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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力行社的成员就是在二郎庙的60多人；直到蓝衣社解体时，它也只发展了300名成员，顶多也就是后来土肥原机关所说的“528人”。那时，进入力行社已经变成一种殊荣，它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特殊的擢升机会、结识高层的便利，如果“组织上”不追究的话，经常还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力行社的态度，一般来说要比法律管用得多。
“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同样适用于蓝衣社还不存在的下级组织。腾杰计划在力行社的底下，设立“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军人会面向军官，它将以力行社成员一开始就控制了的黄埔同学会为“掩护和利用机关”，各地的黄埔学生，年年一拨甚至几拨的中央军校毕业生，都将被纳入它的轨道。
革青会则面向军界以外的“精英”，党员、文人、警察、学生领袖、新闻记者、中产人士等，都在它的目标之列。与军人会的首脑一样，它的首脑清一色地由力行社成员担任。只有这样，“以黄埔学生为领导、结合全国文武精英”才能落到实处。
这就是1932年初腾杰所规划的蓝衣社。用晚年腾杰的话来说，它将成为涣散的民国社会，一个隐蔽的“核心组织”，并领导起一个“精英”的而非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现在，万事俱备，蓝衣社兼有正剧、悲剧、闹剧等多种意味的历史，似乎可以正式开幕了。2月下旬，已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当时正忙于上海防卫的蒋介石，再次召集腾杰等人密谈。
这个见面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南京2月的阴冷夜晚，28名军官奉命赶往远离市区的中山陵园附近的一处平房。或者，蒋介石是想借助中山陵崇高威严的神秘感，以完全接管力行社的权力？
干国勋在《回忆录》里曾详细描述了前往中山陵的路途：
“先一日由腾杰亲往每一人处，用口头通知，以示郑重……场外没有设置岗哨卫兵，仅由戴笠一人负责联络、警卫之责……没有议程，也不拘形式。蒋先生坐在靠西北面墙壁的一端，上悬总理遗像遗嘱，前置写字台，邓文仪坐在他右侧，面前置长方形茶几做记录……”
黄埔学生们无声地挺直了身板，像是开一个军事会议。但它事实上是重组中国社会的会议。要求来这么多人，也因为蒋介石老练的政治眼光，他要杜绝办事的人成为寡头。
蒋介石已伤心于黄埔学生中的党争。据说，在接见贺衷寒等三人时，他曾经集激将、留余地、先拒后予等手段于一身说：“你们组织不起来的。今天组织起来，明天就闹意见……不过，也可以给你们试一试。”但从他在如此危急的军务中仍然抽身召会，就可以断定，不是“试一试”这么简单。
按照蒋介石的示意，军官们依据从黄埔毕业的时间前后，开始发言，陈述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和希望。第一个发言的是声望最高的贺衷寒。他挺身直立，满是情绪，慷慨陈辞，说到激动处眼含泪水，一下子抓住了蒋介石的心。此后，蒋介石一直屏声静听，没有发言。除非是口音极重的一两句话，在没能听清楚的情况下才要求复述。
贺衷寒整整讲了接近一个小时，才敬礼坐下。此后是胡宗南、桂永清等人。黄埔热腾的生活，训练出了军官的忠诚意志，也训练出一个个军官的好口才。他们的讲话一直延续到深夜11点，而这时只有7个人发言。
蒋介石是个生活规律非常严谨的人，见到夜已经深了，他打算回市区去。但是一席对话，已让他感慨万千。他被感动了。于是他宣布：“……明晚此时此地，继续开会。明天的时间不够，那就后天，一直到你们谈完为止。”
次日晚上，在一个黄埔二期学生发言后，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已经谈过想法、表达过忠诚的桂永清又突然站了起来，要求允许他再次发言。
所有人，连同腾杰，都被他的大胆惊住了。
4
桂永清，江西贵溪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年32岁。经历龙潭、惠州等以艰苦著称的战役，他积军功年年递升，先后任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特务营长、编练团长等职。后作为第一批留德学生，被派赴柏林，学习装甲兵战技战术。
这是一个“实干家”。在德国，他曾以自己的吃苦耐劳、谦逊诚实，博得教官、同窗一片赞誉。他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掌握了以精深著称的德语；作为缺少理工知识训练的人，他更时常在深夜钻研课程。前后两年的拼死努力，终于获得回报，他最终以当期学员前三甲的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桂永清留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职务。他的严谨习气、刻苦态度，也渐渐闻达于南京军界高层。不久后，军令部长何应钦以侄女配其为妻。
