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起居室里，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他大声而又亲切地聊着，让
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当他清醒的时候，就把为冬赈
募捐看做是上天给他安排的命运。
我不喜欢回忆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其中有一天，我做了一次尝试，想弄到
一面新的鼓，可是枉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
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
马策拉特虽然死了老婆，但仍然非常喜欢烹调，而且确实手艺高超。这顿饭美味可
口，我今天还记得起来。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盹。他的呼吸
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我马上把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提了起来，溜进店铺，钻
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像是一个罐头箱，我全神贯注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
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我并不想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想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是，不管我怎么敲，怎么要弄鼓棒，它始终
只有一个回答：为冬赈捐点吧！不要让一个人挨饿！不要让一个人受冻！为冬赈捐
点吧！
半个小时以后，我便放弃了这次尝试。我从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把它们捐献给
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度
过星期天剩余的时间。
这次不成功的尝试，从此治愈了我的荒唐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
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使用。然而我有时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
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不光彩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它们地位，或者给予尽
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或者洗长袜子
的。铁皮鼓是没有代用品的，今天没有，当时也没有。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自
己替自己说话，因而不需要代言人。
奥斯卡孤立无援，被人背叛，被人出卖。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如果没有鼓的话，
他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呢？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做各种骗人的假
象，譬如说，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圣诞老
人（他其实名叫格雷夫），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三岁小孩的典型的古怪问题：为什
么汽车有轮子？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不着时，反倒
觉得奇怪，而我呢，不得不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我快要放弃不干了。在
绝望之中，我去寻找那个男人，他虽说不是我的父亲，可是我最有可能是他生的。
奥斯卡来到环行路波兰居民区等候扬·布朗斯基。
我可怜的妈妈死后，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其间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之间的关
系也告吹了，尽管他们有时几乎很友好，尽管他们有着最美好的共同的回忆。这种
关系不是突如其来地说吹就吹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趋激化，他们的关
系破裂得也越彻底。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了，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
谊也就瓦解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而现
在，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找不到别的东西替代，唯有去参加政治上
对立的、可是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
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都代替不了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
因此，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丧命这段短短的时间内，这两个
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又小心翼翼地会过几次面——马策拉特防着顾客和他的党，
而扬则防着邮政局领导。
每月有两到三次，可以听见扬在午夜时分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于
是，马策拉特掀起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这时，双方都窘迫万状，最后，不是
这一个便是那一个找到了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他们
又把蔬菜店的格雷夫请了来，如果他不愿来的话——多半由于扬的缘故，也因为他
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不得不小心点，加之，
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
这位面包师虽说不愿意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一来由于对我可怜的妈妈的
爱慕（它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二来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协
力同心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给马策拉特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
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苍白的、像被蛀虫蛀过的、粘着面粉的手指洗牌，
发牌，就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
这些被禁止的牌局多半是在半夜才开始，到凌晨三点结束，因为舍夫勒必须到
面包房去。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不出声响，从小床上下来，又不被人发现，同时
也没有鼓，钻到桌下阴暗的角落里去。
正如读者先前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待在桌子底下曾使我获得了一种最简便的观
察方法：我可以进行比较。可是，自从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样！扬
·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小心谨慎，然而还是输了一盘又一盘，可是
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妄为，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
在那些年头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更不用说爱情了。六条男人的腿，被
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村裤，汗毛或多或少。这六
条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接触，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的延长部分——躯干、
脑袋、胳膊则一门心思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
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波兰输
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是不难预见的——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有朝一日
都会停止，并鉴于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初，事情就明朗了，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
上找到了新的牌友，他们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样危险。扬·布朗
斯基也不得不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并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残
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他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
从此以后，他的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尽管病了一条腿，科比埃拉仍是
一个能干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我希望他有可能发发善心替我修
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因为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几乎每
天下午六点左右，甚至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
多半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问自己一下，你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便
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等到七点半，但是，他没有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
德维希的。扬可能病了，发烧了，或者断了腿，上了石膏。可是奥斯卡却站在原地
不动，只满足于时而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
理阻止奥斯卡去走访表舅妈黑德维希，她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里射来的目光
使他感到悲哀。他也不很喜欢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
兄妹。他们就像对待玩偶似的对待他。他们愿意同他玩，把他当做玩具。同奥斯卡
差不多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有什么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他，像老子对待儿子
似的老是教训他呢？还有那个玛尔加，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她哪
儿来的权利把奥斯卡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一连几个小时地替他梳头、刷衣服，
摆布他，教他这个那个呢？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
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前途无量，又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她是不
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笼
络不了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甚至今天想象起来也是莫大的享受，那是非常简
单的，因此也是很难获得的。奥斯卡一见到她，就要极力效法自己的外祖父，钻到
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而且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
来呼吸外面的空气。
为能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可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不相信她当真不喜
欢奥斯卡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
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她就会让他去避难的。而唯独我，既无外祖父的身材，又无
那位纵火犯一划就着的火柴，所以不得不巧施特洛伊木马计，方能进得那个城堡。
奥斯卡看着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三岁孩子那样在玩皮球，瞧着那个奥斯卡让皮球
碰巧滚进了裙子底下，他立即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
他之前，就蓦地钻了进去。如果有大人在场，外祖母就不会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
太久。大人们嘲笑她，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
的往事，弄得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满脸通红，久久不消。这红晕配上几乎全白的头
发，并不使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显得难看。
可是，当我的外祖母安娜单独一人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