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动手做工作啦，”
她说，“我们可以用一夜半的时间把它弄完，是不是，妈妈？”她就开始往桌上摊放图案。
舒拉放下书，瞥了姐姐一眼，不高兴地说：
“你坐着念你的《大学》吧（卓娅在那些日子正在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我比你画得好，不用你，我也能做完。”
但是卓娅没听从，他们两人用图案把全部桌面占用了，我只好把我的本子挪到桌边。孩子们很快就深入到工作中去了。
卓娅这时就像往常在缝衣服、做饭或打扫屋子的时候一样，总之就是像在进行一种不需要人的全部精神，而只需要手眼准确的工作时候一样，她就开始了小声地唱：
草原上的野麦，绿色的芳草，宝石样碧绿的青草被风吹动了。
雷声虽已响过很久，那早年的往事却没被忘掉，它还在活着……舒拉最初默默地听着，以后他也小声地合唱了，以后更大声地唱起来了……两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很清脆，很协调。
他们唱完了关于一个在和盗匪们战斗中牺牲了的哥萨克姑娘的歌，卓娅就开始唱我们大家喜欢的另一支歌，这支歌从前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也唱过。
广阔的第聂伯在哭叫着，暴怒的狂风卷起了落叶，它把参天的茂林折到深谷，它掀起可怕的狂澜……他们就这样一边唱着，一边工作着，我也似听不听地听他们唱：不一定是词句传到了我的耳中，也许光是音调和他们唱歌的情感使我心里很舒服。
一星期后舒拉把完成了的工作送给舅父，并拿着一叠新的图案幸福地回家来了。
“他说：‘好！一星期之后给钱。’你听见没有，妈妈？我和卓娅挣来的钱！”
“谢尔杰舅舅再没说别的话吗？”我问。
舒拉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就笑了：
“他还说：‘这样比较好，舒拉老弟！’”
又过了一星期，早晨我醒来看见在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两双袜子，一条很美丽的绸子的白领子，这是孩子们用他们首次的工资给我买的礼品。
其余的钱装在信封里一起放着。
……现在，在下午回家的时候，我时常走到楼梯上就听见我的孩子们在唱歌。
那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又埋头在绘图工作中了。
蔚拉·谢尔杰夫娜
在旁观的人看来，我们的生活好像永远没有任何特殊事情地平淡地进行着。今天总是和昨天一样：学校和工作。有时候到剧院或参加音乐会，接着仍是功课，书，短时间的休息。这就是一切了。但是，实际这还远没有包括一切。
在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人的生活里，每小时全是很重要的。
在他的眼前不停地出现新的世界。他开始独立地思考，他不能不加考虑地便接受任何现成的东西。一切他都要重新考虑和重新决定：什么好，什么坏？什么是崇高、尊贵，什么是卑鄙、下贱？什么是真正的友爱、忠实、公理？什么是我的生活目的？我是否无味地活着？生活每一点钟、每一分钟地在那年轻人的心中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即使他寻求和思考；每一件琐碎的事，他都会特别敏锐地和深刻地感受着。
书早已不是仅仅用来帮助休息和消遣的东西了。不，它是朋友，顾问，导师。
卓娅在小时候曾这样说过：“凡是书里说的，全是真理。”但是现在她却很长时间地思索每一本书，她和书争辩，阅读时寻求解决那些使她激动的问题的答案。
读完《丹娘·索罗玛哈传略》，我们又读了那永远不能忘掉的、对于任何一个少年都不能不给以深刻印象的那本讲保尔·柯察金的小说，那本讲他的光明的和美好的生活的小说。
它在我的孩子们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一本新书对于他们都是一桩大事：关于书中所叙述的一切，孩子们都把它们当作真正的生活讨论着：关于书中的主人翁他们常常进行热烈的争辩，或是爱或是非难。
遇着一本有智慧的、有力量的、正直的好书，是对青年有重大意义的。因为遇着了一个新人，就常常可以决定你的未来的道路，你的整个前途。
学校在我的孩子们的生活里向来是很重要的。
他们尊敬自己的先生，他们谈到教务主任伊凡·阿列克谢维奇·亚泽夫的时候，特别表示敬慕。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又是一个公正的教员。”卓娅这样重复过许多次，“他是一个多好的园艺家呀！我们称呼他为米丘林。”
舒拉每次讲到上数学课的情况都是愉快的，他讲到尼柯莱·瓦希里耶维奇怎样要求他们思考，研究，并说他什么时候都指责那些不思考或机械地死记数学公式的人。
舒拉这样说：“哎，他可不喜欢死背课本和像鹦鹉一样光会重复别人的话的人！
可是如果他看出来谁真理解了，那可就是另一回事啦。虽然有时候算错了，可是他只是说：‘不要紧，你别忙，想想。’的确，听到这样的话脑子就更好使了！”
