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刘生是否已经对后面这部军车起了疑心。
一会儿，前面的车开始慢吞吞地前进了。随着车向前移动，我看见了许多穿警服的人，李瑞又告诉我，这里是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刘生的车终于在北行市场向左一拐，开始顺畅地前行了。李瑞故意慢开，等中间有了两辆别的车做掩护后才加速跟了上去。这次刘生又向左一拐，向北开去。看来他刚才绕弯子的确是在采取反跟踪措施——他这次肯定不是普通的外出了，而且从其在敌对组织中的地位判断，接头的对象极有可能是高天。
我和李瑞都想到了这一点。我问李瑞带枪了么。李瑞说带了，我也摸了摸自己的枪——秘密据点那件事后我向李瑞提出要把手枪，第二天他就给我弄来了一把七七式，外加二十发子弹。现在得做好与高天做最后的决斗的准备了，不过不一定要用枪，关键的是要用脑子。
没过多久，刘生的车又上了黄河北大街，现在不让他发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距离，不让他在近处发现我们。
我们又跟了一段，这时我看见左边有一座高楼，楼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金色盾牌，我问李瑞这是什么地方，李瑞说这里是辽宁省公厅交警总队。我向右看去，在街的对面有一个部队的干休所。
目标的车已经把我们带进了沈阳市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带，而且这里的楼房都很老。李瑞说这里是三台子。
目标终于在三台子的一座小楼前停了下来，这座小楼的前后都是看上去和它几乎完全一样的矮层旧楼房。我们这时离目标还是比较远的，我和李瑞看见刘生下了车，车停在了楼的前面。我们立即跟了上去，在车刚刚赶到刘生停车的位置时，我们看见刘生进了一个门洞。我和李瑞赶紧把车停在了这座小楼前方那座楼的楼下，然后立即朝目标进的那个门洞赶了过去。
在路上，我们没敢走得太急，以免刘生采取反跟踪措施，在楼道里观察是否有人急匆匆地跟上来。
到了那个门洞后，刘生已经不见了，估计已经进了某个房间。如果他只是普通地走亲访友的话是用不着绕那么大的圈子来反跟踪的，估计一定是在和敌对分子会面。
怎么办？现在不能确认高天是否在里面，一旦我们采取了行动，如果高天不在的话，则我们对刘生的监视也暴露了，要抓到他就更难了。所以目前还不能冒这个险。
这时我看见一位老人从楼上下来，就立即从口袋中掏出高天的照片迎了上去：“你好，大爷，我们是前面那个部队的干休所的，我们领导让我们帮他找一位战友，说他暂时就住在这座楼里，麻烦您看看见没见过这个人。”————这个年纪的老人估计是这里的老住户，而且在这种较偏的地方的邻里关系往往要比闹市区住宅要近一些，所以值得一试。
老人说没什么印象，但这座楼里的人他基本上都认识，都是老邻居了，只有二楼右边那间屋子被人租了出去。
这就够了，我和李瑞立即上了二楼，我看见楼道里有些旧报纸，马上有了主意。
我问李瑞带没带火柴，李瑞掏出了一个一次性的打火机，我把报纸摆在二楼右侧房间的门口，李瑞明白了什么意思。我点着了报纸，让它烧了一会儿，在看见一些烟从门缝下面向屋里涌入后，我大声喊了起来：“着火了！”
门开了，两个人站在门口，在感觉到身后的对面屋子的也开了门的同时，我清清楚楚地认出了这两个人————高天和刘生。
高天反应很快，一看地上的燃烧着的报纸和对面两名穿军装的人，马上把手伸向右裤兜——绝不能让他掏出枪来，我猛扑过去，左手伸向他掏枪的右手，同时右手掐住他的脖子向里面推去，李瑞也扑向了刘生。
高天把身体的右侧向后一让，我的左手没能抓住他的右手，但我的右腿由前向右侧的高天的左腿上狠狠一扫，同时掐着他脖子的右手变掌由后向左狠推高天的后脖颈——右腿扫击他的左腿可以破坏他的重心，使他的身体向前倾，右手再向左推他的后脖颈则加重了他向同方向的前倾，上下同时进行，一上一下的合力足以使人摔个“狗啃屎”————这一招在散打和中国式摔跤里叫做拽绊。但高天并没有摔倒，因为他的面前是墙壁，他在前倾时伸出双手顶住了墙壁，不过这不要紧，因为他的双手都在顶墙，在他再想把右手伸向裤兜时，我的手枪已经对准了他的脑门。我用枪指着他，同时将后背靠在他用手顶的墙的对面的墙上，这样后背就有了依托，不必担心从后面遇袭。我用余光向左望去，李瑞的手枪也正顶在躺在地上的刘生的胸口。
2002年3月29日10：00在辽宁省公安厅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后，我终于可以把高天押解回京了，省厅为了保证押解的安全，特地派了两名国保机动侦察队的干警和我一起赴京，李瑞正忙着对该敌对组织的后续侦察，所以不和我来北京了，只是在车站送我。为了保证在车站时的安全，沈阳市公安局甚至抽调来了武装的特警。在车站，我和公安厅的领导和侦察员们握手告别，李瑞紧紧地抱了我一下，说：“忙完了案子我就休假去北京玩，到时候你可别忘了好好招待我呀。”“好死（使）。”我回答说。李瑞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之前，我也去了那所军校向部队的同志们告别，当我向李楠告别时，他冲我笑了笑，伸出了手，说：“今天七月我就毕业了，可能去总装下属的医院，不一定在哪儿，要是在北京的话就得请你多多关照了。”“哈哈，没问题。”她没再说什么，我们俩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然后一起轻轻地笑了起来，就这样告别了。
