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上扣啊！你还是人吗？”工作队逼死了韩大有，石大夯的肺都气炸了。韩天寿诬陷韩大有贪污集体粮食的依据是，低指标那年别人都饿得瘦瘦的，他却胖胖的。他骂韩天寿：“你叔哪是吃得胖啊，是饿得浮肿病！”他的气不出，又找到李碾子，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搞运动，纯粹是胡作非为。我要到县里去告他们！”
李碾子劝他说：“眼下正在风头上，告也是白告，先忍了吧。”
“忍？看他们把村里搞成啥样子了！”石大夯额头上的青筋暴突起来，把脖子一拧说，“文件上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把咱村的干部都看成坏人了！”
李碾子拦了半天也没拦住。第二天天还没亮，石大夯就骑上自行车去县城了。
东堤下村到县城三十多里。大夯心里有气蹬得飞快，到城里才七点钟。
他想去找道鲁子凡。如今鲁子凡已当了副县长。他知道鲁子凡上班早，就直奔他的办公室。
鲁子凡刚要锁门出去，见石大夯来了，忙往屋里让他。大夯看他心神不定的样子，就问：“还没上班，你这是去干啥？”
鲁子凡说：“现在县直也在搞四清，九点钟地委四清工作总团政委来给俺作报告。我提前到林业局给他们安排一下冬季造林的事。”
大夯不愿打扰他，可又去找谁呢？正犹豫着，鲁子凡问他：“你这么早来干啥？有事抓紧说。”
“我是为四清的事来的。”
“四清有问题吗？”
“工作队进村后，一个大会也不开，几十号人成天神秘兮兮地搞什么扎根串联，像特务似的搜集干部们的问题，干部们天天集合挨训，不管台上台下的，统统是挨整对象……”
鲁子凡见石大夯满肚子气，规劝说：“四清是革命，你不要计较。要好好配合工作队，把运动搞好。”
石大夯生气地说：“他们一进村，就把我一脚踢开了，还让我停职检查。你说我怎么配合他们！”
鲁子凡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思忖一下说：“四清工作队都是外地人，不了解你。再说，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问题，你别计较他们的态度，赶紧回去好好检查吧。”
“你叫我回去检查？你也怀疑我有问题？”
鲁子凡叹口气说：“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石大夯想，莫非老鲁挨整挨怕了？你怕我不怕。我非较较这个真不行！”他知道鲁子凡到林业局还有事，说了句“你忙你的”，就出来了。
鲁子凡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声喊：“大夯，中午让习之给你包饺子。”
大夯哪有这份闲心！头也不回地走了。
石大夯没有回村，直接去了地委。他知道陈列夫当了地委副书记，了解他们村的情况。这么一想，蹬着车子就非常有劲。虽然一路呛风，六十里路半天就到了。
进了市区，他径直找到地委大院。刚往里走，就被传达室一个老头儿叫住了：“同志，你找谁？”
大夯理直气壮地说：“找陈书记。”
那老头上下打量他一下，看他一身土里土气的打扮就知道是庄稼人。冷着脸说：“办公时间不会客。”
“我有急事。”
“有事到信访办去说。”那老头给他指了指对过那个牌子：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
石大夯心里骂道：“真他妈的，人倒了霉是个坷拉就绊脚。”
他知道信访办是专为领导挡驾的，根本不解决问题。于是对那传达说：“我就找陈书记。”
石大夯的口气表现得有些强硬，那老头态度倒好些了，问他：“你认识陈书记？”
“何止认识，还是老伙计哩。”
那传达见他这么说，差点笑出声来：“你凭什么跟陈书记论伙计？我碰见这样的事多了。有的说跟领导认识，有的说是朋友，还有攀亲戚的呢，真是‘无权大街无人问，有权都来攀远亲’呀！其实都是冒充。”大夯说：“不信你就给陈书记打个电话，就说有个叫石大夯的找他。”那老头搪塞不过，只好给陈书记打个电话，陈书记果然让他进去，就一个劲地道歉。
陈列夫瞅了大夯一眼说：“大夯同志，看你像刚出笼的包。跑这么远，一定有什么事吧？”
“我是来告状的。”大夯开门见山。
“告状？”陈列夫一惊，“告谁的状呀？”
“告四清工作队。”
陈列夫猜透怎么回事了，也没问他上告什么问题，就说：“大夯同志，你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
大夯不爱听大道理，打断陈书记的话说：“陈书记，不是我不能正确对待，是他们不按政策办事。”
陈列夫截住他的话说：“运动嘛，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都整出人命了！你管不管？”
陈列夫这才耐心听大夯把村里的情况讲完。他沉重地长出一口气，说：“大夯同志，你反映的问题值得注意，但这种事发生在运动中也是难免的。我劝你还是要正确对待，特别是要正确对待自己。这些年，你可能受表扬太多，听不得逆耳之言了。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
大夯觉得陈书记说得驴唇不对马嘴。心想，他和武云英都是吃公家饭的国家干部，是一条线上的人，怎么会为农村干部说话呢？官官相会呀！他感到心灰意冷，二话没说，抬屁股走了。
