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受了他的影响，这倒是大事。”
爷爷在国民党政权中作过什么官？不详。他要么是作过很大的官，大到解放军来了也不杀他，杀了反而影响不好；要么就是官职太小，小到不足为患，小到属于团结教育之列。但据其信中“退隐归耕”一节推断，他也可能是起义人员，并在新政权中应邀占一个体面而闲适的职位。
叔叔却是共产党的人，一个老党员，我们常说的老革命。但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勿宁说是个概念。在我从少年直至青年的心目中，他曾是一个肃穆、高贵的概念，崇敬之心赖以牵动的偶像，他高高大大不苟言笑坐落在一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里。然后不知何时，我记得我一如既往地仰望他，他却从那片概念里消失掉，我未及多想，又见他从那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若使他从一个概念中活脱出来，他就不见得还是他，不见得单纯是Z的叔叔了，我眼前便立刻出现好几个人的形象，并且牵系着很多人支离破碎的故事。截止到我想把Z的叔叔写进这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都还在，他们都还活着，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变动着心绪和情感，以不同的方式度着晚年。他们当中的一个，随便谁，都让我想起并且决定写下Z的叔叔。他们当中的故事，随便谁的故事，都可能是Z的叔叔的以往或继续。
Z的叔叔高中没毕业便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那年他十八、九岁，正逢学潮，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是一方学生的领袖，学潮闹了五、六个星期，闹到他被开除学籍，闹到他与Z的爷爷同时宣布废除他们的父子关系，闹到官府出动警察镇压并通辑捉拿几个闹事的头头儿。通辑捉拿的名单上有Z的叔叔。一天他半夜偷偷回到家，在哥哥（z的父亲）协助下隔窗看了一眼病势垂危的母亲，之后，哥哥想办法给他弄了些钱，瞒着家里所有的人送他走了。“你，想到哪儿去呢？”“找共产党。”“他们在哪儿你能知道？”“哪儿都有。哥哥咱们一起走吧，你那些报纸那些新闻不过是帮他们欺骗民众罢了。”哥哥再次阐明了自己一个报人的神圣职责和独立立场，兄弟俩于是在午夜的星光下久久相对无言，继而在夜鸟偶尔的啼鸣中手足情深地惜惜而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这情景当然都是我的虚拟，根据我自幼从电影和书刊中对那一代革命者所得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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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必不可免是在设想中走过的。在一个偶然但必需的网结上设想，就像隔着多少万光年的距离，看一颗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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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出一件事，成为Z的叔叔被打倒的重要因素：48年末，大约与Z的父亲离开这块大陆同时，Z的叔叔在解放军全面胜利的进攻途中，特意绕道回家看过一次Z的爷爷。他在家只呆了一宿，关起门并且熄了灯，据揭发者说，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嘁嘁嚓嚓一直谈到天亮。“对，就是他，就是他！”揭发者后来跳上台继续揭发说，“我认得出他，他现在老了，长得越来越跟他的反动老子一模一样。他是个叛徒！他必须老实交待他都跟他的反动老子说了什么，他都向敌人泄露了我们的什么机密！”造反派们愤怒地呼喊口号：“老实交待！老实交待！打倒内奸！打倒叛徒……”一些虔诚的保“皇”派如梦方醒地啼哭，形势跟当年斗争土豪劣绅异曲同工。揭发者受了鼓舞，即兴地写意了：“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密谈了一宿，然后为了掩人耳目，趁天不亮跳后墙溜跑了。”台下群情激愤，数不清的胳膊和拳头一浪一浪地举起，把一句反诘语喊出进行曲般的节奏：“中国有八亿人口－－！”“中国有八亿人口……人口……人口……人口……！”“不斗行么－－？！”“不斗行么……行么……行么……行么……？！”我曾经坐在这样的台下。我曾经挤在这样的人群中，伸长着脖子朝台上望。皮带、木棒、拳头和唾沫，劈头盖脸向着一个老人落下去。我曾经从那样的会场中溜出来，惶惶然想起我和画家Z都可能见过的那座美丽的房子和它的主人神秘、高贵的那座房子里优雅的琴声是否还在流淌？但我并没有来得及发现，一个偶像是在哪一刻从他所坐落的那片概念里消失的，抑或是连同那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一同消失的。
当他再从他所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屈服，他已变为凡人，他孱弱无靠听任造反者们把种种罪名扔在他头上。他想反抗，但毫无反抗能力。
