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矗琓机关的对外情报部门便没有在国内行动的权力，这个行动权指的不仅仅是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性权力，还指跟踪和监视等侦察权。但这并不能难倒T机关，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侦查工作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其他人员（包括侦查机关中的非侦查人员）无权进行侦查工作，但可以被邀请或受委托参与有关侦查工作，或者协助侦查人员进行有关侦查活动。”我国法律中所指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一般都是指广义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即并不只是指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及其下属各级公安、国家安全机关的，还包括其他具有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性质的部门，如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下属的各级军队保卫部门便可以在军内进行刑事侦察和反间谍侦察，它实际上是军队内部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T机关虽然是一个完全隐蔽、中国政府从来未承认其存在的情报兼侦察机关，却完全可以列入广义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门类里，而且其在不得不公开其侦察活动时也往往假借国家安全部及其下属机关之名，如T机关反间谍部门抓获的外国间谍在媒体上被公开报道时都被说成是国家安全机关的杰作，反正两者都是不露面的，外人也分不清谁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其他人员（包括侦查机关中的非侦查人员）无权进行侦查工作，但可以被邀请或受委托参与有关侦查工作，或者协助侦查人员进行有关侦查活动。”的规定，T机关完全可以对其对外情报部门进行内部授权，命令其协助反间谍部门进行相关国内调查活动，这并不与法律相冲突。但一般来讲，各国在国内使用其对外情报机关进行秘密活动都是有着必要的理由的，即是有着利用对外情报机关某些特有的优势和资源的必要性的，否则也不会放着现成的反间谍人员不用，而让对外情报人员来“狗拿耗子”了。例如，某国外敌对组织一直是由对外情报机关负责的，但现在它派人来到了中国，而负责国内反间谍的部门对其并不熟悉，所以当然要让一直针对该敌对组织工作的对外情报专家来参与对其在中国境内的活动的调查了。
从另一角度来讲，一般人都认为国外的情报工作只能由对外情报机关来做，国内反间谍调查部门不能出国执行相关情报任务，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起码的一点是，世界各国的反间谍部门所从事的并不只是防御性的对抗外国情报人员的被动侦察工作，它们同时也要承担一些主动的进攻性情报工作，但这是指在国内的进攻性情报工作。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虽然是国内反间谍侦察的主管机关，但它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境内的外国人进行策反等对外情报工作，从这些在美国的外国人身上搜集外国情报。英国的MI5也是一样，如果英国政府想主动策反一名驻伦敦的中国外交官的话，来进行这一活动的肯定是反间谍部门MI5，而非对外情报部门MI6，只有当英国政府想策反一名驻巴黎的中国外交官时才会让MI6驻巴黎的对外情报人员出马。这样一来，自然要有反间谍部门的人到国外进行秘密活动的情况了，假设联邦调查局的人发展了一名日本人为其情报员，则这名日本人的handler（管理者，即具体负责他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可能会根据需要而前往日本或第三国与其接头，这样便将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海外。但实际情况中，有时专长于国内工作的联邦调查局会觉得自己鞭长莫及，力不从心，这时它往往会把其情报员移交给中央情报局。以前曾有过一名前苏联克格勃特工在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在美国工作时被联邦调查局策反，此后一直由联邦调查局对其管理和控制，但后来这名间谍任满回国了，联邦调查局感到了与其进行进一步联系有些困难，便把他移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可惜的是，这个叛变的克格勃特工在被移交到中央情报局后被中央情报局的大“鼹鼠”阿姆斯出卖给了克格勃，并被克格勃按其处理内部叛徒的惯例之一送到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用手枪向后脑开枪击毙。而克格勃自己在这方面的业务划分则更明显，前苏联一向把其情报侦察机关称为“盾与剑”，盾指的是防御性的反间谍工作，剑则是指主动刺向敌人的对外情报工作，但克格勃在策反在苏联境内的外国人时也是由其负责反间谍的第二总局，而非负责对外情报的第一总局负责的，曾有一名中国外交官在驻前苏联期间遭到克格勃“燕子”的色诱并落入陷阱，对方正是由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的。