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壮了，他的两肩更宽了，可是他的两只蓝眼依旧像小孩那样欢欣开朗地看人。
又是难过的痛苦的一夜。舒拉把一只手放在颊下，睡得很酣，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他，总看不够。想到这一夜一会儿就到头了，就觉得害怕。然而。终于在正常的时刻天亮了，舒拉从床上跳起来，很快地洗了脸，穿好衣服，草草地吃完早点，就走近我，说了那几句已经习惯了的话：
“不要送。珍重你自己吧。不要替我担心。”
“你要永远忠实……和坚毅……常写信………”我勉强地回答了。
军事记者
舒拉走后，并没有信来。一个月过去了。我怕走近信箱，我总觉得我将在它里边得到无情的消息……这是最难过的日子，充满了最折磨人的、最痛苦的等待。卓娅去后我都没像这样等得难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什么是失掉孩子，现在我了解了。
有时候惊疑缠绕我太甚，我就设法逃避它，好像是真可以躲避自己本人和逃避自己的思想似的……我在街上走，我想尽力使自己疲倦，以便回到家里立刻就能睡着。但是这种办法有效的时候很少。无论我走过多少条街，走了多少里路，以后仍然是差不多通宵地在床上睁眼躺着。
我时常步行到诺伏捷维奇公墓卓娅的坟上去。有一次，当我走近卓娅的坟墓时，我看见在它旁边有一个宽肩膀的军人。
在我更走近时他就转过身来了。这是一个年约３５岁，面貌开朗眼神敏锐的人，我觉得他似乎想说什么话。我看了看他，等他说话，可是他迟疑了一会儿就走开了。我忘记他了。在临离开这里时，我又在一条小路的转角地方遇见了他，他迎着我走来了。
“您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吗？”他犹疑地问。
“是啊。”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这时候他就介绍了自己：
“我是里多夫。”
我并没忘掉这个名字：《真理报》上关于游击队员丹娘壮烈牺牲的报道就是他写的呀……
我紧紧地握了里多夫的手……我们沿着小道儿慢慢地向出口走去了。
我真心地说道：“认识了您，使我非常愉快，我早就想见见您……”
我们就像多年的朋友那样开始了谈话，他对我讲了他怎样最初地听到了关于卓娅的事。他当时在莫礼伊斯克附近的一个半毁坏了的小农舍里过夜，在人们差不多全睡着了的时候走进一个老年人来取暖，他挨近里多夫躺在地下了。
里多夫说道：“我听见了，老年人睡不着觉，他叹息，呻吟，觉得难受。我就问：‘往哪儿去呀，老大爷？你怎么老哎哟啊？’”
这时候老年人就告诉了里多夫说，他听说希特勒匪徒们在彼得里斜沃村子里绞死一位姑娘，详细情况他一概不知道。
他只是重复着说：“要绞她了，可是她还演说……”
里多夫马上到彼得里斜沃村去了。从这夜起他就连续不停地调查了１０天有关自称丹娘的无人认识的姑娘牺牲时的一切详细情况。他仅仅采取了事实，因为他确信事实的声音一定比记者个人的话更响亮。
“为什么您一次也没到我家去过呀？”我问。
“我怕给您添烦恼。”他率直地回答说。
“您在前线上很久了吗？”
“从战争的第一小时起我就在前线上，”他说，“那时候在莫斯科人们还不知道有战争哪！６月２３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驻在那里的《真理报》记者……这是很有趣的事。”他沉思地补充说，接着他就微笑地回忆了他在逃避疯狂的空袭跑入电报局的地下室的时候，在那里人们还交给了他一件前一天由莫斯科给他拍来的电报。
这是一件完全太平年月的电报。编辑部要求里多夫写一篇通讯，报告一下收获运动准备得怎样了。他将电报藏在衣袋里，就坐着自己的汽车急速到部队里去了。那个部队当时正在准备防守的战斗，明斯克的街上已经到处起火了，空袭一直没停止。
里多夫当天就给《真理报》发去一篇通讯，但其中谈的并非收获问题。
他用很简单的话述说了这一切事情。我一边走，一边听着他，一边在想：有时候认识一个人很多年，但是不了解他。
现在我和里多夫在一起不足一小时，并且他关于自己的事也没讲很多，可是我却了解他很多，我了解了最主要的。我了解他是直爽、忠实、勇敢、镇静的人，他会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也不惊慌。我了解他能在困难的战场环境里，不是用话语，而是用事实，用自己的一切行动教给周围的人们镇静和坚持。
“今天我又要上前线去。”他在临别时对我说，并且又小声地补充道：“战后我一定写一本关于卓娅的书，一本很厚的好书。”
五张照片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给我送来了新的辛酸。在报纸上登出了５张照片，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波塔波夫村外一个被苏军击毙的希特勒的军官身上找到的。德国人把残害卓娅的景况和她的最后几分钟全拍了照片。我看见了雪中的绞架，看见了我的卓娅，看见了我的女孩子在德寇包围之中，看见了挂在她胸前写着“纵火犯”的那块木牌……也看见了那些残害她的人。
