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的态度》，被人说成该派文人的精神宣言，其美学观与精神走向，一看即明的。徐氏在文章中说，文坛大概有13个流派，它们是：1．感伤派；2．颓废派；3．唯美派；4．功利派；5．训世派；6．攻击派；7．偏激派；8．纤巧派；9．淫秽派；10．热狂派；11．稗贩派；12．标语派；13．主义派。徐志摩对其中的一些文学流派持一种警惕的态度，甚至高傲地指责非理性文学的流行乃是一种灾难：
我们不敢赞许感伤与狂热，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乳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费。我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件新鲜的玩艺，但我们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救济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狂风暴雨是不可终朝的。我们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藉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白日的希冀。我们当然不反对解放情感，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安上理性的鞍索。
整篇文章写得气势很足，诗意与学理的因素都有一些，看法呢，未尝不是真诚的独语，也切中了文坛流俗的要害。只是在谈及左翼文学时，显得说教的空洞，未能窥到深层的东西。就观点看，徐志摩主要针对左翼思潮的，创造社、太阳社诸人的弊病也尽入眼中，难说不是道破玄机。但那时的青年左翼文人背后的存在，确有大时代的阴晴之迹，以超人性的哲理判其死刑，也未免不是太简单化了的妄议。《新月》社的态度，昭示了一种脆弱的人文理念的诞生。其后很长一个时期，流音不断。我在近几年常可看到为其辩护的宏文。徐志摩、梁实秋的文字获得了不断被解析的意义，也未尝不对吧？
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新月》派，史家们自有看法。它对后来文化的辐射，时断时续，在今日仍有众多的同情者。近代以来，中国每陷内乱，怨怼之声四起，偶也流出中正平和之声，却无奈江河激愤，人文的暖风终被吹散。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都是和善之人，为人之道与为文之道都有诸多可赞之处。文艺观的形态，也自成一家。比如都欣赏儒雅的诗文，或是沙龙里的吟哦，或为戏台中歌咏，他们要讲究纯之又纯，远离俗音，力避时调，似蒸馏水被过滤了一般，没有杂质者皆为上品。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里，就感叹浪漫主义对规律的破坏，而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梁实秋和徐志摩都觉得，过分的紧张、焦虑是不好的，大概为病态所囿，那是大有问题的。梁实秋就直接批评法国的卢梭，挖苦其患着热病与自大狂，虽有天才，却是非常态的、可怖的天才，对人类的精神是有负面作用的。而他推崇的，则是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深信情感想象的理性节制的重要。梁氏的话，不仅徐志摩深以为然，连胡适、闻一多等人，也是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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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月》杂志创刊前的五年，即1923年．徐志摩在北京发起了“新月社”。关于“新月”二字的来源，说法不一，我觉得，大概是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转用过来的。因为那一年徐志摩曾热情地陪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对其推崇备至。据说“新月社”创立的初衷，只是提倡戏剧。地点在松树胡同七号。成员有胡适、张君劢、丁文江、林长眠、林徽音、闻一多、丁西林等。这个圈子的人以教授为多，受过西学的熏陶。在氛围上有着别的文人团体不同的韵致。似乎都深爱学术，钟情唯美主义或古典艺术，绝无《语丝》社的“匪气”和《莽原》社的清冷之风。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异于留日归国者。绅士的遗风多少伴随着众人，阅读习惯是学院派式冷观居多，不太注意民间性与当下性。学问趋于纯，是规范的、象牙塔式的。他们在行为上重节制，以含蓄为美。纵然有徐志摩那样以爱为上的诗人，可也天真得可爱，内心没有黑暗的遗存。可爱与可笑均在，不分彼此。许多年后创办的杂志《新月》，倒是这群人意识的注释。文学的梦和精神里的维度，都于此可以看到的。
