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青稞觉得小伙子很可爱，赶紧说，不管是什么内容，我都很想听一听。
蔡医生说，好吧。我念给你听，有的字要是听不清，比如同音异义什么的，你可以问，我给你解释。
范青稞频频点头。
蔡医生站了起来。一个活脱脱的大学生，从他浆得很硬的衬衣轮廓里，游走出来。
千年的河流
被覆羽状的思念
人在寻觅中脱落
佛的绿色
淡的风
岁月诱惑了一种收缩
魂编织了草帽
热的梦幻
在滴雨的屋檐
怎么样？蔡医生很热切地问。
范青稞斟酌着说，蔡医生我问你一句话，要是说错了，您别在意。
蔡医生宽宏大量地说，你尽管讲。你是病人，我是医生。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从工作出发理解。
范青稞说，你这首诗，不是在嚼了古柯叶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吧？
蔡医生大笑起来说，那您真是过奖了。我身为戒毒医生，是不敢以身试毒的。我很佩服那位78岁的毒物学家，但我没有他那样的勇气。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他已经78岁了，悟透人生，最后做一把游戏。如果我78岁了，也可能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
范青稞说，这诗挺好的，因为我听不懂。我对所有我不懂的东西，首先报以敬畏之心。
蔡医生有些扫兴地说，好吧，我们不说诗了，再来说那乏味的毒品吧。刚才我们说到苏辙的诗……
蔡冠雄此刻显露出严谨的科学家本色，迅速接上刚才的停顿，像截断的两段铁丝焊接在一起，没有丝毫记忆的间隔。
“罂粟可储，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调肺养胃………之然，它作为诗，没有什么大的意境。但它说明了当时举国上下，是把鸦片作为补品服用的，好像现代人服用的人参鹿茸和中华鳖精。中国的鸦片是自唐朝起，从阿拉伯输入，然后中原开始种植罂粟。到了宋朝，正式进入医书，注明可治疗呕吐、行痢、腹痛等杂症。
鸦片既然成了药物，自明朝以来，就当做药材进口上税。只是那税额极低。明万历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89年，在中央政府所定的《陆饷货物税则例》中，鸦片每10斤，税银仅2钱。
到了清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88年，定鸦片百斤，征税银3两，历雍正、乾隆两朝不改。朝廷可谓宽宏大量，网开一面。
到了清末，我们终于爆发了一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以一种药物引发的如此规模宏大的战争。假如没有鸦片，中国的近代史，绝不是现在的样子……蔡医生谈得兴起，旁征博引。
蔡医生，我上学时，历史成绩不错。你还是讲医学吧。虽然颇不礼貌，范青稞还是打断了蔡医生的话。
对对，历史就像一卷劣质的卫生纸，粗糙而有破洞。它不能接受事后的推敲。我们来谈现在。人对于能便其人格兴奋的危险物质，有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我认为这并不是人的邪恶，而是人的天性所决定。
有无数种戒毒的方案，一些不负责任的宣传，常常吹嘘某几种药物或是某个验方，可以在多少天内使人断瘾，作为一名药理学的博士，我认为这全部是天方夜谭，药物已进入人体的各个系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去如抽丝，毒品撤退的步子，比三寸金莲还要缓慢。各种各样的方剂，至多只能达到早期脱毒，而不是彻底断瘾。
没有一劳永逸。没有特效药，戒断是痛苦的，戒断以后漫长的巩固，更是一道无解的题。无数的病人在这个过程中复吸，加强毅力锻炼和随访，也完全无济于事。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碰到的最顽固的疾病。
戒了吸，吸了戒。再戒再吸……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当然，在现实中，这个无穷很快就会到来，如果不是确实戒毒，等待吸毒者的只能是死路一条。香港一名吸毒者，居然戒了60多次毒，不知是否可以进吉尼斯世界纪录？
美国现在无限期地使用美沙酮维持疗法，它的基本理论是以美沙酮这种麻醉性镇痛剂，作为吗啡的代用品，短期脱瘾后长期使用。
在美国50万吸食海洛因的人群中，已经有11万多人，在40个州的750所治疗中心，每日按时服药接受治疗。这是一种合法的吸毒替代治疗。应用这种疗法，每人每年耗资约4000美元。
且不说其它的设备和人员我们是否能够配备，单是这笔钱，我们掏得起吗？中医药是一个宝库。可惜老祖宗没有现成的方子，让我们抄下来用。沙里淘金的“林 18”之类，又被证明效果不佳。
我被分配搞中药戒毒，真是倒霉的事。很可能一事无成，在科学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你终其毕生的精力，只证明了那是死路一条。当然对于后来者，它是有价值的，他们会说，以前有一个悲惨的家伙，干了一辈子，结果什么也没搞出来。这条路不通，我们千万不要走。但你呢？你什么也没有，你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错误。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连巨人的脚面都没踩着，你是一只蚂蚁。
