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子裁得整整齐齐。我再看看脚，脚洗得干干净净；摸摸脸，脸上也很干净。我身上唯一不整齐的地方，是头上缠着的绷带。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老高的绷带每天都得洗，但草地里却没有地方晾晒，我只能把头洗干净，再将绷带缠在我的脑袋上，让绷带和我的头发一起晾干。这个办法不是我发明的，但很好使。
我最后向来路望了一眼，没有乖娃的影子，也没有其他掉队的伤员赶来帮我。大队红军中，我们两个一定是落在了最后，而且离下一队红军还有两天的距离，至少两天。我开始讲那个笑话，声音很大，吓了自己一跳。我讲得小心翼翼，一字一句不走样，连口音也变成了教我笑话的那名湖南战士的口音。这个笑话的最后一句最可笑，我几乎是喊出来的，如果乖娃这个时候正在赶夜路，走得近了，他一定能够听到他哥哥的声音。
笑话讲完了，老高也像营长一样翻了个身。金黄色的火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笑了，露出缺齿的牙。
最高奖赏
从上午开始我就趴在这条石缝中，头前是老马，脚后是小刘和另外两名战友。不算桥边与隘口中牺牲的一百多名红军战士，五次攻击过后，就只上来我们五个人。
这腊子口是个浑蛋透顶的地方，周围几百里只有这一条路。隘口的右边是光秃秃的石山，得有一百丈高，只飞鸟才能上去，人不行；隘口的左边倒是长满了密不透风的杂树，但这山壁是倒悬的，能爬上去的只有松鼠；隘口中间是一条溪水，很深，水流也急，站不住人。这个隘口的最窄处只有一丈多宽，却有十几丈长，右边石壁的半腰上，敌军布置了一百多人，专往这里丢手榴弹。此时地上已经积起了成堆未爆炸的手榴弹，而爆炸了的得有上千颗。
要攻上山顶，我们就得在过了隘口之后，再跨过小溪。小溪上边是两根树干并排搭成的小桥，过桥之后再向上爬三十几丈狭窄的小路，就能到达山顶。山顶上敌军建了四座碉堡和许多机枪掩体，交叉射击的子弹如同顶头风中的暴雨一样密集。
我现在待的地方，就在过了小桥之后的小路底下。上边的敌军每隔一阵子就朝我们丢一批手榴弹，但砸在牺牲者的身上不会弹起来，便没有滚过来伤到我们，只是会把血和碎肉溅到我们身上。他们的机枪子弹也只能打到我身边三四寸的地方，虽然已经打出了一条深沟，但我们很安全。然而，要想让大队红军隐蔽在这里却不可能，因为这条石缝只能够勉强塞得下我们五个人。
透过老马草鞋底上的窟窿，我捅了捅他的脚，大声问：手榴弹的“榴”字，木字旁的另一边是什么？老马说是留下的“留”。我问他怎么写，他却怎么也说不明白，我便只好在口中蘸湿铅笔头，写了个流水的“流”。等攻上腊子口再让他写给我看吧，我想。
在一年前离开家乡的时候，我还是个文盲，但到了今天我已经能读写432个字，可以读懂墙上的标语了。老马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比我强得多，能够读写一千个字，于是便成了我们的文化教员。大队红军从江西出发后，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那个好主意，把生字写在一小块白布上，让每一个战士都要学会自己这块布上的10个字，然后再把布缝在后背上，把这10个字教给后边的战士，而他自己则要向前边的战士学习另外10个字，等到大家都学会了前边的字，再顺序交换白布学新字。
因为这一路上很忙，仗打得太多，我们只能利用行军的时候学习，但敌人的飞机又总是来轰炸我们行军的队伍，所以，一块白布上的字我们要学上十来天才能学会。最让人气恼的是我的运气不好，到今天为止，我的小本本上已经积攒下一百多个生字不认得，这都是因为背着这些字的战友们已经牺牲了。
我拼命学写字倒不是为了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容易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没什么可羡慕的。我学写字是因为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这一路上的经历写下来，然后托人带给我老婆。大队红军出发时，我老婆挺着大肚子来送我，叮嘱我一定要托人带信给她。队伍越走越远，我见到了几辈子人都不曾见过的新鲜事，也经历了无数的凶险，这让我很兴奋，也很满足，于是便想将这一切都讲给儿子听。虽然我不能看到儿子出生，但我一定要让儿子知道在他出生时我做了些什么，这样一来，等到我们的“主义”胜利了，或是我牺牲在路上不能亲自讲给他听时，他便可以看我写下来的东西，知道他老爹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干了些什么，让他因为有这样一个老爹而自豪，同时也能够像他老爹今天这样有见识。现在，我已经把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记在了脑子里，只等学够了字，便把它们完完整整，细细致致地写下来，而且是用钢笔写在白纸的日记本上。