卓娅和舒拉谈论他们的班主任叶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的时候总是非常喜爱的。
“她那样忠厚，谦虚！
她永远在校长面前维护我们。”
实在，我不只听到一次：如果在班里有人惹了祸，犯了错误，第一个维护他的人就是叶卡特琳娜·米海洛夫拉。
她教德文。她给学生们讲课从来没提高过声音，可是在她上课时候大家都很安静。她对待学生很宽厚，但是在孩子们的脑子里向来没有过马马虎虎地预备她那门功课的念头。
她爱孩子们，孩子们也以爱回报她，这个情况可以保证她上课时不发生纪律问题，学生在她那一门功课方面的成绩也没有问题。
但是从蔚拉·谢尔杰夫娜在她们的班里讲俄文和文学课以来，在卓娅和舒拉的生活上就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
卓娅和舒拉一向说话都要加以斟酌，甚至在表达自己感情的时候也很谨慎。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个性上的这一特点，就更逐渐明确了。他们像怕火一样地怕说夸张的话。他们两人全不轻易表示爱、温情、狂喜、愤怒和憎恶。
关于孩子们的这类的情感，关于他们的心境，我根据他们的眼神，根据他们的沉默，或是根据卓娅在伤心时候或着急时候如何在屋中由这一屋角到那一屋角往返地踱着，倒是能了解得更多些。
有一次（那时候卓娅１２岁）一个男孩子在街上，在我们窗前虐待和逗弄一条小狗，他投石块打它，又拖它的尾巴，以后又把一块吃剩下的腊肠送到它的鼻前，在它正要张口咬住这一块美味的时候，他马上又把手撤回去了。这一切，卓娅隔着窗户全看得很清楚，虽然那时候已是深秋，她连大衣也没披上，就那样跑出去了。看她那时候脸上的神色，我怕她马上去大声叱责那男孩子，甚至用拳头去打他。可是她并没嚷，并且也没举拳头。
“别淘气啦！你不是正经人，你是坏孩子。”卓娅走到台阶上说。
她并没有大声地说，但是带着无限鄙视的表情，致使那个男孩子哆哆嗦嗦地一言未发就狼狈地侧着身子溜走了……如果卓娅说某一人：“他是好人。”那就足够了。我就知道了：卓娅很尊敬那个被她这样评判的人。
但是关于蔚拉·谢尔杰夫娜，卓娅和舒拉却毫不隐藏自己对她的钦佩。
“你要是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哪！”卓娅重复地说。
“什么样的呀？她为什么这样合你的心呀？”
“我简直不会说……不，我会说。你知道吗？她走进了教室，开始讲述，我们全知道：她不是因为功课表里有她的一门功课才给我们上课。
她本人是认为她所讲述的东西很重要并且很有兴趣。也看得出来，她并不需要我们把她所讲的全牢记下来，她只希望我们能思索和理解。同学说，她把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交给我们，让我们‘解剖’。真的，她说：
‘你们喜欢这个主角么？为什么？你们以为他应该怎样做呢？’我们甚至不等到她的话停止了，就全教室里的人都一齐说话了：忽然这个站起来，忽然另一个站起来……我们争辩，气忿，以后在大家都表示了意见之后，她自己就开始讲话了。她那样平淡地、声音不大地讲话，好像教室里不是３０人，而是３个人一样。谁正确，谁错误，马上都清楚了。多么希望把所讲的东西都读一遍呀！
听了她讲述之后再读那书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看见以往完全没注意到的东西。另外，我们现在是真正了解莫斯科了，因为这个我们应该对她道谢。她在第一课上就问我们：‘你们到过托尔斯泰博物馆吗？到过奥斯坦基诺吗？’她接着就很气忿地说：‘嗐，你们还是莫斯科人哪！’可是现在我们和她一起什么地方都去遍了，所有的博物馆都参观过了！每次她都要我们思索一下新看到的东西。”
“真的，她真是很好的人！”舒拉帮助她说。
他说这样富于情感的话仍是有些拘泥的，并且为遮掩他的羞涩，或者为使他的话听起来更肯定，他每次赞美这位女教员的时候都是用成年男子的低音来说，不过他的嗓子还不成。但是他的眼神和脸的表情则清楚明确地说：“她是好人，很好的人！”
可是，只有在他们班上开始了读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的时候，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什么是被唤醒了的对文学、对作家、对历史的兴趣。
最高的尺度
“您的女儿在专科学校读书吗？”有一次我按着卓娅开的书单向图书馆的女馆员借书的时候，她这样问我。
书单子向来是很长的并且包括的种类很多。为了准备写一个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什么书卓娅没读哇！既有深奥的历史著作，也有翻译的法国工人诗人鲍狄埃和克列曼的作品。
她读了多少关于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的著作呀！卓娅在梦中还念着库图索夫和巴格拉齐昂的名字和对战斗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