一个流派要在文学潮里形成气候，至少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创作上有相近的倾向，审美的向度可造成一股余力，渐次影响文化的进程；其二乃是有理论上的自觉，精神有着自主的轨迹，或为一哲学的呼应，或是旧传统心理的一种转换。这两者互为依存，在态度上近于一致，从感性的层面到理性的高度皆自成调式，引人进入新奇的园地。《新月》派是松散的团体，作家的气质几乎没有乡俗与市井的印痕，说其有贵族的气韵也是对的。闻一多诗歌的精英笔法，梁实秋散文的华贵气味，沈从文凝重的神异之趣，胡适温文尔雅的语态，徐志摩浓艳的抒情句式，陈梦家诗句的含蓄有力，不仅较《新青年》当年的风尚很远。与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的浪漫之舞简直是别有天地，没有神似的地方。以梁实秋为代表的理论家，在精神上似乎比胡适更能给《新月》注入新血。《新青年》解体之后，胡适的独语已经结束，再也释放不出新的内涵。梁实秋因为新从美国归来，头上又戴着新人文主义的帽子，恰好点到徐志摩诸人的穴位，力主宽容而非暴力，静观而非冲动，个性的独思而非庸众的盲从，把胡适的实验主义过渡到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义。前者是哲学的沉思，后者乃审美的漫游，而这漫游在文学上进一步深化了贵族文人的情境，为分散的、零乱的写作个体找到了聚光点，于是一股幽玄儒雅温润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和新生的左翼队伍分庭抗礼了。
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在那时心灵中的天性，透出精神的单一，旧文人的阴暗、诡谲在其身上看不到的。他们有时单纯得通体透明，像未曾染尘的湖水，涵蕴着清澈的情思。奇形的、晦暗的、无序的思想之流在心里没有位置，或说受到了抑制。他们倾吐了苦水，却未跳入苦海；嘲笑了黑暗，却有意逃逸了鬼影。在最残忍的画面后，却可体察到一种安宁的美。例如沈从文，笔触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心绪抑制不住对善意之光的捕捉，以至把故土的一切单一化和唯美化了。徐志摩写己身的经历，亦常有悲腔的运用，别离之怨与失恋之语，有着童贞的气味。但毕竟是稚气的、浅层次的诉求。未去黑暗的王国进行心灵的追问，清词丽句之间，照例脱不了贵公子式的缠绵。至于陈西滢，讲学理与诗文，与梁实秋较为接近，只是绅士的架子未落，端着面孔，文章未尝不是戴着面具，激进的青年大概不会亲近于他，可一般青年读者，从那舒缓有致的文风里，窥见了天下的一种常识。学问深切的潘光旦，写起文章毫无废话，他那时注重民俗与国民性的研究，泼墨之间，有着逻辑的张力，《新月》上的文章，让人窥见了社会学家严明的思维，其谈论日本与德国民众气质的长文，不设虚言，材料丰富，显示了那代学者的气象。20世纪20年代末的学术较为活跃，流派亦多。《新月》里的面孔，是高贵的教授之影，不是布衣的对白，你绝听不到粗野的国骂和神经质的仇语。他们穿着西服或长衫，有一条深深的沟，把饥色和忧郁民众隔开了。
与《新月》杂志相亲的作者与编者，在态度上沿袭了大学讲台上的学人不苟言笑的风气，言必谈修养，行必讲姿态，知耻，有礼，且止于规矩，绝不让非理性的魔影袭到面容上，于是一些价值走向相近的人如邵洵美、陈梦家等均步入其中。徐志摩还亲自邀请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邵洵美编辑《新月》和《诗刊》。徐氏的看中邵氏，大约是审美上的一致吧。他们办杂志，意在提倡高尚的趣味，摈弃低级的倾向，邵洵美有一个看法，“雕刻家都变成了裁缝，这是中国文学的根本症象”。他在一个人的谈话中，高度赞赏了胡适与徐志摩，原因无非二人是高尚者而非低级者，在中国文坛，需要的恰是这样的人物。他说：
趣味的高尚与低级，在十九世纪的法兰西有极热烈的讨论，大家对他们作各种的讥笑。最近摩拉在《批评的序论》一文里又反复中说对高尚趣味的要求，因为它和文学有根本的关系。我也觉得人总是人，而人又总是半神半兽的；他一方面被美来沉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譬如说。无论什么通俗的娱乐，去的人意识地或潜意识地一定有一种要看人家好看的心思。所以高尚的娱乐不只是感观的享受，它有一种宗教的力量，它会给我们一种生活的秩序。
当然，所谓高尚的趣味又是不容易找到定义的。有高尚的趣味的人，对于一切都极诚恳，都极认真：他能知道自己的力量；他能佩服人；他不说含糊的话；他不爱有使人误会的装饰；和天才一样，他不比较便能判断；他简单。
胡适之先生现在能不写小说不作诗，便是因为他有高尚的趣味。志摩能不做官，也便是因为他有高尚的趣味。
也有人把高尚趣味，和学究态度，当做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不过，多读书，的确可以养成高尚的典型；但是所读的书却应当有最严谨的选择。
高尚的趣味也没有道德观念，因为它不被社会习俗来转移。道德的标准是跟着时代交易的。它也没有阶级的区别；无论你代表哪个阶级说话。低级趣味总是要鄙弃的。
高尚趣味是建设的。低级趣味是破坏的。邵洵美的看法，几乎和徐志摩、梁实秋一样，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出的声音，有着浓浓的针对性。即不愿意被粗糙的、杂乱的、仇视的声音淹没了自己的生存世界。这些留过洋的绅士阶层的文人，渴望以自己的耕耘，种出剑桥与哈佛的绿地：到处是葱翠的草坛，木栅的古色，桥边荫下的绿梦，群雕下诗人的晚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