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五年的药品生意。时值阿尔巴尼亚局势频繁动乱，有过一些历险。１９９９年移民加拿大，现定居多伦多。
这个晚上，我在多伦多的家中看电视。９点时我把频道转到ＣＮＮ的Ｌａｒｒｙ ｋｉｎｇ的访谈节目，看到了久违的克林顿先生。他才做过心脏手术不久，看起来气色不错。他的自传《ＭＹ ＬＩＦＥ》刚刚出版，他今天侃的就是这本书。我听到有个佛罗里达的观众打电话进来问他有关莫尼卡那条有斑迹的裙子的事，克林顿极为机灵，王顾左右而言他，把话扯到了阿尔巴尼亚去。他说拉登在炸掉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使馆后，还准备炸掉美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使馆。但是美国情报部门这回挫败了拉登的这一计划。
克林顿的这段话使我激动了起来，因为他说的这事和我有一点联系。那个晚上在地拉那，当美国特工人员把拉登那帮企图炸美国使馆的阿拉伯人包围、击毙时，我正好被一支阿尔巴尼亚警察和军队混合的突击队从绑架者的地洞里解救出来。次日地拉那的电视新闻头条是美军突击拉登组织的事，第二条才是我被解救的新闻。有关拉登的新闻只是播音员读了一段稿子，而我那一段，全是画面。由于我被绑架后，电视连续作着报道，成了全国关注的新闻，所以那个晚上突击队解救我的报道达到极高的收视率。事实上，这个报道制作得真的很不错，在我被救后的第二天，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把这些报道制作成一个光盘，以五百美金的高价卖给了我。我看到那天警察和军队是如何层层包围那个房子，在几个街区外都停着装甲车。我还看到警察是如何冲开那个大门，制服了绑架者。然后就看到我刚被救出来时的自己，头部被胶带缠得像木乃伊。还有的画面是我呆了八天的地下洞穴，还有那块我睡觉的木板。最后有一段是我解救后的一段采访，我当时已洗过澡，刮过胡子，看起来很瘦，戴着个大墨镜。大概我当时还是心有余悸，怕以后被人认出。不过还是有人会认出我。在我被救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独自外出，戴了墨镜和棒球帽。在市中心过马路时，突然见一辆汽车在马路中央急刹车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姑娘向我冲来，还喊着我的名字：ｃｈｅｎ——ｃｈｅｎ。我认出她是我以前住家的邻居，阿丽霞。她就这么跑过来，摇着我的肩膀说：你很勇敢，你是英雄……我只觉得一阵茫然，我只是运气好没死罢了，怎么会是英雄呢？突然我觉得整条大街的人都在看着我，而且所有的汽车喇叭都在鸣响。阿丽霞的车把路堵死了。我看到她开的车是教练车，她的教练绝望地双手抱着后脑，像进不了球的普拉蒂尼。一个警察怒气冲冲地冲了过来，而这时阿丽霞已回到车上。车子开动了，她还在使劲地向我摇着手。
现在我想着阿丽霞，心里觉得十分亲切。其实我和她一点交往都没有。我刚到阿尔巴尼亚时，她大概才十多岁吧，是个好动的、喜爱小动物的小孩。她曾经送我一头小猫，可我没养好，差点养死了。我不知阿丽霞现在怎么样了，她应该是长大成人了吧。我离开阿尔巴尼亚六年了，刻意地不去知道那里的消息。偶尔我还是接触到一些阿尔巴尼亚的事，只觉得心里会有隐隐的痛楚。我想把那段经历埋藏起来，却不知那些充满焦虑恐惧又极度兴奋的经历是能量十足的葡萄汁，正在日益发酵，不时会喷发出巨大的气泡。这个晚上，克林顿的这一段话使我心神不宁起来。我的脑子里一个个冒出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地名，那些气味浓重的咖啡馆、无花果树下的庭院、暗影憧憧的街道、晨曦里的城堡……那些已经模糊暗淡的人脸现在又渐渐浮现，令人战栗地微笑起来。
吉罗卡斯特
１９９４年５月，我到了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我怎么会到这么一个地方呢？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很离奇的事。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看了很多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比如《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谁都会说那句话：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男人们可能抽过一种叫“斯坎德培”的阿尔巴尼亚的香烟，女人大概会打一种阿尔巴尼亚针法的毛线。以前我只知道这是一盏欧洲的明灯，可不知道自己会在１９９４年５月像飞蛾一样扑向她。我的一个朋友李明先生早几年去了匈牙利，半年前他为了追讨一笔货款，开着一辆二手的雷诺车，穿过了巴尔干半岛，从前南斯拉夫的黑山共和国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斯库台省，一路下来到了地拉那。他在到达的次日就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好像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方，到处都是商机，人人渴望着中国的物资，而且姑娘漂亮得像梦一样。可惜当地的国际长途电话费极贵，李明无法在电话里给我详细描写。但这已经在我心里点燃了想远行的火苗。后来李明就来了好多传真，说当地极缺药品，尤其是青霉素，叫我赶紧发货。那几个月，我忙着筹款，找货。货一发出，我去阿尔巴尼亚的签证也办好了。
