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8日，清晨4点多钟，天很黑很冷，路上没有行人。他们就各带一把尖刀，乘坐汪家礼家的130货车，倾巢出动了。不过，他们不是去抢劫夏任凡家，而是抢劫南塔鞋城的一个经商富户。没有想到出师不利，那天早上，那家里里外外人很多，正在组织货源，不能下手。于是，他们垂头丧气地开着车往回转，经过“安乐窝”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哎，那不是夏任凡家么？干不干？”
“贼不走空，”又冷又气的孙德林吐口唾沫成钉，“干，咱不能白出来一趟。”
他们都是作案老手，孙德林命令一下，不用多说，一看四处无人，汪家礼迅速地把车停在那栋楼东北角隐蔽处，他们各自都带上了大口罩，遮掩住脸，便敏捷地窜上四楼。没想到，他们一敲门，没费一点口舌，门就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保姆。很凑巧，原来夏任凡的妻子告诉保姆，夏的二弟要来，她以为夏的弟弟来了，便问都没问就开门了。说时迟、那时快，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那个身高1。8米，带着大口罩的陌生男人，已经脸露凶光，一把把她拽住，用刀尖逼住她的脖子：“别吱声，吱声我就要你命！”这时，躲在他身后的劫匪才一拥而上，三下五去二将保姆的嘴封上，用绳子把她反绑好，扔到客厅里。
继而，他们迅速地上了楼，分头查看了三个房间，都没有人。孙德林便轻轻推开了卧室，他一看，一个女人躺在床上，原来是夏妻身体不舒服，正在睡觉。他立即粗暴地把她弄醒，用刀尖逼住她。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4）
老色鬼汪家仁一看夏妻有些姿色，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欲火，撩开被子，就去扒她的短裤。这时，孙德林一眼看到挂着的警服，知道她是交通公安分局的警察，便把汪家仁推到一边：“怎么狗改不了吃屎，别因小失大，快把她绑上弄客厅里去。”当时夏任凡家是四室一厅，他们把夏妻与保姆制服后，立即翻箱倒柜、大肆掠夺。其间，夏任凡的弟弟携妻女来串门，自然也被他们捆绑起来。夏弟挣扎，被孙德林用刀柄狠狠砸了一下后脑勺，流出了鲜血，他也不敢反抗了。
那一次，他们在夏家究竟抢劫到了什么财物？我们可以从他们落网后的供述中了解一清二楚。
孙德林供述：“那次，我们从后进来的一男一女身上搜出1000多元钱，我们回来后平分了，那个摄像机在我手上保存，后来没有用被我踹坏了。”
汪家礼说：“我们回来后，把抢来的东西都放到炕上，现金能有三四万元，是平均分的，
首饰不少，是扒大堆分的，分四堆，还有五六块手表，谁看好谁拿。”
众口一词：他家钱不多，金银首饰不少。
案发后，尽管夏妻在向警方报告被抢的清单时，有意打了“埋伏”，她没有说多少钱。但被劫的首饰中，她不得不说其中价格不菲的贵重珍品，有红宝石、蓝宝石戒指、白金钻戒，单是一条纯金项链就有三两多重（夏弟告诉我那个项链是马来西亚商人送的），还有“欧米茄”男表、瑞士坤表等。
有人说，夏任凡家被劫案发生在1993年，他作为公职人员，即便是一个国有企业总经理，他当时的工资也不过千八百元。那么他们家被劫的首饰扒堆分，就不得不使人惊讶其富有，不得不在心中问几个为什么。尽管当时公安部门为了保护改革者，封存了消息，知道底细的人并不多，但是已经变成人们的口头文学，散布在社会档案里。
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许反贪的正常渠道还没有完善，贪官被发现、能暴露出来，一般都很偶然。往往不是被小偷偷出来曝光的，就是被抓嫖抓赌抓出来的，因此，他们轻易不会让人发现。
我想，如果这时夏任凡能把这次有惊无险的抢劫事件，当成一个警世的信号，注意自己
以后的行为；如果他能在社会上听进去一些说法，接受一点教训，哪怕是消极的，听进“一点点”，就凭他的聪明才智，也会把以后萌发的那点念头消灭在萌芽中，恐怕就没有了今天的故事，一个不该发生却发生了的故事。那末，他也许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一个有着温馨家庭的丈夫，一个有着天伦之乐的父亲……到后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凄惨命运。
但是，历史拒绝“如果”，像天要下雨，人要老死一样，事物都有着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当时就有人跟夏任凡说“绑匪为什么盯上你家，你要注意”时，他拒绝了提醒，他大手一挥：“我哪能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经济问题没有，生活问题抓住算。”在以后有关会议上，交通局一些领导与群众多次反映要制约他手中的权力，在干部考察中，也有人对夏任凡的素质提出异议。这些问题也都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传达到夏任凡的耳朵里，遗憾的是，夏任凡非常抵触这些意见，他把这些当成人事间的矛盾，当成别人对他的嫉妒。他的口头禅就是让他们去嫉妒吧，我就是在嫉妒和打击中挺立的。 一念之差，使他坠入红尘。
