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第二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携带300余人的联名要求函，前往丁家桥，要求以刚刚从南京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个甲等师的讨逆军，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
所谓“白衣誓师”，是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际的一场大戏。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CC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晚年邓文仪曾谈到，“陈立夫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坐地分赃”、要部队，这些明目张胆的举动，使南京官场开始众口一声地认为，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曹操的野心”。
它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何应钦的头上。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
几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对“白衣誓师”的观察：
“……发现了南京有人想藉轰炸西安而事实上要毁灭委员长的一个阴谋。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阴谋，由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邓将军发起。邓将军组织了一批在德国和意大利受训、并同情法西斯的青年军官。他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同事，在南京的一个大礼堂，组织这些军官穿着白衣。在中国人的习惯里，白衣意味死亡。他们以此表达让委员长和西安一同毁灭的决心……”
“白衣誓师”浇灭了何应钦的利令智昏，也浸濡了南京的主战火焰。接着浸濡它的，是在大半个北中国飘飘扬扬的漫天大雪。
16日的丁家桥“讨伐令”、炮标礼堂誓师，曾给西安带来巨大恐慌。史沫特莱获知这一消息后，和数万西安部队一样，仿佛掉进了冰窖。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内战看来已不可避免了……”
接着，负责戍卫西安的杨虎城部队爆发了小规模骚乱。一小群军官醉醺醺地冲进张学良寓所，指责张学良把他们拖进“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并扬言，只要第一颗炸弹在城内爆炸，就立即枪毙蒋介石。
张学良被逼无奈，他来到交通银行大楼的地下室，以“扩情兄”的称谓，请求一向尊重他的曾扩情，发表广播讲话。当夜，许多南京、上海的中产居民，在家里听到了曾扩情那沙哑、口音厚重的声音。讲话很简短，先信誓旦旦地保证“委员长尚在世”，随后呼吁南京方面“慎重处事”。
但当夜，西安、南京都混乱一团，这篇讲话像一粒掷进水面的小石子，迅速被各种猜测乃至小道消息给吞没了。
战争的车轮似乎没有人能够阻止了。只要17日的太阳一升起，来自洛阳的飞机，就会以低空俯冲、不可一世的姿态，将一颗颗500磅重的炸弹，投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刚满50岁的蒋介石，也将在第一声爆炸响起时，化作一股黑烟。
但次日，是天气而不是任何人阻止住了战争。17日清晨，一架架飞机逼近陕西时，飞行员都看到了飘洒的大雪、寒洌的气流。他们只能将炸弹投掷在华山、平汉铁路一线，然后无功而返。
18日依然大雪。
这宝贵的两天，连同弥漫在南京官场、西安孤城的一种极端微妙的“患得患失”心态，被两个极其杰出的人物把握住了。第一个是宋美龄。这个原本濒临绝望的女人，发觉已没有人再敢当众侮辱她了。事变已经一周，善于窥测时机的官僚心下都在嘀咕：夜长梦多，他们正走在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官场黑胡同里，不明哲，必定不能保身。
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一周后，由于形势的莫测，蒋介石的“威望”又令人啼笑皆非地重建起来。这一点立即被宋美龄把握住了。
“患得患失”的神经贯穿着无比压抑的孤城西安。这一点，也被一个于17日冒雪从保安飞抵西安的传奇人物把握住了。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在西安，他迅速成为六神无主的张、杨的主心骨。他不仅帮助宋美龄保住了蒋介石的性命，还帮助2万余名长征壮士，把握住了未来的历史。
