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噩梦，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难以忍受。
在我在地洞里被这些噩梦缠绕着时，那个叫阿赛福的埃及人的坏运气也在悄悄降临。几天后，就是我被解救的那个晚上，一个由美国特工和阿尔巴尼亚特工组成的突击队包围了空中花园，把三个企图炸掉美国大使馆的本·拉登的要员堵进了一个地下通道的尽头。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三个阿拉伯人两个被打死，一个名叫阿赛福的人饮弹自尽。阿尔巴尼亚电视台把这条新闻和我被警察解救的新闻同时播出，在那个电视台记者以五百美金卖给我的那盘光盘里，也录下了这条新闻。后来我又看了报纸，知道了黛替山的空中花园就是本·拉登设在阿尔巴尼亚的基地。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当美国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被炸之后，这个基地马上被启动。据那篇报道说：埃及人的空中花园正好俯视着美国使馆，他们计划如果汽车炸弹不能靠近美国使馆，他们就在空中花园使用火箭炮直接炸毁美国使馆。只是美国人得到了可靠情报，提早一步灭了他们。
黑夜要过去了，我看见那个圆筒似的通气窗慢慢变得亮起来。在昨天早上，外边这个时候有集市似的嘈杂声音，可今天却很平静。我听到了几个妇女说话的声音，好像还有小孩的声音。一忽儿，还有一架收音机开始播放起音乐，是一些难听的阿尔巴尼亚民歌。这时我明白了，我是被关在一个居民区的院子里。看来这个院子里有大人还有小孩，他们一定都知道我被关在地洞里。我昨天声嘶力竭地叫喊，他们不会听不到的。为什么昨天他们那么安静？他们是有点紧张。而今天，他们适应了，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他们都知道，在院子里的地洞里关着一只非常值钱的动物。也许用这只动物能换来他们几辈子都挣不到的钱呢。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只觉得难言的愤怒。我在洞里来回走着，还做着下蹲练习，我得保持身体健壮。
现在我又悄悄走到那个四方的窗洞边。窗洞很明亮，外边有阳光。我伏在窗边好久，确信没有人在边上，才慢慢把脸贴到窗洞上。我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如果我和绑架者打一照面，他们就会觉得我会认出他的，只能把我杀死的。但是，我现在极想知道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机会逃脱。而且我要记住这个地方，在他们拿到赎金放了我以后，我一定要带着警察来找到他们，找到这个地洞，我一定要报这个仇。我贴着窗洞看了半天，只能看到对面的一小块墙。我突然想起那个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在电影开始部分有个细节，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美军军官在密集的火力下想看清敌军的工事，他用口香胶粘着块镜子在匕首上，躲在石头后边从镜子里看着前面的情况。我想如果我有一小块镜子，我也能用这办法看到外面的情况。可我没有镜子，只有一枚１０列克的硬币，那是他们搜身时没摸到而留在牛仔裤袋里的。我想我要是慢慢把这硬币磨平了，磨光了，也许能当镜子用。这样，我就在地上开始磨起这枚复仇的硬币了。
迪米特里警长
现在想来，在我的十分晦气的被绑架事件里，倒也是有好几件运气的事保佑了我。比如阿国外交部长的访华，还有我没有手机（这件事我马上要讲到）。最幸运的是，我想是迪米特里警长办了这个案子。
迪米特里当时刚从意大利回来。他在那不勒斯警察局重案侦探队受训了一年，实际上做的就是和意大利同僚一样的反黑手党的危险工作。他的表现十分出色，那不勒斯的局长多次要他把家人接来，留在意大利工作。可迪米特里还是回到了地拉那。他觉得阿尔巴尼亚需要好的警察。
迪米特里在接到公安部长的特别指派后，就带着２３分局刑警队一群技术人员来到现场。
他发现现场很平静，没有任何搏斗的现象。门锁都是用钥匙自然打开的。唯一奇怪的是我那辆白色的大众高尔夫汽车停在大门前的路边，没有停在车库。迪米特里当天在中国使馆和杨小民、德光作了谈话，根据他们所说的我是在星期天中午时分匆忙回到地拉那接待客人，他们在一点钟打电话给我时没人接电话的事实，迪米特里判断我是在接待那个买药人时被绑架的。这个判断和尼可提供的礼拜五有个自称是爱尔巴桑的青年人约定礼拜天符合了。迪米特里的一个助手马上去爱尔巴桑和当地警察一起盘问了所有的药店和即将要开的药店，没发现有用的线索。迪米特里在得到杨记者提供的有奇怪的电话询问尼可的电话号码时，立即监听了尼可的电话。从各种情况来看，迪米特里相信罪犯是几个年轻的菜鸟。但是他并没因此也感到轻松，因为菜鸟做事无章可循，他们最容易会弄死人质。
