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是此后抵抗运动的诠释。《义勇军进行曲》的谱写，就是在这样的风潮里进行的，继满洲事变后，它再次牵连着无数军人、学生、市民的心。“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一直到日本战败后，南京方面才颜面扫地地得知：这不过是梅津默许、由土肥原等少数战争贩子策动的又一个成功的“自发”讹诈。
被日本宪兵释放后，宣介溪不敢在河北久留，请示朝天宫后，他匆忙坐上一列火车，沿平浦线直下南京。
宋哲元51军政训处在一夜之间瓦解了。接着是军分会政训处、曾扩情。
曾扩情的逃跑更加狼狈。把自己的妻儿委托给副官后，夜半时分，他化装成普通商人的模样，从府佑街潜到长安饭店，在饭店候车。但一直监视他的日本特务也跟随到饭店，确信他将南下后，这些匪徒从暗处现身，先是劫掠了他所有的财物，又下了他的佩枪。戏弄了他一番后，几个匪徒监视他入站。
站台上是浓厚得化不开的夜色。夜色凄迷而破碎，曾扩情心如死灰，面目枯槁。不远处的中南海，远处的宛平丰台，更远处的南京，似乎都在他空洞的眼睛里漂浮着。
汽笛鸣起，这是华北的呜咽。黑烟滚滚，一直飘到深得看不见的天际。他身无分文，一动不动，无数南来北往的旅客从他身边流过，似乎一点都不能惊动他。
火车动了，火车缓慢地开了，火车远离了惨淡的灯光，进入了无边的黑暗。而在时光的前头，等待这个蓝衣社“北方领袖”的，又会是什么呢？
20多年后，一个已白发萧索的战犯又出现在中南海。这是他第三次、也是生平最后一次进入中南海。这一天，在温暖的春天日照下，周恩来接见了他。
在周恩来温和的笑容下，他局促不安地站了起来，说：“周老师，我错了……”
周恩来说，“错了就改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改了就好嘛……都是黄埔同窗嘛”（《曾扩情三进中南海》）。
从此，一个前国民党中将、蓝衣社“北方领袖”死去了，一个温和而与世无争的普通老人，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他深居简出，先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后来又搬进了楼房。一直到1984年，曾扩情才无疾而终。
在华北，大撤退开始了。
2000余名宪兵从北平撤退。他们奉命撤往西安。钢盔、仪仗、皮靴、冲锋枪，一张张默不作声的黝黑面容，一声声沉闷而整齐的脚步声，“橐”、“橐”、“橐”的声响，响彻了北平的青石板大街。这里没有送行，也没有当初从南京远征时少女的绢花。虽然无数行人让开了大道，许多呆滞的面容也心情复杂地一直目送他们走进火车站，但盛夏的北平，却似乎是那样的萧索苍凉。
宪兵之后，是华北政训处。几百名当年的“特训班”学员也被调到西北，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与沉默的宪兵不同，他们有的穿着军装，更多人却穿着学生装，戴着围巾，恍若那种“五四”青年。在站台上，许多双泪眼对望着，然而却也一言不发。
2万余名精锐的正规军，则如同一条长龙一般，从河北各地纷纷向一个个火车站汇合。而后，他们的灰色身影被军列集体吞噬。许多打过长城大战的老兵，脸上、身上还有当年弹片的痕迹，胸前还有各式的勋章，是长城抗战使他们成为一个个民众心中的英雄。但此时南京的命令，同样是要他们开赴西北，去打内战。
关麟征的副官回忆道：“……关长官似乎一夜间老了十岁。”
大撤退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完成了。与此同时，大搜捕开始了。
一队队日本宪兵、特务冲进北平的各所大学，开始逮捕“复兴社分子”。搜捕断续进行了几个月，甚至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被日本特务机关带走，拘扣了几天。在那里，这个大学者遭受了斯文扫地的凌辱。
《纽约时报》驻北平的记者，一反平日的超脱与冷静，在电报稿里愤怒地写道：“……他们任意闯进每一个家庭和办公室，以破坏蓝衣社组织为名义。但实际上搜捕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逮捕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一个人戴着眼镜、正接受着高等教育，就可以是他们的逮捕对象。被他们凌辱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精华，都是西方的天然盟友”（《纽约时报》，1935年11月5日）。
这样的抗议声毕竟是微弱的。在大撤退还进行的时候，一封天津发往东京的密电，就得意忘形地宣称：“北平、河北……只剩下几个空城了！实现华北自治，已经不再需要铁与血，只需要口舌、照会与《备忘录》了！”
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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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撤退还在进行的时候，随着红军长征队伍的进入大西南，重庆行营设立。康泽率别动队“特别支队”约7千人挺进川黔，“西南青年社”的叶维和已被“磨掉野性子”的任觉五同路入川。任觉五出任四川复兴社书记。
