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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气压计时，有两位男子走近大棚。他们身穿黑色大衣，衣领都竖立着；我从未见过这两个人。他们问我，考德雷尔先生是否不在；又问他上什么地方去了，问我知道不知道他的住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回答说不知道，并问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向我打听考德雷尔先生。
“没什么，没什么。”他们这么说着便离开了。
星期三。我带着一束紫罗兰去茨维达小姐的旅馆里送给她。门房告诉我，她早就出去了。我转了很久，希望能碰见她。古堡门前的广场上囚犯们的亲属排了一队，因为今天是监狱的探视日。我发现茨维达小姐站在一群头上包着头巾、怀中抱着哭哭啼啼的幼儿的妇女中间。她帽檐下面一层黑纱罩住了她的面孔，但她那姿态与众不同：昂着头、直着脖，仿佛很傲慢。
昨天在气象台询问过我的那两位身穿黑衣的男子，正站在小广场的一角，仿佛在监视监狱门口的人群。
刺海胆、黑面纱、陌生男人，都笼罩着一层令人费解的黑色，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我面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视为黑夜向我发出的信息。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在生活中都尽量减少与黑暗接触，因为医生禁止我黄昏后出门，我接触到的只有白天的世界。但现在我却在白天的、无所不在的、几乎看不到阴影的光亮之中看到了比黑夜更加黑暗的黑暗。
星期三晚上。每天晚上，当黑暗降临的时候，我都伏案疾书，不知将来是否有人会阅读我的手稿。库吉瓦旅店我的房间里灯光照耀着我这十分潦草的字迹，不知未来的读者是否能够辨认。也许我这本日记要在我死后很久很久才能问世，那时我们的语言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现在正确使用的一些词语那时也许已经废止，也许已经语义不清。尽管如此，得到我这本日记的人比起我来总要优越得多，因为一种书面语言总可以推出它的词汇与语法，区分开它的句读，或者加以改写或者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我呢，我要在日常生活中连续发生的各种事物中看出外部世界的意图，摸索前进，因为我知道，任何词汇都不可能把事物给予你的所有的提示全部都变成语言。我希望我的这些感觉与思虑对将来阅读我的作品的人，不要成为他们理解中的难点，而应成为我的作品的实质；如果未来的读者从完全改变了的思维习惯出发，觉得我的思路不可捉摸，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使他能感觉到我的努力，努力在各种事物中看出期待我看出的那种含义。
星期四。茨维达小姐向我解释说：“由于监狱长的特许，我可以在监狱探视日带着画笔和画纸进入监狱，坐到会见室的谈话桌边。囚犯亲属们这一纯朴而人道的行为有许多可供速写的素材。”
我并未向她提过任何问题，但是，由于她发现我昨天看见她站在监狱前的小广场上，她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在那里出现进行辩解。我倒希望她什么也别告诉我，因为我对人物画没有任何兴趣。如果她果真把那些素描拿出来给我看的话，我肯定不知如何评价它们；不过她并未把那些画拿出来给我看。我想她大概把那些人像画收在专门的画夹里，并且每次都把那个画夹存放在监狱办公室里，因为昨天我看见她时（我记得很清楚），并未看见她带那个形影不离的速写本与铅笔盒。
“我要是会画画的话，我会全力以赴地去研究无生命物质的外形。”我断然说道，因为我想改变话题，也因为我有一种自然倾向，要在无生命物质的状态中识别自己的各种心情。
茨维达小姐立即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她说，她最喜欢画的东西是小渔舟使用的那种“四爪锚”，它有四个爪钩。经过防波堤边停泊的小船时，她还指给我看四爪锚，并且向我解释，画那四个爪钩时选择倾角与透视角会遇到哪些困难。我觉得这个物体传给我一种信息，我应该译解这个信息：锚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固定在什么上面，抓住某种东西，沉下去，结束我这种漂浮状态，这种浮在表面的状态。但是，这种解释有可能产生这种疑问：这是否是邀请我起锚向大海航行呢？四爪锚的形状中确有某种东西，也许是那四只爪钩，也许是那被海底岩石磨损了的四条弯臂，告诫我说，不论采取哪种行动，都会带来损伤与痛苦。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不是一个深海使用的大锚，而是一个灵巧的小锚。它并不要求我放弃青春年华，只是要求我停泊一下，思考一下，研究一下我自己身上的未知数。
