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瑞伯中校是前魏玛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长。他是一个优秀的战术教官，但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就是狂热的纳粹党人。20年代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时，克瑞伯站在希特勒的身边，并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元首”。随后，他和希特勒一同被囚禁，并亲耳聆听希特勒口述《我的奋斗》。
早在1932年5月的南京时期，克瑞伯就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谈到了刚刚形成的蓝衣社对纳粹党的向往：
“……蒋介石阁下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希望得到……我们党组织的完整资料……我们党怎样成功地推行如此严格的纪律？如何采取严厉手段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切如何干得如此成功？他……要有关全党的资料。”
就是因为这个向往，丰悌才被任命为驻德使馆武官。此后，蓝衣社还每半年派遣几名成员组成“赴德考察团”，以借鉴纳粹党。
这一夜，当浩大的冲锋队从他们眼皮底下通过时，丰悌一脸的羡慕、热切。他再次敦促这个希特勒的朋友、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父”，给明瓦廊以纳粹“全党的资料”。
克瑞伯却调皮地说：“……全党的资料？你们还需要吗？我们党的全部秘密都在元首的身上，在戈培尔博士、罗姆先生、希姆莱先生，以及我们‘北方领袖’施特拉塞的身上。”
这年春天，在给南京的一封信里，丰悌写到了这个对话。不久，它就成为明瓦廊津津乐道的口头禅。一年多以后，邓文仪还一脸谦虚地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才够格，我是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
被公认的“蓝衣社戈培尔”，却是康泽。
1932年5月，因为误把易德明的“办公电话”告诉给另一个蓝衣社成员，康泽受到“弹劾”，失去了革青会书记一职。把该职移交给任觉五后，他专注于宣传处。
由此，他开始了一项新生的、朝阳般的事业，那就是为明瓦廊构建一个民国最庞大、最无所不在的宣传系统。到1933年春天，康泽的宣传处控制了民国区区数百份报纸中的100余份。短短一年内，其声势就超过了CC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蓝衣社必然地土崩瓦解之前，他们要利用这个庞大的网络，让形形色色的思潮，来自西方的“不适合中国”的自由主义、原本式微的“实业救国”思潮，“封建”的新儒家主义、乡村民粹派运动等等，都土崩瓦解。
康泽之后，渐渐引人注目的，是“希姆莱”戴笠。
成年后性情大改的戴笠，在“四大金刚”中年龄最长，而资历最浅。这是一个性格改变命运的范例，加入蓝衣社之前，他常年“自费”在北方各地搜集军阀的情报，没有领取到一毛钱的活动经费，连黄包车也坐不起。为了把情报及时送到蒋介石的案头，他总是连夜整理情报，草草一觉后，在夜色仍然凄迷的南京步行上几个小时，绕过整个城市到中山陵园官邸。冰霜、风雨，依然天天如此。
他还经常忍受蒋府佣仆，包括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的白眼讽嘲，经常听闻到“小瘪三又来了”的话语。主高奴大，他总是一言不发，继续极其坚忍、事事谨慎地卖力，终于博得了后来的蓝衣社同僚、蒋介石妻侄毛邦初的同情。
1932年初，蒋介石任命他为蓝衣社特务处长。这是他这种性格、这些努力的命运回报。
出任处长后，郑介民成了他的主要助手——副处长。他们性格、志趣、特长的互补性都非常大，以至于几年后，被人称为是“黄金搭档”。此外，从“自新训育班”要来的30个人，成了他第一批的部下。这些人清一色地是黄埔学生。一开始，特务处也和蓝衣社的众多机构一样，是黄埔系的延伸。
这一年5月开始，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如青帮大小头目、盗窃犯、小流氓，以及变节者，无业游民，慢慢进入了特务处。比如王克全。王克全是原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成员，骨头极软，CC系特务逮捕他以后，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让他变节了。他被释放后，怕遭到共产党的报复，整天躲躲藏藏，生活非常潦倒。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样的地下生活，反而历练出特工所需要的老鼠那样窥视，在阴暗角落活动的能耐。这样一个人被戴笠一眼看中。后来，他在刺杀杨铨的行动中，果然发挥了他的这些能耐。
又如杜月笙的弟子王兆槐、陈墨，这两个人都是身兼警察头子和黑帮“恒社”头目的兵匪一家的角色，兵带得、酒喝得、钱要得、人杀得。他们帮助戴笠在上海建立起散布租界内外、遍及社会的内线网。
洪门大头子向松坡的许多门人弟子，那些胡作非为、鱼肉市井的粗坯，也神气活现地出入在鸡鹅巷令人莫测高深的弄巷里。
