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鼓走去。我抓住鼓，挂上，拿起两根鼓棒，转过身去或者被转过身去，离开我的
房间，在那该诅咒的小问旁一跃而过，像一个长久迷航后返回的幸存者似的跨进克
勒普的煮面条厨房，不讲客套，坐在床沿上，挪正红白漆铁皮，先在空中耍弄鼓棒，
诚然还有点窘迫，不正眼看吃惊的克勒普，接着，让一根鼓棒像碰巧似的落到铁皮
上。啊，铁皮给了奥斯卡一个答复，奥斯卡紧接着让第二根鼓棒落下去。我开始敲
鼓，按部就班，起首是始初之日，电灯泡之间的飞蛾擂响了我诞生时辰的鼓声；我
敲出了十九级地窖楼梯和人家庆祝我的传说般的三岁生日时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我
敲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课程表，带着鼓爬上塔楼，带着鼓待在政治演讲台下，敲
出鳗鱼与海鸥，耶稣受难日拍地毯；我敲着鼓坐在我可怜的妈妈一头小的棺材旁，
又在鼓上模仿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布满伤疤的后背；当我在铁皮上擂起黑维利乌
斯广场上波兰邮局保卫战时，我觉察到我所坐的床的床头有点动静，偷眼看到克勒
普坐直了身子，从枕头下面取出一支可笑的长笛，放在嘴边，吹出音响，那么甜，
那么不自然，同我的鼓艺那么合拍；我于是领他到萨斯佩公墓会见舒格尔·莱奥，
舒格尔·莱奥跳完一支舞；我又在克勒普面前，为了他，同他一起，让我第一个恋
人的汽水粉泛起泡沫；我甚至带他进入莉娜·格雷夫太太的热带丛林，也让蔬菜商
格雷夫的能吊起七十五公斤的大型擂鼓机隆隆作响；我吸收克勒普入贝布拉的前线
剧团，让我的铁皮发出耶稣的声音，在鼓声中施丢特贝克和全体撒灰者从跳水塔上
跳下，下面坐着卢齐；我让蚂蚁和俄国兵占领我的鼓，但没有再次领克勒普去萨斯
佩公墓，让他看我把鼓向马策拉特扔去，而是敲出了我的伟大的、永不结束的主题：
卡舒贝土豆地，天降十月雨，地上坐着我的外祖母，身穿四条裙子；这时，我听到
了从克勒普的长笛里传出浙浙沥沥的十月雨声，他的长笛在雨中，在我外祖母的四
条裙子下，发现了纵火犯约瑟夫·科尔雅切克，并且证实和庆祝我的可怜的妈妈的
产生；这时，奥斯卡的心险些化为石头。
我们演奏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我的外祖父在木筏上的逃跑充分地变奏了一番，
用颂歌暗示这名纵火犯有可能奇迹般地获救，从而结束了我们的合奏，稍觉疲乏，
但却幸福。
最后一个音还在长笛里时，克勒普从他躺够了的床上一跃而起。尸臭味随他飘
来。他打开窗户，用报纸塞住烟囱孔，扯下并撕碎英国的伊丽莎白的彩色画片，宣
布结束保皇党人的时代，让水从水龙头里哗哗流进水池。洗，他在洗，克勒普开始
洗身，从头洗到脚。这不再是洗身，而是洗礼。他洗毕，放掉池子里的水。他，身
上滴水，赤裸，肥胖，满墩墩的，斜挂着那个可憎的家伙，站在我的面前，抱起我
来，伸直双臂把我举起。是啊，奥斯卡过去和现在都很轻。这时，他胸中爆发了笑
声，传出笑声，声浪撞击天花板。我这才明白，不仅奥斯卡的鼓复活了，克勒普也
复活了。我们互相祝贺，亲吻面颊。
同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外出，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克勒普向我建议，同他
一起成立一个爵士乐队。虽说我请他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但奥斯卡已经下了决
心，不仅要放弃他在石匠科涅夫那里刻字的职业，而且不再同缪斯乌拉一起去当模
特儿，我要当爵士乐队的打击乐手。
在椰子纤维地毯上
当时，奥斯卡就这样为他的朋友克勒普提供了从床上起身的理由。他高兴过头，
从霉臭的被褥中一跃而起，甚至用水冲洗身子，完全成了一个新人，并且说：“妙
哉！”又说，“我可以从人世间得到好处！”今天，奥斯卡成了卧床者。所以，我
可以肯定地说，克勒普要对我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因为当初我使他离
开了他那面条厨房里的床，现在他要让我离开疗养和护理院里我的栏杆床。
我必须对他每周一次来探望我感到满意，我必须洗耳恭听他有关爵士音乐的乐
观主义宏论，他的音乐共产主义宣言，因为他卧床不起时，是个忠诚的保皇党人，
拥护英格兰王室，但在我夺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风笛和伊丽莎白后，他马上成了德
国共产党缴纳党费的党员。至今这仍是他的一项非法的业余爱好：喝着啤酒，吃着
血肠，一边向站在酒柜前细看酒瓶商标的没有危险的小人物们讲述，全日工作的爵
士乐队和苏联农庄都是使人幸福的团体。
当今的社会为一个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很少的。克勒普一旦离开
了他藏身的床，他可以成为同志——这甚至在被宣布为非法后更具有吸引力。爵士
乐狂是为他提供的第二种信仰。第三，他这个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成为天主教徒。
至于克勒普，他也只能如此。他保留着通往各种信仰的道路。他的小心谨慎、
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声维持的幽默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按照它的灵
