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第二条罪状是“衣服风波”。起因是为了提高电车公司服务小姐们的自信心，夏任凡曾在大会上向全体职工宣布：我们电车公司的场服，一定要比“空中小姐”的漂亮。对此，职工们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但是正当他们积极张罗之时，国家下发了“禁止动用公款乱发服装”的文件。夏任凡心里并不愿意停下，失信于民。但作为一个党员，他还是执行了国家的决定，在全公司停止了做服装。此时基层有三个单位已经定做了羽绒服，他便默许了此事，并要求合理收费。这样，1492件羽绒服便成为他违背中央政策的主要依据。无独有偶，不久，他要到北京参加“十大青年改革家”大会，他身边的人说，夏经理到北京去开会，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公司的光荣，作为一个改革者，我们的经理不能显得太寒酸了，要穿得有点时代气息。在大家的一片呼喊声中，夏任凡才买了一套能体现“时代气息”的西服。现在这个小插曲听起来挺感人的，也不足为奇，因为连打工仔也穿西服。可在色彩单调、国服中山装一统天下时，你敢穿西服，无疑像早春开的“梅花”，很“扎眼”。也招惹来许多关注的目光。而用几百元去买“行头”，也不该是他这个工薪族干部可以承受的。后来，这笔钱便以文艺队演出服之名，在财务报销了。这还了得？使人们气愤的倒不是公款买西服，而是一个堂堂的改革者弄虚作假、中饱私囊！第三罪状是夏任凡借公差之机，带着老婆游山玩水。夏任凡对这件事的解释是：1985年7月，我要乘轿车到长春市
出差，当时我爱人的母亲刚刚去世，心情非常不好，当她听说我到长春出差，非要跟着去看姑母。我是年轻干部，考虑到别人会议论，心里犹豫不决。可是最后还是架不住老婆的哀怨目光，把她带去了。对于夏任凡的这番解释，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情与谅解，但是那些被他改革措施改掉与触怒的人，这岂不成了否定与攻击他的口实？
还有关于他违背财经纪律的问题，记者也作了深入调查。那是他下属的服务公司经理到广东出差，在与广州某单位洽谈业务时，买了一些香烟，并招待了一顿冷餐，花去人民币228元。回到沈阳后，夏任凡大笔一挥，这笔开支在服务公司报销了。现在看来一级工资、一件西服、一次借光旅游，是微乎其微、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用这些东西攻击人有点“高射炮打蚊子”———荒唐可笑。但是不要忘记改革初期，老百姓的观念还停留在“理想的社会主义王国”里，他们眼睛里掺不得一点沙子，尤其是对于夏任凡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名职工的大型企业领导者、红极一时的年轻新闻人物，希望他完美无缺，自然要求比较苛刻。
于是，在市委、市交通局调查组、整党联络小组多次进出电车公司的调查中；在发动干部、群众反复的评议声中；在上级扣压下写夏任凡的新闻与报告文学的态度中，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上级领导对夏任凡的态度。1985年8月，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改革舞台上，只表现两年的夏任凡被免职了，夏任凡下台了。
痛定思痛、舆论救了夏任凡。
夏任凡下台了，这使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终于有了一个结局。那无止无休的争议，似乎也该寿终正寝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虽然像一颗流星，但在中国改革的天空上，却留下了一道耀眼迷人的光彩。围绕他的争论没有停止，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非功过问题了。他反倒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潭水，荡起了一圈又一圈巨大的涟漪。
那些日子，记者只要来到电车公司，无论走到哪个下属单位，都会被工人围住，工人们旗帜鲜明地为他抱打不平：
“老夏这个人胆大，人家叫他’夏大胆’，不胆大行么？不胆大能打破大锅饭么？能按本事多劳多得么？再说了，艺高人胆大，我就赞赏他。”
“咱工人和他没有多少接触，但他搞改革，国家得好处，企业得发展，工人得实惠，我们都投赞成票，要不，每次他开会，礼堂都坐得满满的。”
“哎呀，什么犯错误，咱工人不明白？还不是咱们搞好了，别人瞅着眼红，犯红眼病呗！过去咱们不行时，怎么没有这么些人关心？”
一位曾因为工作与夏任凡产生矛盾，被夏任凡改革革掉了“乌纱帽”的机关干部告诉记者，夏任凡狂妄自大、主观武断、认识问题偏激，他这么做一方面使他的想法能畅通无阻，使改革搬掉了许多拦路虎，同时也掩盖着唯我独尊的自我膨胀，如果发展下去非常可怕。这次他下台，冷静冷静有好处，免得犯大错误。但客观地讲，他是真心搞改革，想干点事业。他提出“以造养修、以修保运、修运结合、运营优先”的经营之道，发展客车制造厂，调整保养厂、组织病残职工利用运营站点，开设商店与维修点，以及二线挣钱，一线服务，以二线保运营一线等改革措施，都是非常有见地的。换句话说，正是他懂行，想改革，想振兴电车公司，才那么不顾一切。所以，我认为老夏基本还是称职的。