“要想从容不迫地从各个角度画这种描，”茨维达说，“我自己就应该拥有一个，以便同它建立一种亲切的关系。您认为渔民会卖给我一个吗？”
“可以问问。”我说。
“为什么您不想买一个呢？我自己不敢去买，因为一个城里姑娘如果对渔民的一件粗笨的东西发生兴趣，会使人感到惊讶。”
我仿佛看见我把这样一个四爪锚送到她面前时，力求做得像在送她一束鲜花，因为四爪锚丑陋的形状显然不像一件礼品，送给她这种东西我有点于心不忍。当然，这里蕴藏着一种我未能发现的含义，我以后要好好体会它。想到这里便答应为她购买一只四爪锚。
“我想要带锚索的四爪锚，”茨维达补充说，“我会数小时坐在那里不知疲倦地画那团绳索。因此，请您再买条长长的绳索，十米长，不，十二米长。”
星期四晚上。医生已允许我适度饮用含酒精的饮料。为了庆贺这个喜讯，黄昏时我走进“瑞典之星”酒馆喝了一杯温热的朗姆酒。酒馆柜台边站着一些渔民、海关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一位身穿监狱看守服的醉醺醺的老人声音洪亮地压倒各种议论说道：“每星期三那个香喷喷的姑娘都递给我一张一百克郎的钞票，叫我让她和那个囚犯单独待在一起。到星期四这一百克郎就变成了许多啤酒。探视结束的时候，那个姑娘走出监狱，浑身都是监狱里的臭味。那个囚犯回到牢房里，囚服上沾上了那个姑娘的香气。我呢，满嘴啤酒气味，生活是什么？就是串味儿。”
“生活是串味儿，你还可以说，死亡也是串味儿，”另一名醉汉插话说。很快我就弄明白了，他的职业是掘墓人。“我要用啤酒的气味压倒我身上的死人气味。酒鬼死了，我理过许多酒鬼，只有死人气味才能压倒他们身上的啤酒气味。”
我把这段对话记录下来，作为世界对我的警告，因为世界正在解体，并且企图把我也裹带进去。
星期五。那位渔民突然变得不相信人了，他说：“您有什么用？您要给四爪锚派什么用场呢？！”
这些问题有失检点。我本来应该回答说：“用来画画。”然而，我知道茨维达小姐不愿在外行面前炫耀她的艺术活动；再说，从我这方面来讲，正确的回答应该是：“用来思考。”如果我这么说，能让人听懂吗？
“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回答说。我们开始时谈得很投机，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酒馆里已经认识了，可突然之间我们的谈话变得不理智了。
“您去航海用品商店买吧，”那位渔民直截了当地说，“我的东西不卖。”
在航海用品商店里情况完全一样：我刚刚说出我的要求，老板的脸色便阴沉下来。“我们不能向外地人出售这些东西，”他说，“我们不愿和警察发生瓜葛。再说，您还要条十二米长的绳索……不是我怀疑您，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有人把铁锚抛上去挂到监狱铁窗栏杆上，好让囚犯越狱……”
“越狱”，正是这样一个词，听到它我就会浮想联翩。我寻找锚仿佛使我找到了一条越狱的道路，一条改变状态的道路，一条复活的道路；我的身躯仿佛就是监狱，越狱就是让我的心灵离开我的身躯，开始一种非人世间的生活。我感到这些想法可怕极了，尽力把它们从我头脑里驱赶出去。
星期六。几个月来这是我第一次夜间出来活动，因此我非常害怕着凉，尤其是担心头部会受凉。因此，出门前我穿上棉靴，戴上登山帽，登山帽上又套了顶毡帽。这样包得严严实实的，再围上围巾，系上腰带；毛料服、裘皮服、羊皮装、长筒靴，我可以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但是今天夜晚，我发现，既温暖又晴朗。但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考德雷尔先生要约我深夜在公墓相会呢，还那么诡秘地写个条子转交给我。假若他已经回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往日那样会面呢？假若他尚未回来，我上公墓去会见何人呢？
为我打开公墓门栅的是那位掘墓人，我在“瑞典之星”酒馆里认识的。
“我找考德雷尔先生。”我说。
他回答说：“考德雷尔先生不在。因为公墓就是不在之人的家，您请进吧。”
正当我在墓碑中间穿行时，突然看见一个黑影迅速地向我刷刷奔来。来人煞住车跳下来。“考德雷尔先生！”我看见他骑着自行车在坟墓之间穿行，车灯也不开，惊奇得大声叫喊起来。
“嘘！”他让我不要讲话。“您犯了严重的、不谨慎的错误。我把气象台托付给您时，没想到您会牵扯到一场越狱行动中去。告您说吧，我们反对单个人的越狱行动。我们需要时间，要执行一项长期的、整体的越狱计划。”
听见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手向四周一挥，我想他是以死人的名义在讲话。考德雷尔先生是死人的代言人，他的话表明死人还不愿接纳我加人他们的行列，因此，我感到宽慰。
“由于您的缘故，我不得不延长我外出的时间，”他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