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3期-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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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并”闹剧像瘟疫一样传播开去了，而且声势愈显轰烈。就是暨南大学“砸玻璃窗”这一天，在遥远、贫瘠的河南，上千名蓝衣社党徒闯进开封、洛阳、郑州等地的学堂，他们在近万名学生成员的配合下，横扫了数以百计的学校。肖作霖曾写到：“在河南的情况也是一样。复兴社与CC团在各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所进行的争夺活动，也是很普遍、很激烈的。”　
　　何止是“一样”？在河南，这股“争人争地盘”的风潮从春天延绵到了夏天。风潮甚至席卷进了各县、各个集镇的小学。而这是一场实力太过悬殊的较量。　
　　在书记萧洒的苦心经营下，一年多时间，蓝衣社控制了河南社会的大半壁江山。军事方面，省保安处以下的绥靖公署各处处长、各保安团团长，清一色地是蓝衣社党徒；行政方面，洛阳专员王泽民以下，各地区专员、各县县长的半数以上，以及三分之二的乡镇长都在“团体内”；至于教育系统，“复兴社在教育厅的小组数量最多。全省的中小学校长也几乎半数都是复兴社社员。”　
　　河南复兴社的根深扎于基层。它有一个人数异常庞大的学生支社，至少有六七千人；它间接控制着河南的十万保安军人、地方“民军”。它决定着河南。　
　　与这样的声势相比，CC团在河南只有一个空洞洞的省党部，和形同虚设的各县党部。于是，所谓的争夺，是几万人马对几十号人的以石击卵。　
　　一部部军车呼啸在街道上，一批批穿着便衣、但刺眼地携带枪支的人员，大摇大摆地闯进、游荡在校园。从第一天开始，每天总有几十个地方同时摆开入社宣誓的场面，每天总有几百上千人入社。　
　　一个河南大学的学生后来写道：“整个河南学界都乱了……说是针对CC团，又不仅仅是针对CC团……他们醉翁之意不仅在酒，那么个耀武扬威，是逼迫很多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也不得不加入复兴社。”　
　　这和暨南大学的闹剧还没有什么区别。而另一个经历沧桑的教员，显然更明白就里，他说：“……复兴社是拿棒喝团、褐裳党做榜样的。他们很眼热那种社会动乱、天下大乱的场面。他们是有意效仿什么‘进军罗马’，什么‘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乱套了，河南陷入了政治动乱。”　
　　这种效仿在开封的一条大街上，达到了顶峰。在5月浓郁的春光里，大街两头都被戒严、封锁了。街对过是CC团控制的河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街这一头，一群满脸伤疤的失业军人，用沙包堆起了几个简易街垒。黑洞洞的机关枪对准了朱红色大门，他们扬言：倘若太阳落山前，不“交出”这个会，则“格杀勿论”！　
　　果然交出来了。　
　　　
　　河南之后，是安徽、湖北……卷入争夺、“武斗”的省份大约有十个，除陈果夫担任省主席的江苏，保持了“均势”之外，复兴社处处大占上风。学堂、街道、集镇，一个个院落，小半角的中国，都处在倾轧、动荡中。　
　　一直到几十年以后，还有许多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地追问，这场小型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什么？它是“新生活运动”带来的吗？是法西斯思潮的辐射吗？当时担任蓝衣社书记长的刘健群，后来在台北却一语道破天机地总结：“任何斗争都不是因为政策分歧而来。都是在争夺饭碗”（邓元忠《刘健群采访》）。　
　　但毕竟，覆盖着纷乱民国的，是蒋介石那巨大的身影。这个习惯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人，这个声口都是“精诚团结”的浙江祠堂里的“族长”，或者喜欢所属派系的“文攻”——这能使他始终维持权力的平衡——但肯定不喜欢“武斗”。　
　　于是，“武斗”进行的第三天，在它的发酵之地上海，它就开始被人以一种民国特殊的、顽强的惯性，引导上它的轨道。　
　　“武斗”进行的第三天，以吴铁城为“调停人”，一场别开生面的谈判进行着。谈判双方的角色、身份，正浓缩着两大派系的面貌。一方是任觉五、肖作霖、刘炳黎，平均年龄31岁，一个上校、一个少校、一个文人，代表着几万青年；另一方，是吴醒亚和潘公展，他们的平均年龄约50岁，身份是党阀、“绅士”，此时的公开职务分别是上海社会局长、教育厅长，代表着几百人马。　
　　这一天，不仅有妥协，还有鲜血。　
　　　
　　“谈判”从CC团的三个质问开始。第一个，自然是“当务之急”的暨南大学的所谓“善后”。　
　　20余名CC团学生还被围困在宿舍楼。两天里他们粒米未进、滴水不沾，几个在混殴中受伤流血的已经虚脱。潘公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坐下，立即质问任觉五：他“究竟要怎样”？是不是要“出人命才肯罢休”？　