19日，大雪初停，西北、中原都风和日丽。在早晨清新的阳光下，准备轰炸西安的各地空军正整装待发。此时，一架从西安来的飞机先到洛阳，几个小时后又降落在南京。被俘的南京高官蒋鼎文，携带蒋介石致洛阳机场、丁家桥的手书回到南京。
这份手令措辞温和，然而不容抗拒地勒令何应钦、贺衷寒，“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在丁家桥引起震动，大批“元老”、政学系官僚和CC团人物起而支持宋美龄、孔祥熙。
主战派大势已去。但此时的贺衷寒、邓文仪，却极为牵强地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蒋介石手令末尾的“顺颂戎祉”四字。
晚年邓文仪谈到，“……落款为‘戎祉’二字。因干事们都很熟悉蒋氏的习惯，在习惯上蒋氏不会用‘戎祉’。故此时用此二字，必具特殊意义，也即是命令团体继续讨伐的决定……”（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被贺衷寒、邓文仪煞有介事地用来四处动员。20日，在他们的密令下，战争终于在渭河流域打响。
这一天拂晓，桂永清部队向华县一带的小股奉军，发动首次攻击。战斗迅速结束，教导总队在缴械两营后，沿渭河南岸急速西进。与此同时，十几架飞机轰炸渭南、华阴、三原等县城，渭河车站当即变成一堆瓦砾。
20日入夜，桂永清部抵达赤水一线，略事休整后，于次日拂晓作主力攻击。18辆轻装甲车迅速撕开奉军阵地。两军胶着一团。随即，大批骑兵、步兵在炮火掩护下，迅速切割、包围了奉军大部。至下午四时，奉军被击溃。该役光彩之极，教导总队歼敌近3千，损失仅死34人、伤28人。
36小时之内，桂永清连下华县、东西赤水、渭南四城，西安门户已经洞开，在他前头的，是百里沃野，奉军已无险可守。
此时，何应钦的“停战”手令终于来了。
也是这一天，在西安，一种奇异的感觉，占据了史沫特莱的心灵。那是熟悉宗教的人才会有的一种预感，似乎梦境一般地，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
这一天，宋美龄不顾劝阻，在充满希望的星期二早晨，走上座机。在她一行几人中，还包括一个特殊人物，戴笠。戴笠出示了张学良的一封短信，短信希望戴笠能“在此艰险的境况”下，“代表起黄埔的力量”，以“希望求得一个最后的保障”。
于是，戴笠也登上了飞机。飞机向北飞去。终于他们见到了“甚憔悴，局促有愧色”的张学良。见到了她的丈夫蒋介石。蒋介石告诉她，他正读书到“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
5
在被俘的10天里，蒋介石以毫无表情的面容，或读《圣经》，或卧床休息。他紧抿的嘴唇，似乎透露着一种倔强、一些不屑。很少的话语，不是“你们杀了我吧”，就是“我是你们的领袖”。他犹如一口古井，幽深、孤傲。
但这些短暂的日子，他的心中，却有着惊涛巨浪。在随时可能死去的这个房间里，可以感知到日出日落，雪飘雪止，然而一堵灰墙，却隔绝了他与自己统治下的广漠土地。这使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回味他曲折、漫长的一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大人物之一，从1927年开始，外界、包括西方，对他就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人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儒教徒”，还有的，则说他是军人、“独夫”、阴谋家。看法形形色色，莫衷一是。
但谁都不能说清楚他。仿佛，这个人就和那50年的历史一样，断裂而复杂。从溪口小镇的“丰镐房”走出来后，那个单薄、年轻的躯体，介于儒教徒和流民之间。他读四书五经长大，对母亲、亡父甚至祖父，都有着深沉的、中国式的孺慕情绪；然而，“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这种惨淡的小镇生活、苛酷的生存竞争，使他又多少能够直面着伦理、宗族的虚伪和脆弱。与那个沉闷年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更多的，是流民色彩。
在刺刀决定社会的日子，他被潮流裹卷，选择了从军的道路。随后，在保定、在东京、在上海，他一面以流民本色，眠花宿柳，另一面又因宋明理学的熏陶，暗自克制与忏悔。他仍然是一个在流民与儒教徒的夹缝里，不断徘徊的人。
时势造英雄。他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儒教徒，身上的流民色彩，还始终执拗地抬头着。但那个动荡的民初乱世，似乎就是这样的人的天下。
从黄埔开始，他继承了孙中山遗产的一部分。他拥有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不过是40岁出头的年龄，他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但南京政府是最大的军阀政府，又是最小的“中央政府”。孙中山的遗产是如此沉重，他继承几千名年轻军人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