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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外面奇怪地响起一阵汽车的轰鸣。好像有很多车。有人开始大声喊叫，很快就变得人声鼎沸。我睁大眼睛，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我听到有人喊：中国人，我们是警察。我明白是警察来救我了。我吼叫起来：我在这里，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了，我真的得救了。紧接着就有警察进入了地洞，打开了门，把我拖了出来。现在我看到外面至少有闪着警灯的警车，稍外面一点是好多军队的轻装甲车。当我出来时，所有的警察都欢呼起来。
我被送进了指挥车，坐在迪米特里警长身边。他给了我一枝中华牌香烟，，我就明白这烟一定是李明带来的，也知道了李明一定参加了营救。很快就到了２３分局。我的头上的胶布被剪开。我看到自己手腕上的被绳子捆伤的伤口已烂透皮肤，露出了里边的肌肉。去洗手间时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是骨瘦如柴。
我很快就被告知这么一个事实：绑架者的主要两个成员是我的前翻译阿尔塔的儿子罗伯特和内迪。这真的让我无法相信，我印象中阿尔塔的两个儿子虽然长得健壮，可乳臭未干，怎么会做出这事呢？原来阿尔塔一家在两年前出走后，竟然一直生活在中国北京。罗伯特和内迪供认他们是在一年前开始了这个绑架计划。三个月前他们从中国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参加他们的行动有其他五个青年人，其中一个全家（他的父母、奶奶、姐姐都在里边）都参加了。我就是被关在他们家院子里的防空洞里边。我不得而知阿尔塔是否参与了这个计划。我觉得她大概没有。她要是参与了，我生还的机会就不会有了。
不管怎么样，我得救了。当天晚上，迪米特里让我睡在局里的值班警察休息室。一个警察陪着我。我一直无法睡去，那是多么好的一种感觉。透过地拉那２３分局警员休息室的玻璃窗，我看到东边的天空渐渐发亮，朝霞呈现。原来，能自由地看到黎明的曙光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
我的爱因斯坦
虎 头
虎头
男，本名冯晓虎，１９６２年生于四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德语教授。发表过《沉浮莱茵河》、《永远的白玫瑰》等作品。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一个深夜，北欧斯德哥尔摩，秋寒刺骨。在温暖明亮的市政厅，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郑重宣布，一个犹太人获得１９２１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世界无论评什么奖，获奖者都自有难与外人道的心路历程。想赢得“众望所归”，难于上青天。反正诺贝尔奖在“众望所归”方面肯定远非众望所归。不信者可参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
这一年却是个例外。
盖此人确乎众望所归。
此人，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１８７９—１９５５）。
从１９０５年开始，全世界反复提名爱因斯坦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但评审团资深成员、１９１１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加尔斯特兰德却一口咬定相对论未经过时间的验证，年年一票否决。被誉为“彻底改变了人类时空观”的相对论居然因一个医生说它“未经过时间的验证”而不能获奖，令整个评审团哭笑不得。
１９２１年，科学院年轻成员奥森轻而易举打破僵局：他提名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光电效应理论与相对论，属于芝麻与西瓜的关系，可评审团明知此乃“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却依然强烈支持芝麻：重要的已经不是爱因斯坦为什么获奖，而是他必须获奖！加尔斯特兰德未料到奥森剑走偏锋，变起腋肘之间无从反对，只好勉强同意。
奥森登高一呼，天下景从，并非他德能服众，实乃爱因斯坦众望所归。
不过，依我望所归，奥森本人却应当因为这个提议获得诺贝尔机智奖。
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根本谈不上诺贝尔给他面子。
实际上是他给诺贝尔面子。
这并非我的意见。这是世界物理学界和科学史学界的意见。这些难得佩服别人的大腕儿认为，爱因斯坦至少应当获五次诺贝尔奖：光电效应、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激光理论，个个都是大号诺奖级别。他还至少应当获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事实上，由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来评审他能否获奖，这本身就多少有点可笑。
皇家科学院院长话音还未落地，所有记者已经冲出房门开始疯狂寻找：
爱因斯坦在哪里？哪里？
谁能第一个找到他做专访，谁第二天就能在新闻界成名成腕儿。
史书记载，爱因斯坦未给任何一个欧洲记者这个机会。
他根本不在欧洲。１２月１０日颁奖典礼上，也是德国驻瑞典大使代他领的奖。
爱因斯坦于１９２２年８月８日携第二任太太罗爱莎绕游亚欧，这天正在驶往上海的海上。他于１１月１３日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那里得知自己获奖。