我从香港坐意大利航空到了罗马，又换乘一架充满酸奶酪气味的小飞机进入地拉那。地拉那的机场简陋得像个六十年代我们国内的县级长途汽车站，而李明那辆曾穿过巴尔干半岛的辉煌的雷诺战车一边的车门没有玻璃，有人砸了玻璃，偷走了车用录音机。四个车轮也大小不一，有一个车轮被人偷了，他在自由市场随便买回一个安上了。我坐着这辆倾斜的、没有边窗的破车进入地拉那城，一路上看到好多废弃的钢筋水泥碉堡。然后到了李明的住家，看起来也像碉堡，不，像岗楼。这些房子建得极简易。红砖砌好后，外面没有刷过，连钢筋都露在外面。这里是阿尔巴尼亚的空军宿舍。我们的房东里里姆是个机械师，他的老婆杰丽是个在中国培训过的空军按摩医生。这套房子还算宽敞，只是设施极简陋。卫生间里有一个冷水龙头，还有一个蹲着用的冲水马桶。还有一个马口铁的大盆。那是洗澡用的。我一下飞机就烧水在这铁盆里洗了个澡，一边就想着普希金那个金鱼和渔夫的童话。当渔夫的贪心的婆娘最后惹怒了金鱼，她已拥有的所有财富全部被波涛卷走，唯一留下的是一个木盆。那个木盆大概和这个铁盆样子差不多吧。
在我抵达地拉那的一周后，那个装满青霉素的集装箱到达了希腊的萨洛尼卡港。这个货柜要从陆路拖进阿尔巴尼亚，我们接到货运公司通知，要去边境城市吉罗卡斯特办理清关手续。
那个美丽的五月早晨，我们开车出发了。和我们同行的是两个会说中国话的阿国人，阿里先生和米里。米里是我们的翻译阿尔塔的老公。阿里先生是我们的药剂师。
离开地拉那，车子开了约一小时，就到了海港城市都拉斯。七十年代中国放映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有一部叫《广阔地平线》，讲的就是这个海港的故事。我们在海边一个小餐馆停了下来。吃了一些煎红鱼，喝了啤酒。亚德里亚海的海风徐徐吹来，举目是无边的宝石一样发亮的海水，对面就是意大利。我都难以相信自己现在真的是在阿尔巴尼亚。
从地拉那到吉罗卡斯特约２００公里，需要开七八小时的车。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的田野上驰骋，而且是在一条通往希腊的道路上。路途上的景色把我的想象的风帆鼓得要飞起来似的，它们诱导我穿行在对阿尔巴尼亚故事片的追忆里。我想起《第八个是铜像》那个叫易普拉欣的年轻游击队员。我已想不起他是怎么牺牲的，只记得在他死后多年后，一个有着怪癖把香烟掐成半截来抽的雕塑家把他做成了铜像。我脑子里最清楚的是易普拉欣的女友，那个美丽的令人难忘的姑娘。我能很细节地记起一群人抬着易普拉欣的铜像上山，这个姑娘在山路边的泉眼用手掬起泉水喝水的镜头。我还想起了一个更有名的电影《宁死不屈》，那个美丽的女游击队员米拉。我想着在电影刚开始不久的那段场景，米拉弹起吉他，唱着那首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电影还有这么一段，米拉给肩膀的枪伤换药时，脱去了外衣，有一半的肩膀裸露着，只戴着胸罩。我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大概看了１０次《宁死不屈》，大家都觉有８次是为了看这个精彩镜头的。那时电影票是一毛两分一张。我们看完了米拉戴胸罩的镜头，就心满意足地觉得一毛钱的成本已经看回来了。而现在，我就是奔驰在米拉的家乡田野上，却感觉到是在自己少年时代的梦境里奔驰。
当我们开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开始进入了山地。路变得很窄。刚下过雨，水哗哗地冲过路基。树木茂密，空气极其清新。可这时候，米里的脸色开始发青，他的肚子痛极了。他这么一说，发现药剂师阿里先生脸色更青，他的肚子也在闹，只是他忍住没说。李明的肚子也疼了。很明显，中午吃的煎红鱼一定不新鲜。
路边没有人家，也没旅店。找不到厕所。好在不见人影，我们停了好几次车，就在树林里就地解决。
略一放松，我们讨论该怎么找点药治治肚子。药剂师阿里说：现在要吃几个煮鸡蛋，就能止住腹泻。米里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我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按中国人的看法，肚子坏了最忌的就是鸡蛋，而他们竟然用鸡蛋治腹泻。还有一件邪门的事。我们中国人是摇头不算点头算。可阿尔巴尼亚人摇头时，表示这事成了。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件事发生了。有一辆吉普车超过了我们。我看到车上有几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也转头看着我们。没有表情。这车超过我们以后没有加速，只在我们前面不紧不慢地开着。在我们加速重新超过他们时，那几个大胡子齐刷刷地转过头看着我们。我们加快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