这样一来，就等于让盾来执行了剑的任务，但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从它成立那一天起就没有作为司法部的下属单位而将自己局限在国内，在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前的对外情报工作一直是由它和军方的情报部门一起承担，甚至在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联邦调查局仍在对外情报中发挥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间谍网完全掌握在联邦调查局，而不是中央情报局的手中。联邦调查局在许多国家设有办事处，不过一般是负责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和反恐怖情报交流等方面的工作的，它在美国驻外使馆里也设有法务参赞，除负责司法及警察事务合作外还要进行使馆内部的防谍工作。英国的MI5和以色列的辛贝特也是一样，尽管属于国内安全部门，但也在可以在国外工作，只是其任务与同驻国外的对外情报机关MI6和摩萨德搜集情报的使命不同，他们是负责本国驻外机构的安全的。
2003年12月4日18：58——北京时间
二局的车来了，里面坐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同学兼室友小丁，他从到T机关时起就一直在二局，我的另一位同学小林现在也被调到了一局行动部，代号245，行动部的编制内共有48名特工人员，代号均以2开头，按加入顺序从201一直排到248，我排在第36号。
我进到车里后拿出手机给他们看了Alan的照片——我的手机是可以拍照的，在咖啡厅里时已经偷偷给红毛和N国外交官都拍了面部特写。二局的王组长让我先回去休息，这里由他们接管了，他们将对红毛进行不间断的监视，如果有需要再通知我来协助。我见他们已经开始了监视便回去了。
2003年12月5日11：40——北京时间
今天是周末，我起得很晚，红毛那边由二局盯上了，我就可以放松了。吃完饭后我下楼锻炼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屋里翻起了报纸，看了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就想起来给Ellen打了个电话。
我和Ellen是在不久前韩国使馆举办的一次招待后上认识的，她在一家美国公司驻华代表处工作。她当时穿着一件白色的Sweater式的外衣，脖子上还围着狐裘，一头酒红色的长发，有一种较成熟的美，给人印象很深。当我听她自我介绍叫李爱琳时，我说：“你的英文名字一定是Ellen吧？”
“是呀，你很聪明呀。”
“呵呵，只是上大学时的一点经验而已，女孩子取英文名时总喜欢寻找与自己的汉语名字谐声的英文名，我们班一位女生叫李丽，她的名字就叫Lily， 也有的喜欢用某个自己喜欢的文学或电影中的人物的名字，像什么Scarlet之类的。”
“呵呵，有道理，看来你对女孩子还很有研究的。”
“不是故意研究的。”
“有什么不故意的？外交官们不都是很风流么？”——我可不这么觉得，中国的外交官都是很朴实的，而且书生气很重。
“你说的是美国外交官吧，有位基某人倒是很好色的，中国的可跟他不一样，都是又红又专的国家公务员。”我说。
“基某人？。”
“基辛格，据说他在七十年代来北京时就当众说过，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我没好意思用”春药“这么直接的词）。可见他肯定没少。。。。。。”
“玩女人，是吧。”——看来在外企混久了的女孩说话就是很直接。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笑着说，没想到在使馆招待会上居然还会有女孩和我讨论这个。
“对了，我觉得你的名字有点像韩国人的名字。”我准备岔开这些敏感的话题。
“是嘛？”
“是呀，本来韩国人姓李的就很多，韩国女孩的名字里带”爱“和”琳“字的也不少，像李英爱和朴蔡琳。”
“朴蔡琳和那个蔡琳应该是同一个人吧，对了，你一定有韩语名字了？”
“嗯。。。。。。”我本来想说没有，但还是说了，“有，叫朴正圭。”
“怎么取了个这么土的名字？”
嘿嘿，幸好我们的人民军军官没听见这句话。
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中间偶而通过几次电话，今天我突然来了兴致，想约她出去玩。看到报纸上一些影院里的电影信息后，我突然想起来打电话约她看电影，这倒不是我急于怎么怎么样，只是觉得这个机会不错，因为我看见一家影院下午将放映曾于1965年创下票房纪录的名片《日瓦戈医生》，而我那天在招待会上和她谈到过这个片子，她听了我对该片的简介后很感兴趣，她以前只是听说过这部电影的名子，从来没看过，很想找机会看一看这部被人称为“浪漫隽永的爱情经典，硝烟弥漫的战争史诗”的巨作。
2003年12月5日12：42——北京时间
Alan在家里洗完了一个热水澡后准备出门了，他昨晚考虑了很久，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所以他打算今天就去藏匿着全弘植的那个秘密据点，并立即把他转移到V国驻华使馆并尽快帮其出境，以免夜长梦多——他刚才已经打电话用暗语征得了V国使馆方面的同意，对方答应在下午14：00派车到使馆外把全弘植接进使馆。
2003年12月5日12：50——北京时间
一起吃过饭后，我和Ellen到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