上海贵为中国开风气之先的第一商埠，可上海记者当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爱因斯坦获奖的意义，虽然他们对爱因斯坦的发言评价颇高：“他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到的刺耳的音调。”（《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１０版。）
爱因斯坦对上海的评价，就深刻得多了：“中国人的勤劳是他们外表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们对生活和儿童福利要求十分低微。他们比印度人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负担沉重，男人女人天天敲石子，日工资五分钱。看上去，他们鲁钝得不理解他们的命运之可怕……这个城市鲜明地体现了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差别，这差别让人十分理解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作者注）。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这个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与他们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遭受着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摘自爱因斯坦女婿Ｒ．凯塞（Ｋａｙｓｅｒ）以笔名Ａ．赖塞（Ｒｅｉｓｅｒ）所写的《爱因斯坦传》。）
让所有那些鼓吹“殖民促进社会文明”的“精英”都来！让这些孙子都来！让他们看看这样的文字！
虽然诺贝尔奖获得者个个都是本领域翘楚，但世界人民通常对他们都所知甚少。他们通常都在获奖之后才终于一夜成名天下知。
爱因斯坦是个例外。他在获奖之前很久就已经一夜成名天下知了。
他的那一夜，不在１９２２年的斯德哥尔摩，而在三年前的伦敦。
爱因斯坦的远见卓识领先于他的时代如此之远，以至于连他的拥护者也很难用当时的技术来验证相对论的真伪。事实上，直到２１世纪，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们还在孜孜不倦地求证（或试图证伪）他的理论。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一个英国人证明了相对论。
该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天文台长爱丁顿。后来广义相对论发表时，《纽约时报》宣布“全世界只有１２个人懂广义相对论”，意思是该东东曲高和寡。爱因斯坦对此的回应是：世界上可能只有１２个人懂相对论，但世界上却有几十亿人借此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过了几天，《纽约时报》记者告知爱丁顿一个更加极端的论断：“地球上只有三个半人理解相对论。”爱丁顿立刻低下了天文台长硕大的头。记者赶紧安慰说：“您不必如此谦虚。我们都知道您肯定是其中之一。”哪知爱兄却立即抬头反驳说：“对不起，我不是谦虚。刚才我是在想另外那半个人到底是谁？”
就是这个爱丁顿，在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率领观测队携大批器材赶到西非几内亚的普林西比岛（Ｐｒｉｎｃｉｐｅ），趁日食时拍摄了一批照片（为保客观，当时还有另一个观测队去了巴西的索布拉尔（Ｓｏｂｒａｌ）村同步拍摄），并将其中的１６张送到英国皇家学会。
在两张重叠的底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一条笔直的星光越过日食的太阳边缘时，它竟然真如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弯曲！
出生比牛顿晚４５年的英国诗人蒲柏曾赋诗赞扬牛顿说：“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于是一切都是光明！”
日食时白天变黑，而这一天无疑是牛顿力学的黑暗日。因此有人狗尾续蒲柏曰：“魔鬼说：‘爱因斯坦，降生吧！’于是世界重又坠入黑暗。”
９月２２日，爱因斯坦好友、荷兰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拍电报传达喜讯。五天之后，爱因斯坦给他妈寄了张明信片：“今天有个好消息。洛伦兹拍了电报给我，他说英国的科学探险队证明太阳确实造成了光线的弯曲。”
改变人类宇宙观、创造人类历史的伟大科学事件，只值这几个平淡无奇的字！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６日，爱丁顿在伦敦向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席会议宣布爱因斯坦关于太阳引力场可致光线弯曲的预言正确。
台下全体科学家呆若木鸡，如丧考妣。
没有人比他们更明白，爱因斯坦对了，牛顿就错了。牛顿错了，他们几十年的科学生命就血本无归。第二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是《光线确实弯曲，牛顿神话破灭》。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时报》更有意思，它的头条是“俄国爆发革命”，但接下来却以更大的标题写道：“爱因斯坦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