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一般是由年龄较大、经验丰富的同志组成的，从来没有刚来二局的大学生被直接分到情报处的情况，
到了处里后，我和小林又被分到不同的组，组这个编制是个模糊的概念，它不像科一样是处之下的一个正规的分设机构，因为在中央政府机构里是没有科的，最小的单位就是处，所以处内部的业务划分就由组来完成了，因此组与组之间的业务划分也就不如科与科之间那样严格了。如有需要，一个组的人被派去进行另一个组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事，反正也是一个处的嘛，基本业务也都差不多。我被分到了国际组——组的划分基本上都是按照地理分布来的：亚非组，欧美大组，拉美组等等。我所在的国际组和上述几个组不同，不是针对某一地理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的，而是负责在我国的与国际组织和会议等多边事务有关的安全工作的。如应对恐怖分子对联合国设在我国的机构的袭击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小林则被分到了港澳组。在我们这些新人和处里的老同志们握手认识并相互介绍后，处领导告诉我们，从报到起的一个月内，我们并不是来处里上班，而是到T机关内部的跟踪监视学校接受反间谍监视方面的专业训练。于是，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开始了反间谍侦察中最重要的技巧——监视（监视是包括跟踪的，跟踪只是监视的一种动态形式）的训练。
尽管训练只持续了一个月，但教官经验丰富，我们也求知若渴，每天都是泡在大街上不间断地强化训练，等结业时我们的监视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处里，准备把自己练就的本领付诸实践。
机会果然来了。刚回到处里正式上班没多久，我就接受了工作后第一个外勤侦察任务。
2001年2月上旬，刚从家过完春节回来，我就接受了任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APEC）北京年会第一次高官会将于2月11日至17日在北京饭店召开，这是为APEC上海峰会举行的筹备会之一，由于是多边性质的活动，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们国际组的头上，我的具体任务是：化装成国家XX部工作人员，在会议的会务组工作，一方面保证会议的安全，一方面执行真正的机密任务：确认H国代表团成员Peterov（注：假名）的身份——我方前线情报人员曾报回此人可能是H国对外情报局或军事情报局专门针对中国工作的特工人员，但目前尚无确切证据，所以无法得到证实。这次他突然作为H国代表团来京参加会议，可能是带着任务而来，也正是我方确认其身份的大好时机。这次我们处的任务很多，我自己专门负责的就是Peterov这一项，当然，作为一名新手，老同志会给我全方位的指导的。
长话短说，经过一系列的准备，2月9日，我和几名同志一起到了设在北京饭店的高官会会务组，开始协助会务组进行会议前的筹备的最后阶段的工作。Peterov将于14日才来京，因为H国代表团只参加后期的几场会议。所以前几天，我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养精蓄锐。
作为会务组成员，我们工作时必须西装革履，并带着会场身份牌。身份牌分为四种，分别以四种颜色来区分：正式会议代表戴的是红色的牌（代表团中的高官，即各国外交部或外贸部副部长不用戴牌，而是在衣服上别一个小的红色徽章），会议工作人员（包括会务组、文件组、迎宾组等）戴的都是蓝色的牌，记者们戴的是黄色的牌，会议警卫人员戴的是绿色的牌，这些警卫人员来自公安部警卫局，属于归公安部门管理的武警编制的现役干部，所以他们之间都是互相称呼为张参谋李参谋的，明显带有军人的特征。但他们负责会议安全的任务是和我们的任务不太一样的，他们执行的是所谓的硬保卫，即对人员和建筑物进行直接的武装保卫。而我们执行的是所谓的软保卫，即进行隐蔽斗争，挫败在会议期间敌对间谍分子搜集情报的活动和破坏活动。T机关事先和警卫局的人员进行了协调，我方的侦察人员在会议期间将暗中监视可疑人员，协助警卫局方面进行会议保卫。但警卫局人员除了知道带队的侦察处王副处长的真实身份外（其掩护身份为会务组交通联络负责人），对其他的以会议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的T机关侦察人员的真实身份则一概不知，我们也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和他们约定好的联络暗语并出示证件确认自己的身份，请求他们的协助。
繁忙的会议筹备工作总算结束了，这几天我都是晚上工作到后半夜一两点，然后第二天早上再五六点钟起床（当时住在北京饭店里面），去做各种琐碎的工作，如在给代表们的皮包里装上会议介绍资料，旅游宣传品和一些小礼物等。没办法，装扮成什么人就得做什么人的工作，要不就得被人看出来了。