这时的夏任凡，在沈阳已经到了上街可以不带钱的程度。甚至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抢着为他付账，他又何乐而不为呢？说心里话，他是贫苦出身，从小就知道节俭，没有乱花钱的习惯，现在成了名人与企业家，这种有点小抠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既然有人愿意“出血”，他何必装大个呢？为此，他的口袋里很少带钱。当然，他的账面上也没有多少大吃大喝的报销单。据说有一次，他在马来西亚请一位一起来的老朋友在一家饭店吃饭。吃完后，正准备结账，饭店的小姐比比划划地告诉他，已经有人替他买单了。买单人并没有露面，只留下一张中文的名片。他拿在手里，左瞧瞧、右看看，歪着脖子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怎么也想不起来，露出很遗憾的样子。一个人活到这种份上，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想就是在最富有的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恐怕也做不到。美国的盖茨上街如不带钱，那一定得带上支票。
他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不再向前跨一步，他今天仍然是那个愿意滔滔不绝、指点
江山的夏任凡。因为任何法律也很难制裁一个上街不带钱的人。
事实上，夏任凡在经历了官场上的大起大落之后，这个时期无论从外表到内心都有一些非常大的变化，虽然他还没有发展到行贿的地步。在法庭认定的夏任凡罪状中，还没有找到他的犯罪事实，但已经基本变成“吸烟靠送、滴酒不沾（他有糖尿病，不敢喝酒）、工资不动”。
工资可以不动还好说，可老婆基本不碰就麻烦了。这两件事对后来夏任凡堕落产生了很
大影响。
说心里话，夏任凡的堕落从客观上看，还真有点原因。夏任凡的患难妻子（从保护个人隐私权的角度，不在文章中出现她的名字，以下简称夏妻），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她出身在当时最好的家庭，军人之家。她是家里老大，个头1。6米，身材匀称，眉眼也好看，她在外边不爱交际，工作岗位上是模范，在家里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样样都是一把好手。拿夏任凡父母的话说，咱儿媳妇属于“五好女人”，属于那种各个方面都不错的贤妻良母。他们1975年结婚，不久有了一个女儿。
他们的生活一直是比较美满的。据说，沈阳灰尘太大，夏任凡又很爱干净，因此每隔两天就得换一次衬衣。夏妻也上班，每天回家还得做饭。但是再忙也要把他的衬衣熨得平平整整的。这时候，夏妻把对他的爱、对家的爱，都熨进他那贴身的衬衣里。
夏任凡对她也非常感激，她本来在大东粮食局工作，属于算账快、算盘快、数钱快、业务精那样的技术能手，在家里又忙得脚不沾地，还在沈阳财经学院念电大。夏任凡看她太累了，曾于1984年动了恻隐之心，将她调到电车公司修理厂。但是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叫人说三道四。到这里不久，当她听说沈阳市要成立交通公安分局，就自己通过考试，成为一名交通警察。由于她是财会出身，最大特点是算小账，不算大账。她相信夏任凡，不管他的事。这样，两个人各忙各的，很少交叉，倒也和和美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伴随他女儿一天天长大，他们的心里也一天天难受。因为他们的女儿有先天性的糖尿病，并且不断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发展下去，那就是综合症，心脏和肾脏都会衰竭，随时可能死亡。这就意味着他要断子绝孙，与他生机勃勃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苦闷与失落，似乎没有了“精神寄托”。
这样一来，他作为“五子登科”的名人，总认为美中不足，完全有理由去再找一个“精神寄托”。这也为他后来找二奶生儿子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纵观夏任凡的一生，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笔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那就是他这个农村出身、成长为高级知识分子型的领导干部，是人的本性难移、想随潮流玩玩女人呢，还是面对家里的“万贯家产”，没有完全脱俗，非要儿子传宗接代继承不可呢？以至更可怕的是，还把要儿子当成“借口”，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说心里话，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社会整体而言，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社会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男人所承受的压力远比女人大。而在变革中的发展国家，男人这种压力更大。
其实，再成熟再坚强的男人，也有懦弱的一面。且权力越大的人越脆弱，这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