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后悔当初从事物理学：“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大获全胜、领袖世界结束。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纽约举行诺贝尔追思晚宴庆祝胜利，素不喜社交的爱因斯坦应邀参加晚宴，并即席发表著名演讲“我们赢得了战争，却并未赢得和平”（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ｓ ｗｏｎ？熏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ｉｓ ｎｏｔ），这是他对科学研究成败功过的反思，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演讲。他的这个态度，与信奉“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好处总要比坏处多”格言的诺贝尔相比，更多地显示了科学家的良心。
５６年之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７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因防止原子弹扩散获诺贝尔和平奖。
原子弹的使用，让爱因斯坦对人类未来充满担忧。他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我们一定使用棍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使用棍子的可能性比以前任何一个世纪都大！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３日，爱因斯坦给其精神密友、英国哲学家罗素写信，签名支持罗素关于所有国家放弃核武器的呼吁，这就是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个宣言直接催生了“帕格沃什会议”（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该会议于１９９５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签名之后两天，爱因斯坦被急救车送进普林斯顿医院：他那个确诊已久的动脉瘤终于破裂了。１７日，感觉稍好一点的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医院的病榻上坐起来，开始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计算。
他计算的是统一场理论。
没有爱因斯坦的物理界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物理学家集体呼吁爱因斯坦重出江湖，统领天下，其情形仿佛当年万众呼唤弃物理学而就英国国会的牛顿。
粪土以色列总统的爱因斯坦对这些呼唤充耳不闻。他宁愿去普通的学校向不通物理的学生发表演讲，演讲题目就是统一场。三十年代初访英期间，爱因斯坦拒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跑到英格兰北部一所普通女子学校去讲解统一场，在万众聚焦，灼热得爱因斯坦鼻子几乎当场起火的目光中，他两眼冲天高谈阔论一番，留下云里雾里的听众和一黑板杂乱公式。受宠若惊的校方从此宣布该黑板退役。直到今天，这块黑板还珍藏在这所学校中，成为镇校之宝。
统一场研究花费了爱因斯坦三十多年的生命，却没有成功。综观人类历史，如果地球上真有一个人有能力统一引力理论和电磁力理论，此人必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此的解释简直令人喷饭。有一次他和助手谈起统一场研究时说，这样的尝试总要有人来做，但年轻人不适合干，因为它会毫不留情地吸光研究者一生的心血，而他自己反正已经功成名就，正好有生命可以浪费。
此事也是“爱因斯坦幽默”的经典段子。
其实这是他的严肃解释。他就是这么想的。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７日夜，爱因斯坦将“统一场”演算草稿轻轻放在床边。
他累了，却并未意识到这就是他在我们这个四维时空的终点。他放下演算的纸笔，平躺到病床上。
几个小时以后，４月１８日凌晨１点１５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驾鹤西行，兑现了当年对罗爱莎的旦旦信誓：“假设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要尽量少用医疗手段。”
按照我们这个时空的计算法，他去世时７６岁。
遵爱因斯坦遗嘱，他的遗体当天火化。他唯一在世的朋友格利芬回忆：“他非常谦虚，但非常坦率。他讨厌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因此也反对任何以他个人做秀的举动。那年我２０岁，他７３……爱因斯坦希望一声不响地离开，他害怕他的房子或者坟墓将来成为纪念堂。为什么他会允许别人去研究他的大脑？他的三个女人（玛戈特？熏海伦和约翰娜）根据他本人要求把他的骨灰抛撒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我觉得肯定是在研究院后面的森林里。他在休息时总去那儿散步。但具体是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三个女人都已经去世了。”
“为什么他会允许别人去研究他的大脑？”这句话，说的是爱因斯坦生平最像侦探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逝世之后、遗体火化之前这几个小时。