　　吴铁城在座，任觉五心头多少有些发虚，他闭口不答。随即，吴醒亚沉稳地开始了第二个质问：怎么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事件？换而言之，蓝衣社与CC团的“势力范围”该怎样划分？　
　　这个质问绵里藏针。是时，陈立夫仍兼任教育部长。而革命同志会不过是一个秘密的“民间团体”。难道这个“团体”能替代合法政府的一个部，来行使职权吗？这样的“火并”难道不是非法的吗？再有这样的接管，岂不是人人自危？　
　　显然，吴醒亚这一番质问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激发身为上海市长的吴铁城的同感，博取支持。对这个问话，任觉五再度拒绝回答。　
　　第三个质问更为尖锐。吴醒亚调头质询吴铁城：任觉五能不能代表蓝衣社？肖作霖能不能代表文化学会？如果不能，那在暨南大学的“行动”，有没有请示过刘健群、邓文仪？有没有获得准许？如果都没有，那是不是该让刘健群和邓文仪来一趟上海？　
　　这个质问，表现了一个老牌官僚娴熟的“攻心术”。它居高临下，对任觉五的职权隐含轻蔑；它并暗示了任觉五等人的行动不仅“非法”，也违反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其威胁意味相当明显。　
　　吴醒亚的目的，显然是击垮任觉五等人的心理防线。但一直沉默的任觉五，此时不惊反笑。显然，吴醒亚丝毫不了解朝天宫的近况，丝毫不知道蓝衣社四分五裂的局面。有枪就是草头王，这个年头谁怕谁？何况，胳膊肘总是向里拐，在对付CC团上，蓝衣社什么时候动用过什么纪律？　
　　于是，他没有拖泥带水，对三个质问，都态度强硬地表了态。这番表态振振有辞，充满了指鹿为马、信口开河的无赖色彩。发生在暨南大学的事件，是由CC团学生引发的，“曲”在对方。是CC团学生先动手打伤了复兴社学生，他们不过是基于“同志友爱”，才包围宿舍楼，报复“打人凶手”并要求赔偿“而已”！　
　　怎样保证不再有这样的冲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因此，这是CC团要先保证的。CC团如果肯保证，那么，他可以保证自己绝不会碰CC团一根寒毛，而在暨南大学，他也根本没有动手。　
　　至于革命同志会能不能替代教育部行使职权，任觉五嗤之以鼻。他说，同志会和文化学会都不想替代教育部，更没有行使什么职权。但反过来，“文化建设协会”就代表教育部吗？它就不是一个“民间团体”吗？触犯“协会”就是触犯教育部吗？这个问题，真是“无稽之谈”！　
　　最后，对第三个质问，任觉五傲慢地宣称：这个事件是“自发行为”。因此，不需要惊动刘健群、邓文仪这两位“同志”。他们或许不能代表蓝衣社、文化学会，但“代表自己总可以吧”？反过来，吴醒亚、潘公展能代表CC团吗？“不见得啊，不太见得”，据他所知，能代表它的似乎还是陈氏兄弟。　
　　这个10年来搀和了无数次学运的活动家，此时真是口若悬河。他唾沫横飞，滔滔不绝，说的都是歪理，但这些歪理确实一时都难以辩驳。吴醒亚、潘公展几乎气得七窍冒烟。　
　　此时，冷冷地在一旁的吴铁城，打断了任觉五的长篇讲话。他口气很淡地说了一句：“这是在我上海的地界上……觉五，你的人，先撤出暨南学堂。”　
　　　
　　比起吴醒亚咄咄逼人的质问，这句貌似温和的话像是对任觉五当头浇下的一桶冷水。作为民国元老、黄埔前辈，吴铁城是一个作风稳重、滴水不漏的角色。显然，原本打算做一个不偏不倚“调停人”的他，是被任觉五的骄横狂妄激怒了。　
　　如果不遵命、“撤出”的话，出动上海警备司令部或上海警察厅成千上万的军警，去搜捕、扣押那几十号失业军人，几百个学生，还不就是他一句话？那些乌合之众欺负CC团学生是足够了的，但他们是训练有素的上海军警对手吗？　
　　局面登时逆转。任觉五深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他略一沉吟，就故作大度地表示，“既然吴市长说话了，晚辈还能不照办”？其他的争议暂时搁置，他这就打电话，通知真如方面撤人、解围。　
　　电话打出去了。紧接着，一块大石头终于从心里落地的潘公展，也知会CC团人员出动救护车、食品车，迅速到暨南大学救护伤员，并抚慰受了惊吓的教员、学生。　
　　谈判告一段落了。于是，原来剑拔弩张的谈判桌边，又是一派笑语晏晏、把酒言欢的民国场面。当天，吴铁城做东宴请了这几个人。虽然一方心怀鬼胎，另一方仍然气愤难平，但场面总算张罗过去了。　
　　当天下午，喝了一肚皮白酒的任觉五，从饭店出来后被冷风一吹，他终于把戴了小半天的面具卸了下来。他似乎一肚子委屈、火气，当着肖作霖、刘炳黎的面不时喃喃咒骂。他们又来到暨南大学，然后，在几百号喽罗的送行里，20余名失业军人偃旗息鼓、灰不溜秋地踏上回南京的列车。　
　　“上海，这是上海？！他龟儿子，上海的地界上招呼不起你们。南京呢？南京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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