Z的叔叔承认：四八年，那个深夜，他劝他的反动老子把一切房产、土地都无偿分给穷人。他说他劝爷爷：“然后你不如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要不，干脆出国找我哥哥去吧。”他说他对爷爷说：“坦率讲，凭你当年的所作所为我没必要再来跟你说什么。”他对他的反动父亲说。“我不是为你，懂吗？我是冲着母亲的在天之灵！”z的爷爷一声不响。z的叔叔喊：“你就听我一句吧，先找个什么地方去躲一躲。否则，坐牢、杀头，反正不会有你的好！”这一下爷爷火了，说：“把房产土地平均分给大家，这行。但是我不逃跑，我没必要逃跑！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为什么要跑？谁来了事实也是事实！”爷爷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地作证，我自青年时代追随了中山先生，几十年中固不敢说赴汤蹈火舍死忘生，但先总理的理想时刻铭记于心，民族、民权、民生不敢须臾有忘，虽德才微浅总也算竭尽绵薄了。我真不懂我们是在哪一步走错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来这苦难的民族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呀？如今共产党既顺天意得民心，我辈自愧不如理当让贤。如果他们认为我该杀，那么要杀就杀吧，若共产党能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我一条老命又何足为借？！”文化革命中的揭发与交待到此为止。因为台下必定会喊起来：胡说！胡说！这是胡说！这是小骂大帮忙！不许为反动派歌功颂德！肯定会这样。甚至会把那个得意忘形的揭发者也赶下去，或者也抓起来。
但这只是一个故事的上半部。
断章取义说不定是历史的本性。
十年之后在为Z的叔叔举行的平反大会上，这个故事的下半部才被选入史册。……在爷爷自以为清白、无辜，老泪纵横地慷慨陈词之后，事实上叔叔的立场绝对坚定。叔叔冷笑道：“你说什么，你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你敢把这句话再说一遍吗？”爷爷居然不敢。他们同时想起了叔叔是怎样参加了革命的。叔叔说：“那年闹学潮，你都干了些什么？”叔叔说：“你们口口声声民族、民权、民生，为什么人民抗议营私舞弊，要打倒贪污腐败的官僚卖国贼，你们倒要镇压？”爷爷嗫嚅着说：“我敢说我的手上没有血。”叔叔说：“那是因为你用不着自已的手！”爷爷说：“不不，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干。这由不得我呀！”叔叔说：“但是他们就那样干了，你还是依然和他们站在一起吗？”爷爷不再说什么。叔叔继续说：“你又有什么资格去叫喊‘天下为公’？你有几十间房，你有上百亩地，你凭什么？你无非比那些亲手杀人的人多一点雅兴，吟诗作画舞文弄墨，写一幅‘天下为公’挂起来这能骗得了谁？”爷爷无言以对。叔叔继续说：“就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你又娶了一房小，你仍然可以说你的手上没有血，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向所有人说，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但是你心里明白，你心里有她的血！”那时爷爷已是理屈词穷悲悔欲绝了，叔叔站起身凛然离去……。平反会开得庄严、肃穆、甚至悲壮，主席台上悬挂国旗、党旗，悬挂着几个受叔叔牵连而含冤赴死的老人的遗像，周围布设着鲜花。但是不等大会结束，Z的叔叔就走出了会场。不过他没有再走进那片恢弘和苍茫中去，他就像当年的我——就像一个才入世的少年似一般，觉得世界真是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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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第一次见到叔叔是在他刚到北方老家不久。自从叔叔十八、九岁离开家乡，好多年里爷爷不知道叔叔到了哪儿。自从四八年那次叔叔来去匆匆与爷爷见了一面之后。已经又过了三年，这三年里中国天翻地覆爷爷仍不知叔叔到底在哪儿，在做着什么事。爷爷从来不提起他。爷爷从来不提起叔叔，不说明爷爷已经把他忘记了，恰恰相反，说明他把他记得非常深。
Z和母亲到了北方不久，夏天，Z记得是向日葵花盛开的时候，是漫山遍野的葵花开得最自由最漂亮的时节，叔叔回老家来过几天。z不认识他。在那之前就连母亲也没见过他。
叔叔回来得很突然。
有天早晨爷爷对孙子说：“我得带你去看看向日葵，不不，你没见过，你见过的那几棵根本不算。”爷孙俩吃罢早饭就上了路。爷爷告诉他：“咱们的老家其实不在城里，咱们真正的老家在这城外。在农村。”Z说：“农村？什么是农村？”“噢，农村嘛，就是有地可种的地方。”“它很远吗？”“不，不远，一会儿你就能看见它了。”Z自己走一阵，爷爷抱着他走一阵。街上的店铺正在陆续开门，牌匾分明旗幌招展。铁匠铺的炉火刚刚点燃，呼哒呼哒的风箱声催起一股股煤烟。粉房（或是酱房、豆腐房）里的驴高一阵低一阵地叫，走街串巷的小贩长一声短一声地喊。Z问，“还远吗？”爷爷说：“不远了，这不都到城边了？”Z再自己走一阵，爷爷又背上他走一阵。“您累了吗爷爷？”爷爷吸吸鼻子说：“你闻见了没有，向日葵的香味儿？”Z说：“您都出汗了，让我下来自己走吧。”爷爷说：“对，要学会自己走。”爷爷说；“多大的香味儿呀，刮风似的，你还没闻见？”Z使劲吸着鼻子说：“哪儿呀？在哪儿呀？”爷爷笑笑，说：“别着急，你慢慢地就会认识这香味儿了。”后来还是爷爷背起已出了城，又走了一会儿，然后爬上一道小山岗，小山岗上全是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