为爱因斯坦做尸检的是普林斯顿医院４２岁的医生哈维。他对爱因斯坦仰慕已久，认定研究他的大脑能揭开天才的秘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征得爱因斯坦长子汉斯的同意，他在尸检时完整地取出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并悄悄带回家中，在防腐药水中浸泡之后又用树脂固化，再切成２４０多片，不仅自己研究，还提供给别人研究。４２年后，行将去世的８４岁高龄的哈维才将脑切片送还普林斯顿大学。
肯定是害怕大师在天堂问罪于己，在送还普林斯顿大学之前，哈维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携大脑切片做了一次横贯美国的旅行，因为爱因斯坦病中曾对哈维说过，他想做一次横贯美国东西的旅行。
哈维到死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惊动了联邦调查局。胡佛已去世多年，可联邦调查局仍然对爱因斯坦放心不下。哈维从东到西走了４０００公里，联邦调查局就跟了他４０００公里。
然而，哈维的研究令所有人大失所望：爱因斯坦的大脑，从表面皮层的面积、结构和脑重量来看，和普通人毫无二致。他的脑重只有１２３０克，甚至还略低于成年男性的平均值——也就是说，比我的脑重都低，远落后于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后者的大脑重为２０１２克，大大超出人类平均值。
爱因斯坦的脑重雄辩地证明了他的有一说一：
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
２００５年，爱因斯坦热再次席卷全球。这是１９０５“奇迹年”的１００周年，爱因斯坦出生１２５周年，逝世５０周年。所谓“周年”，对宇宙这个巨大的深不可测的存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意义。联合国第５８次会议决定２００５年为“世界物理年”，纪念对象为爱因斯坦。德国是全球最早开始纪念爱因斯坦的国家，伟大如席勒者都没争过他。在柏林德国总理府，１５个工人吊着吊绳在３６米高的北墙上工作了数天，才把那５７个一米四高的字母安好。这是爱因斯坦１９３２年在日内瓦裁军会议发言中的一句话：“国家服务于人民，而非人民服务国家。”瑞士驻德国大使馆亦不甘人后，它的墙上是爱因斯坦１９５５年说的一句话：“真正的民主并非空洞的狂想。”
１９９９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爱因斯坦为“世纪人物”，称他为“天才、政治难民、人道主义者、原子和宇宙谜的开启者”，推许他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想主义者”。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英国最新民调显示，６４％的男性表示他们最崇拜的人是爱因斯坦。
只有９％的人表示崇拜贝克汉姆。
爱因斯坦赢得超越所有科学家的广泛而持久的爱戴，并非仅仅因为科学成就。自由主义哲学家、犹太人以赛亚·伯林有一次在演讲中说：“很少有人知道其他的天才物理学家们长得什么样。但是，所有的人都认识爱因斯坦。”
为什么？
所有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是因为他的伟大科学成就。
所有的人都认识爱因斯坦，却因为他是“我们的人”。虽然他站在我们所有地球人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处，可他却扛住了比银河系还要沉重的压力，坚持一生拒绝变成屠戮众生的恶魔或者万众膜拜的神明。他永远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一员，那个住在后院儿、出太阳也拿把雨伞、因为整天琢磨事儿而多少有点儿神叨的花发蓬飞的二大爷。对此，罗素一语中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一个驶向战争深渊的世界里和平的象征，他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世界里的健康人，他是一个充满偏执狂的世界里保持了思想自由的人。”
我们不仅崇拜爱因斯坦。
我们爱他。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熏在德国电视二台的“德意志俊杰”评选中，当时还是副教授的我，哆嗦着手指破费欧元用手机投了爱因斯坦一票。当时人民币还没升值，一欧元等于十块二角人民币。
有研究民主选举的德国教授撰文说，投票给某人，表示你认同其思想。
教授写的文章，通常不值得深究和深信。
不过，我确实认同这个爱因斯坦。我的爱因斯坦。
我不仅认同相对论，更认同他的脑重，认同他的拙劣教授业绩，认同他的“我将服从我罪恶之心的愿望任意行动”，认同他的“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真正有了愉快的同伴才愿意进行”，认同他的“假设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要尽量少用医疗手段”，认同他对金钱和女人的漫不经心，认同他的泄密，认同他对自由和民主追逐一生的执着。
爱因斯坦在上述评选中当选第十位“德意志俊杰”。
他本人未必愿意接受这个奖项。
回国一年之后，我变成了正教授。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７日第１５稿于北京卧藏居
朱棣本纪
张宏杰
张宏杰
蒙古族。１９７２年生于辽宁，１９９４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
一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韵。“形神毕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