6月，奉蒋介石密令，别动队5大队3000人连夜潜入贵阳。绑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后，两个小时内，别动队全面接管贵阳城防、警备。“黔变”成功。随后，大批别动队人员被派到各地担任专署主任、县长、区长等职，接管贵州。
与此同时，别动队另一部控制重庆浮图关，改浮图关为“复兴关”。他们一面与成都刘湘对峙，另一面以分队甚至小组的形式分布各个县城，发展四川复兴社，“声势迅速播于全川”（《康泽自述》）。易劳逸教授认为，别动队使严重隔绝的川黔处在南京的控制下，从而缔造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也与此同时，在四川，30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红军长征部队进入川西北。
8月，2万余红军战士摇摇摆摆地进入了漫漫西草地。“一连十多天不见人烟，沼泽地里雨几乎总是下个不停……很多人失足陷入这片水和草的海洋，转眼就没入了沼泽深处”（《红星照耀中国》）。
大草地的前头，还有腊子口。但腊子口的前头，就是六盘山。只要走过六盘山再拐一个弯，长征就结束了。
毛泽东坐在马背上。在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艰苦征途中，他却像一个伟大的游吟诗人，始终感到“天高云淡”。他并“望断南飞雁”。长征是他一生中诗作最丰富的时期，它也使这个原本很实际很能干的富农之子，变成了“摩西”，在这征途上他被重塑被升华被打造。
8月1日，在遥远的莫斯科，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谴责南京、蓝衣社的逃跑主义：
“……日寇要解散蓝衣社，蓝衣社的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随即，《宣言》呼吁“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一同为生存、独立、自由而战，建立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南京，蒋介石紧急召见了“闲人”邓文仪。从黄埔路官邸出来后，邓文仪的脸上说不清是喜还是愁。他又回到了南京的权力序列。自然，新职务与过去权倾一时的“头号宠臣”是不能比较了。蒋介石让他去苦寒的莫斯科，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邓文仪还接受了蒋介石的一个密令：与在莫斯科的王明接触，寻求收编红军、共同对日作战的可能。
第十七章 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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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一个叫陈惘子的苏北青年因煽动学潮被追捕，流亡到了上海。他隐姓埋名，居住在打浦桥新新南里232号楼上的一间小阁楼里。
此后一年多，陈惘子的生计极其艰难。他在老家被人认为是“浪子”，得不到任何资助。他又极端厌倦体力劳动，经常拖欠房租，在上海也被人视为闲汉、“小赤佬”。
所幸，到上海后不久，陈惘子就在安徽会馆结识了“民国暗杀大王”王亚樵。王亚樵经常资助陈惘子。而且每次资助前，他都自嘲地说“反正我的钱也是骗来的”，以打消陈惘子的难堪。
日子无声、暗淡地过着。不久，陈惘子又邂逅了他的小学同学华克之。是时，华克之刚刚抵达上海，没有住所，也搬进了打浦桥。
华克之之后，是张维、孙凤海。四人都是放荡不羁、穷困潦倒的子弟，又都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慷慨悲歌之士。于是一见如故，以月租15元的价格，租下了阁楼的全部三个房间。
四人以兄弟相称，华克之为长兄，其次张维、陈惘子，孙凤海是“四弟”。他们经常借酒以浇胸中块垒。一次，读到五言诗“至宝有本性，钢精无与焘，可使寸寸断，不能绕指柔”时，古代侠客遗留在这四个人身上的风气，使他们“感愤兴起，拔剑击柱”。
他们也渐渐地结交了一些朋友。每有客人到阁楼喝酒、过夜时，主人就打开地铺，而后一醉方休。
这些朋友中，有一个叫陈光国的人。他是南京著名的“花牌楼”书店老板，此外，他还有三个秘密身份：他是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宁沪组织的一个反蒋秘密团体“神州国光社”的骨干；是蓝衣社总社的助理书记；最后，他还是南京军委会国民军训处处长丰悌的私人秘书。
在蓝衣社的7任书记中，最让人觉得面目模糊、并且下场最悲惨的，当数丰悌。丰悌字力余，1903年生，湖南湘阴县人。他家境贫寒、早年丧父，由母亲辛苦抚养。少年时曾因贫辍学，在家乡县城的一家丝绸店当学徒。后几经辗转，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