自从我知道了我的女孩子的牺牲那时起，我昼夜不停地总是想着一桩事：这就是当她登上她的最后的惨死的道路时，她曾想着什么呢？她感觉了什么呢？她曾回忆什么呢？……
无力克服的烦闷攫住了我：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和她在一起；我没能用话，或者用眼光……减轻她的最后几分钟的痛苦。这５张照片好像领着我看了卓娅怎样走向死亡，现在我亲眼看见她怎样被杀害了，我自己来到刑场了，但是太迟了……这些照片似乎在喊叫：“你看，是怎样残害她！你默默无声地看看她壮烈牺牲的情形吧，你重新体验一下她的和你自己的一切痛苦吧……”
看她遍体鳞伤，被解除了武装，一个人走着，但是在她那垂下去的头里有多少毅力和倔强！一定是在这会儿她并没把周围的刽子手看到眼里。她在想什么？在准备死么？在回忆自己的短短的光明的一生么？……
我没有力量再写这些事了，……让读了这本书的人自己好好地看看德国人拍的吓人的照片，看看卓娅的面目吧。他一定能看出：卓娅是胜利者，杀害她的人们在她面前是微末渺小的。世界上一切崇高的、美丽的、神圣的、人道的东西，全部真理和纯洁都在她这方面。这是不死的，这是不会死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他们是没有任何人性的东西，他们不是人，他们甚至连野兽都不如，他们是法西斯匪徒，他们是活尸。今天，明天，千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坟墓，全是人类所最憎恨，最厌恶的东西。
“我很愿意活下去”
……可是舒拉一直没有信。又过几天，我打开《真理报》，忽然在第３版上看见了这样的消息：
“前方军报，１０月２７日（电讯）。某部正在激烈战争中，扫荡着德寇第１９７步兵师的最后残匪。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在彼得里斜沃村残杀了英勇的女游击队员卓娅的，就是这一个师的官兵。在《真理报》上刊登的５张德国人残害卓娅的照片，掀起了我们的战士和军官的新的愤怒的热潮。在这里卓娅的胞弟、青年团员、坦克手、近卫军少尉舒拉正在英勇奋战，为姐姐复仇，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卡威’坦克在舒拉同志指挥下首先闯入敌人阵地，击毙和用齿轮轧毙很多希特勒匪特。少校维尔什宁。”
舒拉活着哪。
为姐姐报仇哪。
从此我又常接到舒拉的信了，但不是由和平的乌里扬诺夫斯克，而是由最火热的战场上寄来的。
１９４４年元旦，很响的门铃声把我惊醒了。
“这是谁呀？”我纳闷地说，开门之后，意外的事就使我楞住了！舒拉站在我眼前了。
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了。英俊，宽肩，穿着带有严寒气味的军大衣。他的脸由于风吹和疾行发红了，冰霜在他的浓眉和睫毛上融化着，他的两眼欢喜地闪烁着。
“为什么这样看呀，不认识我了吗？”他笑着问。
“我看这是伊里亚·木罗米次来了！”我回答说。
这是最出乎意料的，最宝贵的新年礼品。
舒拉也无限地欢喜。他一步也不离我，如果他需要到街上去买香烟或散步，他一定像小孩那样请求：
“咱们一块儿出去吧！”
他每一天重复几次同样的话：
“你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
“我都给你写去了……”
“写算什么呀！你讲给我听吧。人们还照旧给你写信吗？
你把信给我看看……来，我帮助你写回信……”
这样的帮助正是需要的，无数的信件依然像河水一样地流来。人们直接给我写，往卓娅的母校写，往报馆写，往青年团区委写。
一位卓娅的同学，女战士敖克加布里娜·斯米尔诺娃由斯大林格勒郊外给我写道：“我在站岗的时候，我觉得卓娅挨着我站着。”
一位卓娅的同学，莫斯科的姑娘，在请求青年团塔冈区委派她上前线时写道：“我宣誓，我一定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我一定成为像卓娅那样的人。”
一位巴什基里亚的青年女教员这样写道：“我一定把自己的小学生教育成像卓娅，像您的勇敢的卓越的女儿那样的人。”
新西伯利亚的一个学校的学生写道：“这是我们的哀痛，这是人民的哀痛。”
还有很多接连不断地来自西伯利亚的，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来自乌拉尔的，来自第比利斯的书信。也有由国外：由印度、澳洲、美洲……写来的信。
这些信舒拉都一封一封地读了。以后他又重新拿起一封由英国寄来的信。这封信里写着：
“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同志！
我和我的妻住在伦敦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