会议正式开始后，我被分配到设在北京饭店大厅的信息处工作，说白了就是为与会代表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如在哪个饭店能吃到湖南菜（一般都是香港代表问的），但这类信息我们往往还得先再去问别人才能答复。听起来很累人，不过也有不少趣事，最难忘的就是当日本代表团来的时候，一帮人朝我们这边走来，和我一起值班的一位女孩（不是侦察人员），急忙跑上前去，对走在最前面的人说了一大通英语（因为是多边国际场合，所以英语是工作语言，无论哪个国家的团来，我们只要说英语就行了）但没想到对方在听她说完英语后却说：“你不用跟我说英语，我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的司机。”
就这样，每个代表团到达会场后都要到我们这里来登记，由警卫组驻信息处的人员给他们办理与会证件。我们会务组成员给予各种服务。直到14日，一位穿着黑皮茄克、身高接近一米九零的金发男人来到了前台，对我说了一句被我误以为是他母语的英语。我也一下子就认出了此人正是我的工作对象——Peterov；他的照片我研究了很久，记下了一切特征，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从这时开始，我就对他进行了不间断的监视，王副处长通知会务组负责人将我调离信息处，转为机动工作人员，做些非常务性的会务工作，如在有代表说自己的电脑坏了，需要技术服务人员维修时，我就会到场在外国代表和不会英语的中国计算机工程师之间当翻译。这样一来，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空闲的，可以“脱产”监视Peterov了。
刚开始时Peterov没什么特别的举动，我经常在他的房间周围进行监视，他好像很少出门，接着局技术处的人员也对其采取了一定的侦察措施，但似乎也没什么太值得注意的地方。小林也在会务组，不过他自有他的工作对象，但他那边好像不用太怎么监视，所以他就相对空闲一些。王副处长也告诉我，在监视Peterov的同时也要留意一下饭店里的其他的可疑迹象，有情况时随时用藏在身上的麦克风向他汇报，由他统一指挥应付。于是，在Peterov不出房间门的时候（他出门或有人去他的房间时会有技术处人员通知我，不出的时候我暂时离开，否则长时间在他房间外出现很容易被H国代表团其他人员发现），我总是在楼内转一转，进行秘密巡视，转着转着，我好像找到点电影Die Hard （《虎胆龙威》）里面布鲁斯·威利斯的那种感觉，倒是盼望着有恐怖分子出现，然后我用复杂的楼道与其周旋，呵呵。
到了16 日，即会议的倒数第二天，技术处人员突然通知我Peterov穿着皮茄克出了房间门，看来他有可能要出饭店，我马上向饭店大门奔去，走之前特意急急忙忙地脱下了西装上衣，换上了我自己的茄克。我一般都在M层的会务人员休息室休息，所以到一楼只有半层楼的距离。等我到了大门时，技术处的跟踪人员用麦克风告诉我Peterov刚刚进电梯（技术处的人员也都受过跟踪训练，在必要情况下也可以直接跟踪目标，这充分体现了T机关侦察人员一专多能的优点）。很快，我就看见了他，果然是朝大门走来。我转身背对他走到饭店大厅的一根大柱子后面，眼看着他从大门出去后便立即尾随而出，并低声用麦克风向王副处长报告情况。
这时我心里非常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实地跟踪一个真正的目标，这可和训练不同，是玩真的了。不过我还是很自信的，因为我们在训练中已经练习了对跟踪中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理的种种预案。
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想在步行中甩掉跟踪者是件很容易的事，如果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的话就更容易了，只要从一个门走进人很多的大商场，到里面左拐右拐，再从另一个门出来，或者在一辆公共汽车即将关门之前冲上车去，就会给跟踪者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诱其暴露。更聪明的特工人员在觉得你可能是在跟踪他但又不能确定时，直接就在街上找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对他说你一直跟踪他并图谋不轨，这样警察就会来盘查你，他在你被拦住时可能借机溜掉。如果你向警察表明身份，他就会放你走，但这样你的跟踪对象就会知道你也是警察或特工人员了。所以我们在跟踪人的时候总是尽量跟近目标，时刻把他掌握在视线之内，如果行人较少的话，为避免他的怀疑可以走到街的另一面接着跟踪，视线仍时刻不离目标。但狡猾的特工可能会拿出一张上面实际上没写什么东西的纸条，故作神秘地将它扔在地上，然后偷偷观察是否有人将它捡起。一般的人是不会去捡别人扔在地上的废纸的，但专门跟踪的人则会对此很敏感，怀疑是其投放的情报而去看个究竟，这就正中了被跟踪者的圈套，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和意图。有的特工会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拿出一张写有地名的纸片，随便在街上拦处一个路人向其问路，但他会尽力使得这次普通的问路在外人看来很像是一场情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