迪米特里所以会认为他们是菜鸟的原因是他们使用了公用电话，这样他们就暴露了他们在打电话时所处的位置。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这样的大城市，公用电话成千上万到处都是，罪犯变化地点使用公用电话警察也拿他们没办法。但是在电讯还很不发达的阿尔巴尼亚，公用电话数量不多，地拉那大概五十来门，都拉斯二十多门，爱尔巴桑只有五门。这样就给迪米特里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给公用电话设伏。在罪犯给尼可打电话时，测出电话位置，让埋伏在附近的便衣抓住他们。迪米特里还注意到这么个事实，罪犯对使用公用电话的危险性其实明白，所以他们打电话的时间极短，不超过一分钟，而且两次电话选在不同地点，第一个是在地拉那市中心，第二个是在几十公里外的都拉斯。这样，迪米特里知道要抓住他们，需要大量的警力，还需要特别的耐心和细心，另外，就是靠人质的运气了。
迪米特里还特别庆幸一件事，这个被绑架的据说很富有的中国人质居然没有手提电话。
如果他们用人质的电话和尼可联系，尽管地拉那警察局已有手机定位测定设备，只要他们打完电话就关机转移，警察还是抓不到他们。当然，迪米特里可以让手机公司停掉这门手机，逼他们使用公用电话。但他们会不会意识到这是警察的把戏，不敢用公用电话，改用信件的方法联系。那样，破案的难度就大得多了。
看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还是简朴为好。其实那时手机在地拉那已经流行了两年。杨小民、德光他们都用烂了好几个手机了。可我和李明一向为人低调，再者考虑到准备移民，所以一直没买手机。但是就在两个月前，我在看到报纸上的手机公司广告后，突然心血来潮，跑到手机公司付了十万列克，定了一个手机号。非常奇怪的是，这个阿尔巴尼亚唯一的手机公司只做通讯服务，不卖手机。半个月后，我老婆来到阿尔巴尼亚，和我一起去布加勒斯特去见加拿大使馆的移民官。回来在苏黎世机场转机时，我在免税商店看准了一个ＳＯＮＹ手机，价格要六百多美元。我当时是爱不释手。可我老婆当头给我一盆冷水，说：你不是要去加拿大了吗？还买它干什么？我心里极为不快，只得把东西还给人家。回到地拉那又去手机公司退回了预定费。我现在记得绑架者在抓住我第一件事就是在找我的手提电话，说明用我的手提电话作为联系工具是他们精心策划的计划的一部分。我老婆在苏黎世机场的一句显得小气的话提前就挫败了他们的计划，逼得他们去使用公用电话，从而救了我一命。从那以后，我就告诉我的朋友们，女人们那些听起来十分不近情理，甚至显得愚蠢的话有时会包含雷霆万钧的真理，我们还得虚心听取为是。
绑架者打给尼可的电话是在星期三晚上。也就是我被抓的第四天。他们询问尼可李明是否已经回来。尼可在迪米特里的开导下，现在已镇定了许多。他说李明已经在路上，明天就会来。尼可按照迪米特里的意图尽量延长说话时间。所有的对话都进入了迪米特里的耳朵，而且录了音。信号显示这个电话是从２１大街打来的，迪米特里失望地看到，由于他的警力还不够，他只在一些他认为可能性较大的电话布了埋伏。２１大街还没有埋伏警员。当他通知最靠近的巡逻车赶过去时，打电话的人已不见踪影。他想，要是他像那不勒斯的警察局一样有一架直升机在空中巡逻多好，那样他就可以在空中锁定目标，然后指挥地面人员抓住目标。迪米特里听出绑架者的声音还很兴奋，他就知道人质现在还没事。但是，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通常，被绑的人质要么在七天内被赎出或救出，否则被撕票的机会就大增。现在，他需要编织一张没有死角的网，把地拉那还有都拉斯的所有公用电话都控制起来，那得需要近两百个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察才行。迪米特里已将此事向部长请示，部长已在紧急召集人马。当时，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的冲突正在加剧，阿国需要中国在安理会里不反对北约轰炸前南联盟。阿国外长访华有着这样的背景。所以迪米特里的任务充满了向中国示好的政治意义，部长给了他最好的警力资源。
李明是在星期四的下午回到地拉那。他一下飞机，就被迪米特里的助手接走，连海关手续都不需办。迪米特里要不让媒体知道李明已回到地拉那，从而可以拖延点时间。李明被直接送到了中国大使馆。没人知道他已回来。
在星期五这天日落之后，据说有两百多名便衣警察进入埋伏岗位。迪米特里巡视了一些地方，他一眼就看到那些扫马路的，在路边的酒鬼，还有停在不远处的汽车，都是埋伏哨。他感到满意，然后就去了他设在监听中心的临时办公室。他已有连续五个晚上回不了家过夜。
这个晚上，天气骤然寒冷，不久又下起了大雨。那些埋伏的警员真的是吃足了苦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室外，有的躲在建筑物的墙脚，有的躲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