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你知道我们要带福斯特夫妇去潘内罗处。你必须准时到达。”
“哦，我将尽力赶到。不过，伯雷先生是个重要人物——我不能半道中断，这次事关重要。”
“福斯特更重要，你不能去。”
哈罗德没有争辩。他站起身，慢慢地收拾起杯子和碟子，并把它们叠放在盘子上，然后走了出去，而这时，厄苏拉又重新校对起文稿来。哈罗德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
“厄苏拉。”
“什么？”她把放在面前的那页纸的“不利”一词划去，在上面写上“有害”二字。
“我希望你能够下去到那间办公室里去一下，那里属于我的家具连一条腿也没有。我一直在等待你去看看。”
“我会去的，一旦能抽出身来就去。”她不耐烦地回答。一会儿，她抬头看着他，露出了笑容，语气也柔和了些，说道：“这你知道我一直多么忙。不过，我一定去。”
“我想，可不可以在星期五——”
“星期五我打算举行盛大的午餐会，招待福斯特夫妇——所有的宣传方面的人，还有演员……”突然，她拍了一下手，“我的上帝，我答应了凯思琳·鲍拉德，星期五早上我要去听查普曼博士的演讲。这可怎么办？”
“查普曼博士？是那位性专家？”
“不错——他要在联合会上演讲。我以后将告诉你这事的所有情况。我必须好好想想。”
哈罗德点了点头，离开她到厨房去，那位黑人佣人哈利正在那里给电冰箱除霜。厄苏拉坐回摇椅，闭上了眼睛。查普曼博士本应该是只百灵鸟，可是眼下成了个讨厌的东西。她是个干工作的妇女，抽不出时间去听他的有关性的胡扯淡。她干脆就给凯思琳或者格雷斯打个电话，以早有事务约会为理由辞掉它。到底，福斯特毕竟是先来的。
这样，她仍感不满意。她站起来，找了支香烟和银质烟嘴，把烟插上去，在沉思中点上了烟。她感到，她比她起初所想象的更加盼望着去见查普曼。她穿过房间，停留在书壁前，找到《美国单身汉的性研究》，把这册厚厚的书从架子上抽出来。她缓缓地翻阅着，在这儿或那儿停一停，去思考统计数字，或者一长段文字所表示的意思。恰像她第一次读到它时那样，她被迷住了——倒不是因为其中的人物与她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于他们所敞开的卧室的大门通向了其它的生活。
就是在她把这本书放回到书架上时，这篇文章的标题已在她的脑海中渐渐形成并显现出来。它应该这样写：“‘查普曼博士与我会见之日’，撰稿人：一个郊区的家庭妇女。”当然罗，这个所谓的郊区家庭妇女，应是厄苏拉她本人。这个题目登在《家庭生活》杂志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她应把它处理得格调轻松，文字幽默，语气俏皮，但是仍伴有足够的能使人引起争论的提问和回答，以便使这篇文章具有很高的引用性。而且更好的是，与查普曼博士或者他的小分队的某个成员的会见，可以为福斯特的杂志制造一篇绝妙的话题，进一步加强她在福斯特心目中的一个有能力、有智慧而又具有永恒女性的形象。
她在脑子里反复捉摸了一阵，又玩味了一番。在她将这次个人奇遇中数不清的轶事趣闻的细节，有血有肉地润色过之后，她甚至看得见伯特伦·福斯特的得意秋波。现在，她心里已没有任何怀疑了。她必须参加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会，然后自愿进行一次及早的会见。一旦福斯特知道她为他和杂志所付出的代价后，他就会允许她迟一点出席他的午餐会。她能想象出她进门时的情景——她成了所有眼睛的注视中心，因为所有的人将会知道，是什么事使她来晚了——其后，看见她自己驾轻就熟，绘声绘色地把里面的性故事讲给她的雇主和著名的客人听。她肯定，福斯特会比以往更加赞赏她；它可能引来任何事情，甚至到纽约。
※ ※ ※
公共汽车的喇叭，在远离厨房洗涤槽上的窗口处高声地响了两次。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早就把车搁在那里，过了一会，喇叭又响了两下。
“你能别放耳机稍待一会吗，凯思琳？”萨拉·戈德史密斯对着电话说，“学校的汽车来啦。”她用手捂住话筒，对着快喝完麦片粥的9岁的杰罗姆和正在大嚼着小甜饼的6岁的德博拉喊道：“快点，车来啦，够晚的了。别忘了带午餐盒。”
萨姆·戈德史密斯嘴里含着块热饼，放下晨报的商业版，把双臂伸出来，首先是德博拉，其次为杰罗姆，吻了吻他。
“当你在那儿出去休息时，一定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他对杰罗姆说，“要把球棒离开身，举得高高的——像麦西尔那样——然后，径直地把棒朝下向球击去。这样不会错。”
杰罗姆点点头。“记住了，爸。”
