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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信自己的落魄失意，只是一时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的心中，鼓荡着王侯霸业的激情。似乎，在他面前的，夕阳斜照下的武昌，那宽阔的大马路，正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抗战烽烟已起，国家正值用人之际，过去的那一点点失误，算得了什么？何况他已获知消息，他将被重新起用，去出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能预料到么？如果说，刘健群正在走向落魄人生，那么，他正走向的，却是人生的尽头。“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国深沉的官场黑幕，导致了他的惨死。几十年后，他的许多位同僚谈及他的下场时，都以“丰悌的遭遇”为标题。丰悌，就是在全代会闭幕半年后，因“长沙大火”一案，死于枪决。
中日武汉会战后，以为日军立即要进攻长沙，就计划“彻底破坏长沙”、实行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的深夜，长沙燃起一把大火。这把火烧得非常慌乱，因为一处的执行官看到别处的偶然失火，以为别处已经动手，就在城内居民还没有疏散的情况下，开始点火。大火一直延烧到次日凌晨，大小街道，都成了一片灰烬瓦砾。在残砖破瓦间，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尸体，情状极为凄凉。长沙居民无辜地被烧死2万人以上。
这样一个大事件，自然要引起追查。更重要的是，日军当时只是迫近长沙外围。当长沙惨状让许多人开始怀疑“焦土抗战”政策时，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枪毙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等3人，以平息舆论。
几十年后，“长沙大火、丰悌顶罪”，几乎成为一个民间的口头禅。年纪轻轻就屈死，不知丰悌被枪毙时，有没有对自己的悲剧根源作个总结？他也险些被烧死，为布置城防、安排纵火，他极为劳累，大火烧起来时，他还在沉睡，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直到大火迫近住宅，他的佣人一直拍门，最后把门打破，才拉起他从后街逃了出去。没有想到，他没死在火里，却仅仅几天以后，就被枪决了。
负责“监斩”的，原定是康泽。但由于一片混乱，到处找不到康泽，这个倒霉的差使，就落到了俞济时的头上。虽然此时蓝衣社已烟消云散，俞济时也是借“设宴相邀”的名义，略显卑鄙地诱捕丰悌，但他可能也由此感知着世事的无常，不免兔死狐悲。他说起枪毙的过程时，说道：“……我准备了酒饭，把他从拘禁的地方提出来，给他吃。然后我把命令拿给他看，再替他准备纸笔，问他有遗嘱没有……给他在地上铺了一条红毯子，叫他打盘脚坐下，把毯子从后面揭起来搭到他头上……卫士从后脑开了一枪，又补了一枪倒地。过了一会，他的家属收去装殓……我感到很难过！”
真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据说，丰悌看过俞济时递过来的枪决令电文后，仍然神色自若。他制止了俞济时的宽慰说辞，说：“……我们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但在难得的气概之外，他有没有想到马上要来收殓自己尸首的母亲妻儿？丰悌一生艰难的老母，此时又将面对丧子之痛。
几十年后，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的自述里，写到“只因执行官兵的疏忽，未按计划行动，遂有长沙大火事件”。到此时，丰悌的面容、事迹乃至名字，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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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民国的天际，开始显示出几分暗淡。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40岁的年龄，头发却略略歇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里，一眼可以看到的，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着泪水、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腐败、堕落连在了一起，令人如此难忘。他曾痛心疾首过这些腐败、堕落，也誓言要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命，来根绝这腐败这堕落。但，命运一般地，他自己的身躯，也沦落进了这腐败堕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部黄埔、民国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着各种民国的、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蓝衣社终结后，贺衷寒的人生轨迹。
从武昌大江中学走出来后的10年，贺衷寒一路落寞，一路醉酒。他的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的职务，不久就随着武汉的陷落，被剥夺掉了。他成了原蓝衣社魁首中的再一个闲人。
几年的赋闲后，他终于一改“忠臣逆子”的表象，偶然地暴露出他的本心。一次在重庆李子坝，与同样被闲置的肖作霖喝酒吃狗肉时，他借酒评点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借以一浇胸中块垒。
那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冷冷一笑，随即发表了一个长篇大论：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自己的际遇，以及他念念不忘的蓝衣社的瓦解和解体：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你还骂他昏，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折射的是漫长年头里贺衷寒蹒跚的路途。次年，在重庆已被蒙上灰尘的他，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兼任自己在10年前创刊的《扫荡报》社社长。
这样的职位，比起总政训处处长、蓝衣社书记，可谓天差地别。但贺衷寒却略略地振作了些，后来，一些报章评价道，“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他长于理论，短于事务特别是官场平衡，被认为“收效甚微”。有人曾以“劳动局”三字嵌头，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他。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局促不安”。贺衷寒听到后只能苦笑。
但任劳动局长期间，他接触大量社会问题，思考日渐深沉。这为他的“第三起”打下了极好的基础。1950年，立志革新国民党的蒋介石，重新起用了他。他历任小政权的“交通部长”、国民党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国策顾问等职。但好景不长，忧谗畏讥似乎是他的宿命。1966年，他在台湾政坛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影响时，“湖南人有小组织”、“贺衷寒想搞分裂运动”等流言，又逐渐在台湾上层传播。他先是极度的忧郁伤感，从此深居简出。
1972年，贺衷寒得骨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这一天，来探病的人里，有他的一个晚辈，邓文仪的儿子邓元忠。
这是邓元忠第二次见到贺衷寒。当时，邓元忠已萌发了写一本《力行社史》著作的想法，但他看到的，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贺衷寒：
“……只见他瘦弱的身子，与从前判若两人。颤动的双唇和一双注视着我的闪闪的眼睛，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我说。但那时他已不能言语……”
这一年5月，贺衷寒在医院里平静地去世。
最后，慢慢地走出来的，是当年在东京、在南京、在明瓦廊，都最具青年气息，此时却显得一脸沧桑的腾杰。
路灯已经初上了，这战乱中惨淡的灯光，映照着腾杰长长的身影。这身影显得异常孤单。它让人想起郭沫若的诗句，“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那天上的繁星/天上的繁星亮了/好像那无数的街灯……”
又不止是繁星、街灯。站在腾杰身后、一路跟随着他的，是什么呢？是一丛树阴，一阵风，或者，是陈启坤那纯洁的、处子一般的魂灵？……是的，在这个终结的会议上，陈启坤地下有知，是一定会来的。她那双清亮的眼睛，或许会无比诧异：她所熟悉的，那清新、热腾、活泼、有力的明瓦廊，怎么会变成一个陌生的，藏污纳垢的朝天宫？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
没有魂灵，只有树阴和风。他是一个人地走，一个人走在路上。然而，这一夜，在腾杰所感念的无数往事、人物里，一定包括陈启坤。这是他永远的、不能出走也不会漠忘的爱人。他们原本只是最普通的一对恋人，彼此都不是对方生命的主角。只是因为蓝衣社，在蓝衣社这个令人悲欢交集的载体上，他们成就了爱情，他们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生活，都是那样的短暂。因为，极盛而衰、泰极否来，在1933年那盛夏的喧哗中，分裂、倾轧、苟且、腐败……所有这些，令这个蓝衣社的“贞德”无法直面、不敢正视的毒素，已悄悄地在明瓦廊蔓延。陈启坤死得恰在时候，一死，她在自己的心中，就可以保留下一个明净的、满是青年与友爱的团体，留下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