火车缓缓地开动了，我看着这座我即将离开的城市，想起了李瑞对我说的话————沈阳就是一座你从未来过的大森林，你现在就是一个猎人，要在这座大森林里找到你的猎物。现在我总算完成任务了。当火车一点点地驶离沈阳北站的时候，我特意再次向窗外望去，看见了翔云楼旁边的那座小楼……
第七部分间谍不会死（一）
2002年11月5日20：40——东京时间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装作是在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实际上是在借霓虹灯在玻璃窗上造成的反光观察着身后的情况。那位穿着蓝色茄克的年轻人果然也停在了对面的路边，向我这边观察————看来是个新手。我已经对对方的情况进行了大致的估计，对方很可能是来自东京警视厅的——日本人在政治侦察方面与别的国家都不同。一般来讲，各国都是由国内特工机关负责反间谍工作，即对外国情报机关在本国境内的情报活动进行对抗，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英国的军情五处，法国的本土警戒局，德国的宪法保卫局，以色列的辛贝特，韩国的安全企划部等。而警察的政治侦察部门则是针对国内的敌对组织和人员的。而在日本则正相反，隶属于法务省的公安调查厅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特务机关，其前身为在侵华战争中为中国人民所痛恨的“特高课”。但它现在不是用来对付外国间谍的，其主要任务是对抗日本国内的敌对组织，如日本共产党，工会组织，“奥姆真理教”等邪教组织，以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影响的日本赤军等恐怖组织及极端组织。它也有一部分反间谍业务，但只限于对驻日本的外国外交人员的监视。而实际上对外国外交人员的监视属于反间谍业务中难度较小的部分，比如你在跟踪他们时不用担心他们会永远消失掉——就算丢了梢，他晚上一般还是要回使馆的，而且第二天你又会知道他从哪儿出发。而难度相对较大的针对外国秘密情报人员的侦察工作则是由警察部门在做，在东京主要负责反间谍工作的部门就是东京警视厅的外事课和特别调查课。这就是日本人的政治侦察工作的独特之处：特工机关负责对本国反对势力的侦察，而具对内性质的警察机关却负责对外国间谍的侦察工作，与国际上的惯例正相反。
我这次虽然是以外交人员身份来日本的，但我估计公安调查厅对外交人员的监视应该是指对常驻日本的外国外交官的监视，对于以出差为名义来日的外交官的监视可能还是由警视厅负责。而且尽管公安调查厅负责这一业务，这并不代表它在这方面是垄断的，东京警视厅的反间谍工作是面面俱到的。不久前就有过一名驻日俄罗斯海军武官在一家饭馆与一名日本军方研究人员进行情报交易时被反间谍人员当场揭露的情况，对方就是来自东京警视厅特别调查课的。我目前这种情况还很有可能是两者合作进行监视。区分跟踪者来自哪个部门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或许会有一些帮助，我在来日本前查阅一些相关资料时发现，两个部门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的，双方都很看不起对方，由于公安调查厅只有侦察权，没有行使拘捕等强制措施的权力，所以警视厅的人总把它视为一个不警不特的怪物，而公安调查厅的人却认为警视厅的人是仗着自己有些特权可以胡作非为才得以破案的。必要时可以利用这一矛盾。
我在沈阳破了高天一案后不久就被T机关干部部门从负责反间谍工作的二局调到了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一局，成为其行动部的一名特工人员。一局有三个主要部门：情报部，情报分析部和行动部。情报部负责长期的人力和技术情报搜集工作，情报分析部负责对情报部搜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形成的结果直接上报中央政治局，在T机关，国家安全部，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所上交的报告中，T机关的成果总是最受青睐的。行动部则是以秘密行动为主要业务的部门，其业务是指除情报搜集以外的一切秘密活动，包括临时性的调查与观察活动，秘密营救，暗杀，破坏，绑架，甚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