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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声势浩大的蓝衣社运动，拉开了它的序幕。
第五章雪落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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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刚成立，就迎来两件喜事。一是出身贫寒、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有“能吏”“廉吏”之称的康泽，带着他新创办的《中国日报》加入力行社。尚未成家的他，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在楼下的三个房间里，用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
第二件喜事是与《中国日报》同时出现的《救国日报》。
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这数以百计的聚集在南京的救亡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愿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团”等，仅仅名称，就透露着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年9月底到1932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以自杀、甚至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这些事件经《申报》、《大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的详细报道，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月间，《救国日报》出现在南京，因为“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乎是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于是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日夜监控”。两天后密探报告：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对报馆进行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腾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腾杰一路从东京回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年7、8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育被滞留在湖南一月有余。等到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的时候，与腾杰约定会面的日期早已过去。此时，腾杰已开始行走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以谦卑的态度拜访了一些“前辈”，但同样一无所获。随着江浙大水的退去，明治大学的开学日期越来越近了，他只得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不过几天，一路风尘尚未褪尽，满洲事变的消息就通过有线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往昔平静的明治大学，已容纳不下他的书桌。他迅速约见了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任觉五。
在缺少了贺衷寒、腾杰的东京，肖赞育与这两个人是黄埔的“刘关张”。经过匆促商议，三人决定发动黄埔学生、旅日华侨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满洲事变。当年九月下旬，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名黄埔学生、留日文人从东京成府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进发示威。
但日本侦探早就在关注这几个人的活动。示威队伍刚刚出发不久，就被日本警察、宪兵驱散。而且，因为任觉五早就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的时候，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任觉五。
被释放后，因为“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当年11月上旬，任觉五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从东京回国，住进了南京的四川会馆。随后，他和紧接着回国的肖赞育、叶维等人一起，一面是等待军委会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另一面，在南京学潮的声势中，以肖赞育为首，他们静悄悄地开始酝酿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组织。
这就是有20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是一个秘密团体，但它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曾谈到：自从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头后，《救国日报》也成为力行社的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名义去从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掩护”这么简单？1931年11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20余人的“救国会”，并入力行社。力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60余人。
康泽和《中国日报》的加入，肖赞育和《救国日报》的加入，给腾杰一帆风顺的感觉。而《中国日报》在创刊当月，就成为在南京“有地位的一份报纸”（《康泽自述》）。几乎同时，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建国路，在叫干国勋的力行社成员的寓所里，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领受“控制学运”的任务，受命潜入法租界。在赵主教路的中国公学，开始经营力行社上海小组。蓝衣社的触角，已经向四处张开了。
但腾杰依然忧虑着。因为比较起他们肩负的救国使命，这都微不足道。面对纷乱的时局，腾杰和他的同志们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而蓝衣社要想壮大得轰轰烈烈，还必须等待历史给予他们机会。
更大的忧虑来自黄埔学生的校长，来自蒋介石。成长壮大中的组织早晚要被校长知晓，如果他发现他的学生们违背他的禁令，公然秘密结社，他会不会龙颜大怒，“违令者枪毙”？
这年冬天，另一个东京黄埔同学会成员“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腾杰接到汇报，在当天深夜，紧急拨通在溪口镐丰房的邓文仪床头的电话，用疲惫而沙哑的声音命令这个蒋校长的侍从秘书：“……速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几十年后，腾杰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感到“心有余悸”。
那个寒冷的夜晚，腾杰和他的未婚妻陈启坤默默守候在二郎庙，彻夜不眠。他们深知，力行社的命运连同他们个人的生命，都只等蒋介石一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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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蒋介石，和历史一起，正处在最森严的寒冬。
1931年11月7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14周年的纪念日，在闽赣大山深处的一个县城集镇——瑞金，几声礼炮响起，几千“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代表，沿着青石板街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府”，从此，瑞金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成三个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瑞金开始摧枯拉朽。彭德怀部攻陷会昌，随即攻陷赣州。南昌、杭州大震。贺龙部逼近江汉。汉阳、长沙大震。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诗词写到的“直捣湘鄂赣”。
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1年12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南昌的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乞丐，灰扑扑的脸都一片呆滞。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屯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是一个已见多了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已经成为（中国）惟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年3月17日）。
但这“惟一的生路”谈何容易？12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12月15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后，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月23日，他带着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入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孙科内阁在1932年惨淡的元旦钟声里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希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它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的时候，几百里外的溪口小镇，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小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片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满洲的风潮。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的47天，自这次短暂下野，以后的10多年时间，不会再有哪个国民党力量能够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提着一只土鸡或者从河里刚刚捞上的鲜鱼，送到他的厨房。他是老家人的骄傲，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