我着实羡慕那些有资格用钢笔写字的人，而且我也曾经有机会得到一支真正的钢笔，但这个机会却被我们团政委硬生生地给剥夺了。那是今年春天过泸定桥的时候，敌人把桥面上的木板拆掉了，只剩下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要攻下这座桥就必须得派人攀着铁索爬过去。钻山爬树是我的拿手好戏，虽然下边是万丈深渊，但对我无关紧要，于是我便主动要求第一批过桥。不想团政委只选出二十二个人，把我给剩下了。结果，一场仗打下来，只有四个人掉到山涧里牺牲了，剩下的十八个人全都爬了过去，打散了对面一个营的敌军，然后还立功受奖。我对立功没兴趣，可受奖就不同了，那十八个人得到的是红军的最高奖赏——每人一支来自上海的钢笔、一册白纸带竖格的日记本、一个搪瓷盘、一个搪瓷碗，还有一双漆筷子。发奖时，没有亲自爬铁索的团政委也得到了这么一套，而我却连爬铁索的机会也没有，于是我对他很有意见。
所有的红军战士都知道，这个最高奖赏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他们得到的是真正的好东西，有钱也买不到。在这一路上红军战士并不缺钱，尤其是我们这些打先锋的，还经常把背不走的银元送给老百姓。我这会儿身上就有部队发的银元，好几块哪，但是我没有钢笔，也没有日记本，白纸带竖格的。
老马很幸运，在泸定桥得到了一套奖品。他知道我的心思，就想把钢笔和日记本送给我，但我没要。最高奖赏得是自己拼下来的才有意思，所以，这次攻打腊子口之前我与团政委大吵一架，这才争取到参加第一批进攻的机会。最先攻下腊子口的战士必定会得到最高奖赏，由毛泽东亲手颁发。到了那个时候，我写给儿子的经历中就又多出了一段好故事，而且是用钢笔写在日记本上，白纸带竖格。我相信，读了我的经历之后，儿子一定能够长成一个有出息有见识的好人。
这时，小赵从后边捅我的脚，问我带了水没有。我不可能带着水，攻山之前，除去武器和怀里的纸笔，我没带任何碍事的东西。但是我一点也不渴，因为在我头边的一条小石缝中正往下滴水，大约每隔一袋烟的功夫能有一滴，我一歪头便可以喝到。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他们，但他们都没有这么幸运，身边的石壁上一条缝也没有。可我又不能和他们交换位置，因为上边的守军知道我们几个人躲在了这里，整个中午这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想尽办法消灭我们，但没成功。如果我们离开石缝交换位置，便是机枪再好没有的靶子，必定会死的。牺牲了一百多名战友才冲上来我们五个，我们绝对不能随便牺牲自己。这一路上，团政委常常揪着我的耳朵对我大叫：要千方百计活下来，活着就是胜利。这话我记住了，于是对小赵说你忍忍吧，等天一黑我们就摸上去，过了腊子口，想吃奶也有。为此我又想起了儿子，他现在正应该是吃奶的时候。
山下的同志们又开始进攻了，打算冲过隘口。敌军的子弹密得像一堵墙，手榴弹多得如同争食的大群乌鸦。这是今天的第6次进攻，又没能成功。
进攻停止后，山隘中很静，一群黄色的蝴蝶在桥上桥下乱飞，被子弹打碎的野花也顺着溪流飘了下来，但闻不到香气，只有血腥气。我在盘算着怎样才能攻到山顶。让我们五个人跳出去引开敌人的火力，掩护后边的战友冲上来？这肯定不是办法，因为这里太狭窄，有一挺机枪就能封锁得住，何况敌人有十几挺机枪。如果我们伏低身子沿着山路贴着石壁爬上去怎么样？在泸定桥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只是，当时把守泸定桥的是军阀的鸦片兵，使用的步枪都是些几十年前的老货，况且他们还愚蠢地把对面的桥楼点起了大火，浓烟掩护了爬桥索的战士们。而这里，敌人用的是最新式的捷克机枪，只有三十几丈的距离，还居高临下，就算是红军战士再勇敢，敌军胆子再小，也仍然不行。
但是我知道，我们必须得通过这里，如果走回头路就得再一次过草地，爬雪山。我宁可牺牲在这里，也不想再走草地了，因为那片臭泥塘让我的小本本上增加了50个生字。
也许，等到天黑下来可能会有机会。天黑之后，敌人的射击就不会像白天这样准，我们可以收集起牺牲战友的手榴弹，一边向山路上方投弹一边冲。我相信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手榴弹投出去二十来丈远，这样只需要冲出去十几丈，就能够把手榴弹投到敌人的枪机阵地上。如果我们五个人在山路上能坚持一袋烟的工夫，甚至用不了一袋烟，只要我们借着战友发起冲锋的时候跳出去，即使我们先牺牲了，只要每个人都能投出十几颗手榴弹，向前冲十几丈，后边的战友就一定能冲上来支援我们。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马，他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他认为后边的部队应该派人爬上绝壁，绕到敌人背后，从那里丢手榴弹炸他们。他恨自己早没想到这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