显然，普通工人大多数都是拥护他的。但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也有人反对他。反对他的人对他的下场都感到很兴奋，似乎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他们借题发挥，在沈阳出版发行的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蜉蝣》的报告文学。蜉蝣是一种很小的昆虫，成虫常在水面上飞行，寿命很短很短，只有几个小时，最多也不超过一周。而在改革前一旦被提拔为领导，一般都是终身制。夏任凡从1983年8月任电车公司副经理，到1985年8月被撤职，只是短短的两年时间。这篇报告文学把夏任凡比作一只小小的蜉蝣，其用意非常明显，夏任凡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借着改革的风云扶摇直上，是没有根基的，是短命的，不过昙花一现。继而，该报告文学又秋后算账，把战火烧到当初报道过夏任凡改革事迹的报纸杂志上，并统统点名批评一遍。
夏任凡这个人有缺点与错误，对他评价与争议很正常；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个企业的领导被提拔与免职，也不足为奇是正常现象。应该打碟论碟、打碗论碗，没有必要扩展到改革本身上去，否定改革。况且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探索、需要交学费，即使有时出现点失败也是难免的，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改革者。
于是，经过一段反思，《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于1986年2月早春，率先在《中国青年报》上，以《历史变革中的沉思———一个改革者的沉浮给人们的思索》为题，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夏任凡的是非功过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价。为了说明问题，他在电车公司计划统计部门记下了两组数字：
（一）1985年前三季度，即夏任凡任经理的8个月时间，沈阳市电车公司累计赢利265万元，紧接着1985年第4季度，夏任凡被免职后，3个月亏损34万元。
（二）1985年1季度，该公司赢利126万元；1986年1季度，该公司亏损64万元。
马役军说，应该承认，今年以来外部环境有所变化，尽管如此，也无法否认夏任凡在任时使这个公交企业为国家赢利的成绩。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于用最简单的分类法，把那些具有新闻色彩的人物，划分为纯而又纯的“好人”与坏透了顶的“坏人”。然而，这种习惯性的方法，却在如何评价像夏任凡这类青年改革者面前遇到了难题。
如果把他划入那种鱼目混珠，思想品质败坏，借改革之风钻营的不齿之徒，显然冤枉；他在沈阳市电车公司改革历史上那简短的一页，不乏“惊人”之处。
但把他归结为党性极强、政治素质很高、个人修养良好，浑身几乎难挑出毛病的“标准”型干部行列，似乎又有失准确。最后，他得出结论：事实上这种人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
为此，他呼吁实事求是，呼吁我们的社会再宽容些，因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3）
继而，198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发表了近半个版面的该报记者署名文章，《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夏任凡免职前后》。这篇文章，进一步肯定了夏任凡在电车公司进行改革的成绩，分析了他的缺点与错误，对于他被免职提出了质疑。文章说，人们不可能是成了“完人”之后，再去改革，而总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完善改革措施，完善自己《中国青年报》与《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文章，像锥子，一针见血，引起了人们的沉思，又像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迷雾，像号角，吹响了继续改革的进军号，这自然对夏任凡的命运也成了重大的转折点。时隔不久，夏任凡这位中箭落马者，即被重新认识，重新启用，重新扶上马，担任了沈阳长途客运公司经理。
客观评价，东山再起风头劲。
市委、市政府把夏任凡放到沈阳市长途客运公司，是出于爱护和多种考虑的。夏任凡“官复原职”了，此时此刻，他应该很清醒：他虽然离开了矛盾激化的原单位，远离了是非之地，告他的人也暂时偃旗息鼓，长途客运公司又是个新组建不久的新单位，他可以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他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围绕他的浮沉、他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展了……
该公司成立于1977年，担负着沈阳与各地繁重客运任务。由于先天不足，1986年这个公司仅仅有两站、两队、一场，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根本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客运需求。为了发展长途客运事业，市政府曾作了大量的投入，建设了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