他觉得无路可走了，脑袋乱乱的。回去吧，事情没个结果，反而挨了一顿批评。开弓没有回头箭，告就告到底！他想去省城，又怕他们和地委穿一条裤子。政策是中央制定的，干脆去北京。他瞅瞅太阳快晌午了，也没吃饭，肚里满得也吃不下，跑到火车站把自行车存上，买张票就去了北京。
到北京站下车后，已经华灯初放。石大夯没有兴致欣赏这美丽的夜景，想找个旅馆住下，又不知哪里有，再说住旅馆还得花钱，干脆在候车室凑合一宿算了。
北京站晚上也不清净，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尽管他找了个长条椅躺下，人声嘈杂得也睡不着，天不明他就起来了。他得赶快去找党中央，左打听右打听，终于找到了中南海。他原想中央机关一定平易近人，没想到那大衙门更是戒备森严。大门外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见他往里走，“啪”地向他打个敬礼，“同志，你找谁？”“找中央。”“你找哪个部门？”这一问把他问住了，只好实话实说：“我找管四清的。”那解放军又问，有介绍信吗？他说没有。那人又叫他去信访接待站。他想：“怎么层层有这拦路虎？犹豫了半天还是去了。
到了中央信访接待站，接待他的大白胖子态度很好，让他坐下把情况说了说。那人没置可否，对他说：“现在全国农村都在搞四清，你有问题就老实交代，没问题也甭害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他一听又是打官腔，没有听完就告辞了。
他感到悲哀，自己这个雇工出身的农村干部，赤胆忠心跟党干革命，如今受了冤屈，竟没一个人给自己撑腰做主。大夯真的感到走投无路了。中央都不管这事，还找谁呀！他在天安门广场转了好几圈。只见广场上的人黑鸦鸦一片，来来往往穿梭一般。他谁也不认识，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不禁眼泪流下来：毛主席呀毛主席，你主持制定的文件，明明写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工作队却硬把俺村的干部都打成了四不清。连俺这个老先进、省劳模也得挨整，冤枉人呀！这事你老人家知道吗？他见毛主席在微笑着，好像说“我知道”，你老人家知道怎么不管呢！毛主席又像在点头，“你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我一定派人下去调查，你放心地回去吧。”忽地他又觉得城楼上的毛主席是画像，怎么会听见呢？毛主席要能听到就好了。然而，下边的人不让我见你，信访接待站硬是叫我回去检查。这样下去可就糟了，下边没好人了，谁还领导革命和生产呀！
他在天安门前站到天黑，还恋恋不舍地望着毛主席像发呆，脑袋里乱哄哄的。不管怎么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回去吧，觉得这么不明不白地太窝囊。不回去吧，这里又没人管事。天安门广场的灯忽地亮了，偌大个广场没有那么多人了，顿时觉得非常孤单。干了这么多年革命，现在竟没一个人理解他，遇到了难处也没人帮助他，多么悲哀呀！他心里在流泪……
石大夯无奈，第二天就坐火车回来了，到家已经晚上九点多。晚来看见爹满脸沮丧的样子，吃惊地问：“爹，你怎么回来了？”
石大夯感到纳闷，这孩子怎么这样说！他把晚来揽在怀里问：“你不想爹吗？”
“想。”十三岁的晚来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欢迎爹？”
“爹，听说工作队要斗你。”
孩子一句话把大夯说得一愣，难道武云英真的和我鳔上了？
石大夯离家出走，韩天寿在工作队面前添油加醋地煽风点火，一下子把武云英惹恼了，气得拍着桌子吼道：“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四清，向我们挑战！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本来他对石大夯这个省劳模就怀疑。石大夯这么一跑，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决心搞他个水落石出。于是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石大夯的问题。他在会上说：“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思想作风的，都要给他揭出来。要拿着放大镜、望远镜、甚至戴上显微镜去发现问题，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分析揭发问题，就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还专找石大夯训过、骂过、整过、打过、对他有意见的人揭发他。即便这样折腾了几天，也没搞出大夯什么问题。他让韩天寿帮他出主意。韩天寿那黄眼珠子一转悠，凑到他耳朵上献计说：“我想叫他后院起火。”一下子把武云英说了个眉开眼笑。
一天，趁大夯不在家的时候，韩天寿去找小俊。问她大夯为什么走？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小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