话题。
胡月兰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生儿子。
四月里她去插秧。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还没有到断雪的日子，正赶上寒潮，田里的水冷得彻骨。她跳到田里，泥水浸到膝盖头，她一下忘了形（她一做事就忘形），忘记自己有五个多月的身孕，结果流了产。一团模糊血肉里，分辨出是个带把的。一下哭起来，哭得噎了气。先前别人只是见她笑，没有见过她哭。一哭就哭得这么狠。
从此她也就特别警惕。一晓得怀了第二胎，就再也不离镇政府院子一步。依然是瞌园大，只是不会到会上睡，在家里睡。三天两头上镇医院，让医生决定是不是采取保胎措施。弄得那个有些名气的妇科大夫很头痛。说了多少遍“只管放心”，镇长只是不放心，那个第二胎不产下来，她就莫想过安生日子。妇科大夫因此恨自己多嘴多舌，当初就是她好心好意关照镇长以后千万小心，怀了孕要经常检查，搞成习惯性流产就麻烦了。没有想到，把镇长吓成神经质。
第二胎顺利生产，却是个女的。胡月兰又哭一场——他男人是个独崽，而这时上面来了文件：提倡生一个。
女儿刚脱奶，她怀了第三胎。肚子日益膨胀，被人觉察。镇党委、县委都来给她做工作，她却铁了心，听任肚子继续膨胀。说是决不能做对不起男人的事。她娘就是因为没给她老子生儿子，认了一辈子不是。这样的话从一个共产党员、镇长口里说出来，无疑就严重。她于是在党内受到警告处分，镇长自然不能再当。调回李八碗畜牧良种站（那个良种站现在归县农业局管理，可以进国家干部）。
走的时候，她好像还很开心。一出镇街，到了李八碗的地面，她就执下鞋袜，放了赤脚。
大热天，刚打过风暴，满世界湿漉漉的。看不到头的田扳绿得透明，上面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白烟。没有一点杂色的天上，悬着虹。平荡荡的沙土地，赤脚板子一踩一汪水。脚板痒索索的，一直痒到心尖尖子里。“真好过，就跟……一样。”胡月兰体味着，忽然“格格”笑起来，用手拐撞了一下来接她的男人。
他男人驮着女儿，一直门声不响地走着，总是忍不住不时瞟一眼她那个豪迈凸起的肚子。斜阳在上面照出灿烂的金黄色，像一座明亮的山坡。他叹了口气。
将军镇 第十六章 谢真
一
谢真很严肃。过了这么多年，她整个的精神气质好像一点没有变。只是脸黄了些，松弛了些，一旦牵动，满是括弧。 她本是有可能先于胡月兰成为第二个女镇长的。 李芙蓉当镇长的时候，创造了许多经验，不可能回回都由记者来总结。她没有读完高小，镇上干部的文墨也都有限，但是，镇上的工作总结，给上级的汇报材料，文字都很顺很出色，一点不比上级机关那些专门搞秘书工作的人写得差。这得力于谢真。 谢真是“文革”前下乡的那类知识青年，一九六五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踏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的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是镇上的”五朵金花”之一，又文文静静，只是有些冷，有些高不可攀的样子。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这中间，跟一个县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结了婚。由于两家出身都有些问题，技术员往回调的时候颇费周折。后来为把谢真转成城镇户口，更是碰得焦头烂额，终于没有办成。那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员深感行路难，精疲力竭，很是苍凉。结婚多年，谢真又没有生育，技术员最后提出分手，说完泪流满面。谢真相反没有流一滴眼泪，答应了。一九七三年大学报考，她看见报上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上大学，便跑去应试。她高中功课是自学的。在考场上，却被来招生的监考老师看中，事后便向当地文教部门指名要她。结果是被质之是否同谢真有私情，什么阶级立场云云，带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工作鉴定狼狈走路了事。一九七七年，谢真再试，成功了，却因为年龄偏大，被刷到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毕业分到县农业局（那位技术员仍在，已再婚，悔之晚矣），不久，局里把她列为第二梯队人选。县里（已经重换了一班人马，李芙蓉去县人大当了主任）却有了更大胆的设想，将她从农业局调出，先放到基层工作一段，再提到县级领导岗位任职。因为谢真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任女镇长。 对于谢真，这是二度青春。过去的经历不太顺，她够得上许多时髦小说描写的所谓“强者”。然而，那些努力，都只是为的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她设想过有一天要对许多人的命运负起责任。 不过，她并不觉得太意外，一如对待已经出现过的许多变故。她很平静地去上了任。 镇上比先前多少有了变化。她的前任是个“土改”出身的干部，在镇上资格自然是老的，又很有些励精图治的雄心，在任上几年，继续拓展胡月兰的蓝图，把镇政府一幢二层的旧楼房重新油漆粉刷了一遍，连外墙面也用红粉遮了一遍，再用白粉勾了墙缝，整饰得如洞房一般；最卓著的德政是卖他的老面子为镇机关搞到一辆北京吉普。有了这辆吉普，一镇之首才真正成为一镇之首。上城开会，下乡检查，再也不用挤车跑路。镇上好几位负责同志的老屋就在本镇乡间，用一辆车载回去，同满头尘土臭汗的走回去相比，外观气派，内心感受，便都大不一样了。 谢真上任，镇上自然用吉普去接。谢真上了车，却说：“这一回我就领情了，下一次，这样的事不好再用车的。” 车上的几个人，副镇长、秘书，连司机都笑了，笑得很认真，也很丰富。秘书是个爱好文学的，晓得许多中外文学名人的轶事。他给副镇长、司机各递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缭绕间，说了一个关于烟的故事：有人问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世界上什么事最容易办，马氏一点不迟疑地回答说：“戒烟。我已经戒了一千次。”几个抽烟的于是又笑。 谢真不笑，她扭着脸看着车窗外面，好像没有听见。 到镇上以后，她再也没有用过这辆吉普。起先大家都只是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她，每回她要出去，照旧把车开到院子里等她。每回，她都径自从车边上绕过去。 大家于是纷纷提醒镇长注意身体，不要太辛苦。有一回她坐上自行车出了院子，人们又让吉普追上去，一直跟到她跳下自行车，发了脾气： “你们不是爱惜我，是爱惜你们自己。” 大家自然就极尴尬。 “未必吧，也是为了工作方便么。”秘书勇敢地说着，拿出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登着这样一篇小说，说是一个县委机关买了一辆小车，因为代表旧观念的几个领导反对用，结果影响了这个县的现代化。 谢真把手提到胸前挡住杂志：“我还想坐在电视机面前喊人做事呢。” 本来她可以作些解释：大多数农户还在用牛耕田，镇下面村与村之间还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公路，上县上省有火车，便当得多，也快得多……等等。但是她不，她不说话则已，一说就极刮毒，让人受不住。 女人的心又窄，不能容事容人。她在李八碗插队的时候，现在的副镇长起先是文书，后来升为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