几十名黄埔生和这样的一些老鼠、蟑螂、臭虫、苍蝇，拼凑成了1932年的蓝衣社特务处。戴笠后来的“中国希姆莱”的名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戈培尔”、“希姆莱”之外，蓝衣社也有自己的“施特拉塞”。这个纳粹党的“北方领袖”是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但几乎从一开始，他与从南方起家的元首就有微妙的裂痕。无独有偶，蓝衣社的这个人也是一个有名的演说家，与明瓦廊也几乎一开始就有隔阂，并且，在1933年春天，他也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
这个人，就是明瓦廊惟一的非黄埔“太保”刘健群。
2
刘健群作为明瓦廊“外来户”，倍受排挤。1933年1月，是他无比灰暗倒霉的月份。妻子胡蕙兰，怀疑他有外遇，自费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抗争》，披露了刘健群的种种隐私和家庭琐事及婚姻生活。在《抗争》里，刘健群被描述成一个狭隘自私、卑琐自大的人物。
小册子南京整整散发了一万多份。不久后，上海的几家小报也惟恐天下不乱，纷纷转载。终成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坛丑闻。导致2月初，蒋介石下达手令：免去刘健群总政训处长的职务，“另有任用”，由贺衷寒“兼任该职”。
“《抗争》事件”后，明瓦廊召开了蓝衣社1933年年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会议的议题是热河危机、华北危机。在这个会议上，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贺衷寒，提出成立华北分社，一方面，是对抗近在眼前的“满洲青年联盟”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安抚华北”，使之纳入南京的权力版图。
邓文仪后来说，“十余位力行社社员被派往蒙古华北工作，是继武汉后，另一次集体行动”。
冥冥之中，像一颗草籽一般，形影孤独的刘健群被来自满洲的烈风吹动。他参加了这次“集体行动”，成为蓝衣社的“北方领袖”，并担负起在华北的重任。
早在1931年制定《虎卷》计划时，“满洲青年联盟”所勾画的伪满洲国版图，就包括一个塞外小省热河，和沿长城延伸的一条“非武装走廊”。“满洲新秩序”建立后，石原、板垣、土肥原等人立即着手这一新的征服。
1933年2月23日，日军2万余人分三路进犯热河。10天时间，热河全境沦陷。3月3日，日军6师团一部128骑，占领热河省会承德。该部在承德大肆劫掠。这个师团意志顽强、作风凶狠，4年多以后，正是他们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首凶。
“保卫长城”的声音，在这一年3月一下子成为华北大地最苍劲悲怆的声音。风雨飘零中，战争在长城的300里隘口间铺开，每个关隘都有恶战。几十万人马往来冲杀，只有苍天、黄土、长城、夕阳才静默无声。
在这样的恢弘时空里，“满洲青年联盟”和蓝衣社终于在长城两侧，用炮火、大刀、思想和身体进行碰撞。两大青年军人集团、两大秘密组织成为这个战争的主角。
“贺衷寒时代”就在这样危急的背景下开幕了。
3
在“腾杰时代”，淞沪和大别山是蓝衣社的活动重点。蓝衣社在其他地区的组织均极为微弱。平津与华北更是其中最脆弱的链条。以北平为例，它虽然是最早的四大支社之一，但一直到此时它也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革青会分会和特务处的一个工作站。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不如说这是几十号人的一个秘密俱乐部。它的书记贾毅一份薪饷、几杯小酒，日子与在胡同里的大部分人并无不同。
山海关、热河的炮声震动北平后，这里因缘际会，成为蓝衣社再一个活动重点。2月，贺衷寒已往北平派遣了一个工作小组。它包括因为武汉反腐、名气已经很大了的邓文仪，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以及武汉书记干国勋等。
三个力行社员连同10余名特工人员，在东城栖凤楼的一条胡同里租赁了一所二层带院子的住宅，做长期停留的打算。他们不过是蓝衣社北平活动的“先锋官”。紧接着，在贺衷寒目光的注视下，前往北平的，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2月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在十余条军列边，铁石般地挺立着一个将军的身影。他的手一直举在帽檐边，表情严峻，目光森冷。在他的身边，铁流一般地，望不到尽头的持械军人涌进站台，涌过他的身边，涌上火车。
这一天是霉雨天气。雨水不断地沿将军的帽檐、肩章上淌下，他的军装早就湿透了，但仍然一动不动。火车站喧天的锣鼓，无数市民、学生、记者的注视，似乎一点都不能惊动他。仿佛他的心已经在遥远的华北了。
2师、25师官兵的长龙已经到尾巴上了，关麟征、黄杰走过来了。此时，他的身体微微地、不被人觉察地颤抖了一下，随后，他的目光由森冷转向热烈，几名卫士为他铺展开了一幅白布。
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白布上写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