但，最能够表现桂永清形象的，却是隐藏在图书馆深处的一些陈旧文字。当年的一些独立报纸记载：1935年，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式，是时桂永清任评阅长。当他巡视到满洲代表队时，他看到的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此时，桂永清一下子想起了满洲沦陷的土地。他不顾军人的威严，顿时泪流满面。如果不是还有评阅任务，他肯定会放声大哭。
一直到报告蒋介石时，桂永清仍然哽咽。
这是万余名童子军代表共同目睹的一幕，会场因此寂然无声。从满洲流亡到淞沪的几十个孩子，也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哭声连成一片。素来注重军仪的蒋介石，眼角也略略湿润了，他亲自走到孩子们的面前，温言勉励。
从此，桂永清被认为是“黄埔军人之楷模”（蒋介石语）。
而在1931年的初冬。满洲事变爆发后，在德国的桂永清，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迅速从德国出发。他“一去万余里”，一路经由中东铁路，走过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跨过乌苏里江，最后到达满洲的林海雪原。
那时候，在五千里外北中国的一角，满洲的冻原上，由北海道渔民组成的日本札幌师团急速推进，意欲席卷北满，满洲军阀马占山部逐次抵抗，已经撤退到林海雪原的边缘。
这一天傍晚，马占山正下令“杀马为食”，卫士急冲冲地来到他的帐篷外，交给他一张两指宽的电文：“……特令桂永清往你部劳师。蒋中正。”
找到马占山部的营地时，满洲的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在高耸深黑的原始丛林的掩映下，马占山部队已经人疲马惫，但士气却仍然高昂着。桂永清决心为满洲保留下这个最大的抵抗力量。他与普通士兵握手，与伙夫寒暄。他的诚挚和热烈，博得了阅人无数的马占山的信任。史料记载：从此，马占山感到“应为中央分忧”，而决心在黑龙江的冻野上“抵抗到底”。
临别马占山部时，桂永清向南京发密电，指出该部“经济困难”，怕难以持久。然后，他由马占山部护送，秘密潜入蒙古东部地区。
他也迅速地和众多蒙古的王公、首领成为朋友，赢得了这些成吉思汗后代的尊重。在马头琴的弹奏、烈酒的浇灌和草原的漫漫视野中，他的满蒙活动“不辱使命”。
然后，已经去国有年的桂永清，以牲口、步行、汽车、铁路等方式，艰难辗转地回到南京。但几乎还没有安顿下来，他的旧日同窗贺衷寒、腾杰等，就邀约他到拔提书店聚会。
短短的一席交谈后，桂永清成为了力行社的新成员。
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谈到：他“不仅很有军人本色，对政治见解和历史亦具相当眼光。……加入力行社后，他经常到筹备处工作”（干国勋，《回忆录》）。
就这么一个黄埔军人，在蒋介石面前，请求再次发言。
在所有人的惊愕中，蒋介石示意他开口。于是，在这一处苍茫的平房里，一个后来被史学界认为是“有意义的插曲”出现了。
桂永清言语铿锵，说他“希望能够为校长推荐一个人”，他称这值得他鼎力推荐的人为“对护党救国有‘具体计划’的杰出人才”
这个人是个文人，正担任他的叔丈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名字是刘健群。
第六章蓝衣社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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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群，1902年生，贵州遵义人。他的一个幼年朋友后来写到，他“老家住在新城石门坎。从他家屋侧的巷子进去就是陈公祠。父亲早年在本街开帽子铺……”在遵义，这是一个既不贫寒也不算太宽裕的人家。
他早年的日子是平和的。但辛亥革命后，在兵匪统治下素本贫穷的贵州，“人民生活的困苦，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一幅血泪图，我从小便感受最深，长大成人活到几十岁之后，思之犹有余悸！”（刘健群，《艰困少年行》）
这形成了他关注大社会、大民生的性情。17岁那年，作为县城弄巷的一个出色子弟，他考入了贵州省立法政学校。就是这一年，“五四”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贵州。刘健群因缘际会，以学生身份加入了初初成立的“少年贵州会”。
“少年贵州会”受五四气息的影响，汇集了贵州最优秀、最具现代气息的一批青年。其领导人包括后来名重一时的何应钦，以及“现代宪兵之父”谷正伦等民国要人。不久，刘健群即出任《少年贵州报》主笔。
对法理、制度的熟悉，加上撰稿磨砺，使刘健群历练出了一副好口才。他的一个朋友曾谈到：“刘谈吐风趣，以擅长雄辩、演说驰名。……事后听人说，中国的演讲，第一数孙中山先生，其次是汪精卫、黄郛，第四就要算刘健群了。”
这副口才连同何应钦的发迹，使刘健群平步青云。1930年中原混战结束后，一批批部队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