我不愿作蚂蚁，也不愿作巨人，我要作巨人肩膀上的那个人。就是这样。
吉凶难卜。朦胧中，我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中国繁衍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我以为，中医药起了巨大的作用。罂粟是一种植物，自然界是一个链。任何生物都是有它的天敌的，不可孤零零称霸于地球。罂粟的天敌是什么呢？
自从我搞中药戒毒以来，收集到了无数民间的验方偏方。有的临床一试。效果还真是不错。但是拿去一化验，它们都含有罂粟。我们又陷入了当年林则徐的悖论。
范青稞倒抽冷气。蔡冠雄看出了她的惊惧，说，放心好了，现在你和庄羽，支远所服的中药，不是这个模式。
范青稞面带愧色地说，对不起，我服的药和他们不一样。
蔡冠雄说，哦，我忘了。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一个医生把病人的情况记错了，这是失职。要是记载错了，就是罪过。
0号药的来历很奇特，它的化学成分我们到现在也没搞出来。蔡医生有些丧气。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范青稞很为自己惋惜，不能亲口尝尝这与众不同的中药。
说来话长。那是一个雨后的中午……在蔡冠雄绘声绘色的描述中，一段往事像电影般地出现。
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要找戒毒医院的院长。简方宁接见了他，他仍口口声声要找院长。我就是院长。简方宁肯定地说。你们这里……有没有男的院长？来人嗫嚅着。
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副院长，也是女的。怎么，您同我们谈的问题与性别有关？简方宁不解。
我有一个戒烟的方子，很灵的。祖上传下来，传男不传女，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秦炳，出身子医学世家。
简方宁觉得好笑，以前只是在民间故事里，听到这规矩，不想直到20世纪最后几个年头，现实生活中，竟还有人遵循古老戒律。
她想杀杀他的傲气。淡然说，经常有人来贡献祖传秘方。但经我们实验。并无实效，所以根本不存在传与不传的问题。
秦炳急了，说，他们是假的，我是真的。不信，你看！
他说着掏出一卷发黄的纸卡，最上面有一张旧照片，棕黄色的，是早已淘汰的赤血盐显影成相，显出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见证感。
秦炳双手递上纸卡，简方宁一手接过，是翻拍的一份文字报告，字小如蚁，看起来十分吃力。
一份伪满洲国总务厅的《政务概况报告书》节录，大意如下：
……1932年。即伪满洲国大同元年，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1933年，即伪满洲国大同二年，成立“满洲鸦片专卖总署”，下辖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大满、大东烟膏制造株式会社……伪满各省各县均设烟政厅，统称 “鸦片纳入组合”，通过公开机构，向农民摊派种植罂粟的亩数，纳入日本关东军的以战养战计划。
1936年，鸦片种植地已遍及伪满洲国的7省31县（旗），总面积为86万5千亩， 1936年，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在“开发满洲”的旗号下，又追增鸦片种植地70 万亩。
热河的鸦片。每年有数百万两流入华北，为关东军获取财富。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多次坐飞机，携带成吨鸦片，抵达上海，进行拍卖，换回大量的军用物资。又以3吨鸦片为代价，租用军舰将物品运回东北。1941年，伪满洲国以7吨鸦片偿还了德国的馈务。1943年，僧满洲国与德国法西斯签订第二次经济协定时，特别条款规定向德国输出鸦片10吨……
遍布城乡的数以万计的“烟管所”，为官方公开贩卖毒品的机构。不管是谁，想吸毒，就掏钱申请登记，领到官方发放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凭证即可公开购买毒品……
原件半文半白，简方宁看得十分吃力。好不容易看到这里，她说，秦炳先生，您让我看这些文件，和谈话有什么关系吗？当然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
秦炳说，您接着往下看，到了1937年，在满洲境内持大烟证的人，就有8万多，这还不算民间的黑烟枪。
在旅大，中国人吸鸦片的，占85％，不少人在大街上走着走着，被日本人一把揪住，隔着衣服就被注射了吗啡针，由不得你不上瘾。他们还向中国的腹地走私毒品，有一回在重庆，从日轮“嘉陵”号上，卸下几条五尺长的大鱼，撬开鱼嘴一看，肚里都插着三尺多长、茶杯粗细、两头封口的玻璃管子，里面装满吗啡。日本浪人还纠集地痞流氓，年老色衰的娼妓，组织了”肛门队”和“阴户队”，把毒品塞在身体的隐蔽处，大肆偷运……1938年，日本出售鸦片所得相当于日本预算收入的28 ％……现在报纸上老说慰安妇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我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