两个孩子抓起了他们的餐盒，匆忙地在萨拉的脸上吻了一下，快步向前门走去。杰罗姆一路蹦蹦跳跳，德博拉手爬脚蹬，直到离开房子。大门在他们身后呼地一声闭上了。萨拉尖起脚尖，伸长脖子，透过那扇高高的窗子向外看，一直瞅着他们快步跑过车场前铺设的停车点并且爬上汽车。等汽车开始嘎嘎地离开后，她这才缩回身，把捂着的手从话筒上放下来。
“真对不起，凯思琳，每天早晨都是这样。”
“哦，我清楚。”
“呐，听说的那场演讲——你说每个人都打算去吗？”
“格雷斯是这么说的。”
“呐，好吧，我不想做个与大家不同的人，看来这演讲一定很重要。”
“按查普曼博士的话讲，是为了‘科学进步’。”凯思琳顿了一下，“当然罗，那全在于自愿，萨拉。在听过他的演讲之后，再决定或是进行会见，或是不同意。”
“我随大流，多数人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萨拉说，“我读了他最后的那本书，我想那是项很好的事业。就是有点那个——哦，想来有点太难为情。是不是真的不说出是谁来？”
“发布稿上是这么说的。”
“我的意思是——我曾经在一份文摘杂志上读过一份材料，说的全是那些调查的事情——是对他们的经历的调查，以及对这些调查材料保密的办法。不过我记得，就是金西也是采用与你对面相坐并且当面提问的方法。在金西以前还有一个人——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凯思琳查阅了一下面前的文件。“还能是汉密尔顿吗？”
“这名字很熟，可能是他，他用发给卡片的办法，所提问题都打在上面。不过，你仍然要当着他的面回答这些问题，这会搞得我非常不舒服。”
“是这样。”凯思琳表示赞同，几乎自动说出来。不过，尽管她同情萨拉的观点，她知道她却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尽管如此，我认为查普曼决不会一成不变地照搬这种方法。我想不起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方法的话，但有一点却是记得的，它是所有办法中最匿名的——你真的可以像上了封条似的和与会者一起参加，就像一位修女一样。我倒希望我能够告诉你具体如何做，萨拉。不过，格雷斯说，查普曼将在演讲中把一切都会解释明白的。”
“好吧，我一定出席。”
萨拉将话筒安放在电话机上之后，瞥了萨姆一眼。她拿不准他听没听到电话中的谈话。他仍深深地沉浸在最近的股票买进卖出指数中，而且显而易见，对刚才这一切并没有在意。她不吱声地注视着他，正像最近她常常这样做的一样。她那右手很有特性地放在心上（那里藏着那件秘密的事情）。她怀疑他有没有看见她比他们初次相遇时所见到的更多的情况。她想，如果他仔细观察一下的话，他也许会有所惊诧的。
萨拉·戈德史密斯把她的黑发很时髦地在后面挽成一个圆发卷。尽管她那沉重的黑框眼镜给她一种十分严肃的外表，但在她不戴眼镜时，她的脸衬上没有修拔的眉毛和宽鼻子，倒是像个典型的拉丁人，在上午初晨时分显得很柔和。她35岁。
她那纵深的乳胸和浑圆的臀部仍然很坚挺并富有弹力。她不像萨姆，她从来没有让自己失去控制过，为此她感到很骄傲。即便结婚12年，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后，她的体重上下浮动没有超出过5镑。
这时，她叹了口气，向桌子移动过去，倒了一杯茶，对着她的丈夫坐了下来。越过他的报纸，她直盯盯地看着他的手臂和他那厚下颚脸看得见的那一部分，心里产生出一种超然度外的怜悯。虽说他只比她大4岁，但他却变成了一个——至少在她的眼里——肌肉臃肿的乡巴佬。她早已忘却早年她需要他的坚实，她对他为他们的安全所做出的顽强的奋斗所表示的赞许。她所记得的只有12年以后，他渐渐变成一个迟钝的、毫不敏感的、没精打采的、好坐不愿动的人，一个对他周围世界强烈刺激和了不起的进化不感兴趣的人。他所有的只是对他的男衣店、他的孩子、他的后花园和他的放在电视机前的高背椅的着魔般的关心。至于性爱，他像是尽义务，大喘粗气，每周一次，在星期六的晚上，从来没有使她满意过。对这一点，萨拉想，假若做爱时还有点浪漫色彩，或者至少有点乐趣的话，也许还可容忍。但是，它一直是对吃饭、睡觉和要干的家庭杂务单调需求的一种附加。呵，他当然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的人，这点毫无疑问。可是他是在那种松弛的、感情脆弱的、犹太人似的特殊方式中，是好的、善良的，难能道歉或者去喊或者表示感激，在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曾经读过《包法利夫人》，而且还记得其中几行：“她的内心深处在等待着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像遭受船难的水手一样，她把绝望的目光从她那凄楚孤寂的生活的上方转过去，一动不动地望着，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