活的原则，他竟把马克思的学说同爵士乐的神话混合在一起。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
工人神甫之类的左翼神甫拦住了他的去路，此外，这个神甫还是新奥尔良爵士乐唱
片的收藏者的话，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爵士乐狂从那一天起便会去领圣体，把上
文描述过的他身上的臭气同新哥特式教堂的臭气混合在一起。
今天，我若是下了床，我的命运也是如此。所以，克勒普这小子正用生活是如
何温暖之类的诺言诱使我下床。他向法院递交一份又一份的申请书，还同我的律师
携手合作，要求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他想让奥斯卡被宣判无罪，想让奥斯
卡获释，把我们的奥斯卡从疗养院里放出来！为什么呢？克勒普嫉妒我卧床不起。
然而，我并不后悔在蔡德勒家当房客的时候使一位卧床的朋友变成直立的、踏
着沉重的脚步四处走的、甚至奔跑的朋友。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献给道罗泰娅姆姆
的那些钟点以外，我的私人生活倒是无忧无虑的。“哈罗！克勒普！”我拍拍他的
肩膀说，“让我们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吧！”他摸摸我的驼背。他爱它几乎如同爱他
的肚皮。“奥斯卡和我，我们要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克勒普向世界宣告。“只是
我们还缺一个像样的吉他手，他当然还得会弹班卓琴＇注＇。”确实如此。在长笛和
鼓之间还得有奏第二旋律的乐器。要有一种低音弹拨乐器的话倒是不错的，即使纯
粹从乐队的外观上讲也是如此，但低音乐器手当时已经不好找，于是我们便全力去
寻找还缺少的那个吉他手。我们常去电影院，如我在本书卷首业已报道的那样，我
们每周照相两次，一边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一边用护照相片搭配出各种无聊玩
艺儿来。当时，克勒普认识了红头发的伊尔丝，轻率地把自己的照片送了一张给她，
仅仅为了这件事就非娶她不可。而我们唯独没有找到那个吉他手。
我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工作，使我有可能多少领略了杜塞尔多夫旧城的牛眼
形玻璃窗，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气味和下莱茵河的颠簸。然而，真正了解这些是
我在克勒普身边的时候。我们到处寻找吉他手，在兰只图斯教堂周围地区，在所有
的小酒馆里，尤其在拉亭街，在“独角兽”，因为博比在那里奏乐伴舞。有时他让
我们上台演奏长笛和铁皮鼓，为我的铁皮鼓鼓掌，尽管博比本人是位出色的打击乐
手，可惜他的右手少了一个手指。
虽说我们在“独角兽”没有找到吉他手，我却得到了一些熟悉这种场面的机会，
再加上我过去在前线剧团的经验，我本来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打击
乐手的，可是，道罗泰娅姆姆却不时地妨碍我全力以赴。
我一半的思想始终伴随着她。倘若另一半思想完完全全地倾注在我的铁皮鼓上
的话，那会更加令人痛苦。结果呢，我的思想总是从铁皮鼓开始，结束于道罗泰娅
姆姆的项饰。克勒普了解这一点，他总能老练地用长笛填补我无心击鼓时留下的空
白。每当他看到奥斯卡一半思想开了小差时，就关心地说：“你大概饿了吧，我给
你要一份血肠好吗？”
克勒普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苦恼背后总会察觉到一种饿狼似的饥饿，所以，他也
相信，用一份血肠就能医治任何苦恼。在那段日子里，奥斯卡吃了许多新鲜血肠加
洋葱圈，还喝了不少啤酒，好让他的朋友克勒普相信，奥斯卡的苦恼是饥饿而不是
道罗泰娅姆姆。
我们多半一大早就离开尤利希街蔡德勒的寓所，在旧城用早餐。我仅仅在我们
需要钱买电影票时才去艺术学院。其间，缪斯乌拉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同画师兰
克斯订了婚，脱不开身，因为兰克斯得到了工业界委托给他的第一批大任务。缺了
缪斯，独自一人去当模特儿，奥斯卡也就没有兴致了。人家又画他一人，把他抹黑，
可增至极。就这样，我便一心跟我的朋友克勒普相好，因为在玛丽亚和小库尔特那
里，我也得不到安宁。她的上司兼已婚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每天晚上都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初秋某日，克勒普和我出了各自的房间，在走廊上，大约在乳白玻
璃门前碰头，正要带着乐器离开寓所，蔡德勒把他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打开了一条
缝，招呼我们。
他捅出一条卷起的狭而厚实的地毯，推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帮助他铺上钉牢。
这是一条椰子纤维地毯，长八米二十。可是，蔡德勒寓所的走廊长七米四十五。所
以，克勒普和我必须把地毯剪掉七十五厘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