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那几点，还需要查清楚，你们看呢？”
“咱一没立案，二没给他做结论。人早放了，没那个必要了。”“最好还是查一下，我要知道这个情况。”“他找你了？他告状啦？”
“不是说要告状就再抓起来嘛，用汾西话说他还真成了畜脑。干部群众都有反映，而且两种反映相差很大。你们今天不说，我也准备抽空问问。”
“开始有点反映，现在不听说了。多数人还是说该治治这私娃，太狂了。”
“不说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事情能让我听到，就说明还有反映。”
“他哥哥就是办公室的赵科长。”
“他哪里肯说。听说他父亲定了三条，最后一条是死了也不告状，还让他们兄弟三个跪在祖宗牌位前发了誓，监督人就是他哥，他才不肯说呢！”
谁也再没了说的，只好就说到这里。
过了两天，公安局的两位领导又来了，说那个事儿他们查了。我刚取过本子要记，他们说：“你要的情况还没查，我们当时走了受审手续，是某书记亲笔签的字，他是严打指挥部总指挥，他不签字我们哪里敢抓？”
某书记是我的前任。我接替他的县委书记，也接替了他的“严打”总指挥。我还没明白这时候抬出他来是什么用意。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我这个后任是否有了推翻前任成果之嫌？“谁的签字并不重要。我每天签那么多字，有的就可能是不对的。问题不是某书记签字还是刘书记签字，情况要弄清楚。事前搞不清，事后也该搞清。”
“他签字让抓人，没说立案，也没要结论，所以当时也没查。要按你说的几个问题，当
时查清了，哪会有这事？”
“正因为当时没查，现在才需要查清，对与错，是经验是教训，我们自己总得清楚。”
“我们亲自找他谈谈，安顿安顿。”“谈什么，怎样安顿？”
“当时‘严打’就那么个形势，又不是有意弄他。他不告了，你不问了，不就没事了？”
“这个安顿，是否有赔情道歉的意思？”
“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不说赔情道歉。赔了情，道了歉，说明咱们错了。”
“对也得有个是非，错也得有个是非，有个说法。不能老是糊涂账。抓得对放得也对，简直糊糊一盆。是与非，对与错的依据就是事实。”我顺手翻了翻桌子上的材料，“刑警队的人铐打了他。”
“铐是铐了，抓人不铐还行？打是没打他。这人能胡说。”“是否上了背铐？”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6）
“没有吧……没听说呀。”公安局一位领导若有所思。
“他骂人，骂得很难听。八辈祖宗都骂了。骂得年轻人火了，可能上了一会儿，我知道后批评了咱的人。”另一位领导说。惊讶之余，仿佛在问你怎么连这也知道？
“说是领导叫上的，而且是5天5夜。这都得搞清楚。不然他说上了你说没上，他说5天5夜，你说一会儿。又是糊糊。”大概是从我的话里，他们听出了点什么，至少是从我的态度上看出了点什么，觉得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只得告退。第二天二位又来了，给我两页稿纸的材料：“刘书记，我们写了个东西你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是《汾西县公安局关于赵水龙的平反决定》。我有些吃惊，忙往下看。
文中叙述了他们说过的材料，还是律师身份，提前介入；仇文庆把杨国喜推到4米崖下，赵水龙在场等。最后却有“经研究决定，予以平反”的结论。看完了，我的惊讶变成了愤怒，但还是压住了火，没有发作。他俩中的一位笑着说：“我们文化水平低，写不了这东西，你该怎么改就怎么改。”这下可咋也压不住了。第一次来是说自己完全正确；昨天来是推卸责任；今天来就决定平反。而且还是原来的事实，压根儿就没有调查的事实。这些人到底在干啥？我有被戏弄的感觉。“该抓不该抓凭的是事实，平反不平反也凭的是事实。事实既然没出入，为什么平反？这平反是写出来的吗？是改出来的吗？”
僵住了，谁也不说话了。要是过去任副职的时候，在洪洞县碰上这样的事情，我早就不知发作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是一把手了，又是在汾西县，你能发作吗？我深深地感到这一把手真是难当啊！
“咱给他平反，就说明够不上犯罪。但他还有错误。如果‘一风吹’了，这人肯定要告状。”他俩中的一位打破了僵局。另一位接着说：“‘严打’还没结束，就说‘严打’搞错了，我怕不合适。”“‘严打’不是乱打，更不是‘胡’打。严打也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真要打错了，就要纠正。毛主席要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邓小平同志要我们‘实事求是’。哪有共产党怕承认错误的，怕老百姓告状的！”
见他们这样谋来算去，反来倒去，我摸透了他们的心思：放不下架子，怕丢了面子，公安局承认错了，怕搁不住。我说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己否定自己，也不要太为难，那就派检察院去查查，如果不愿让检察院去查，就派纪委去查。只有把事情查清，才能做结论。
衡量再三，他们觉得还是自己查好。可能他们意识到检察院查出他们违法，要依法从事
。纪委查出他们违纪，要执行纪律。看来他们思想还不算通，接受得很勉强。
最后事情终于查清了，平反决定作出了。虽还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过基本事实清了，又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改来改去，三易其稿，公开平反还是只给本人发个文件。又是一番磨牙后，我找来赵水龙，征求他对平反决定的意见。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检查自己有不检点的地方，骂人不对，表示今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我问他还当不当律师，他有点犹豫。我说取得律师资格不容易，要他进一步钻研法律，在普法和法制建设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同意了。我当即让司法局给省司法厅打了报告，不久恢复了他的兼职律师资格。有必要交代一下后来的事：
县水泥厂因技术管理太差，已经倒闭几年了。县委提出发展地方工业要走“引进联营”之路，引进联营要采用“三八二十三”的算账法。赵水龙自荐要当水泥厂厂长。县委批准了。他从大同水泥厂引进了资金和技术，生产出325号和425号矿渣水泥，很快打开了市场，效益很好。接着他又争取到建设银行贷款，建起了机立窑，安装了烘干机，水泥厂一片红火。
水泥厂为“引进联营”开了路，成了县里的骨干企业。他自己当了县劳动模范，兼任县经委副主任。
我调离汾西后，听说他当了工业局长。以后又听说到临汾地区侨联成了合资企业的经理。后来又听说被合资企业解聘，自己回汾西县佃坪乡干了个铁厂。《天网》、《法撼汾西》吃了官司后，他跑来找我，问我知不知道开庭日期，他要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并说他所以离开汾西，是因为我调离后，有人明里暗里欺搅得他无法工作，下海干了铁厂，又有人鼓动当地农民砸了他的设备。当时我也不知道开庭日期，只是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说这回打的是笔墨官司，法院不一定要证人出庭。他说一定得打听到啥时候开庭，他一定要去。果然开庭时他去了，因迟到一个小时，法庭没让他进去。他只好在外面等着。休庭时他自报家门，说他就是《法撼汾西》中《百日之灾》里兼职实习律师赵水淼的原型，作家张平的素材全是他提供的。本来的事情要比书里写的严重得多。张平笔下留情，写得很不够。他指名要同原告当场辩论。弄得记者们围了一圈，成了庭外记者招待会。那位原告不敢面对他，躲在法庭里不露面。原告代理人把他拉在一边说：“咱都是汾西人，怎么能替外人说话。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咱们回去解决，肯定让你满意。”他又高喊着揭露原告代理人是鼓动农民砸他铁厂的后台，当场又揭发了许多事实。下午和第二天法庭允许他旁听，他先后举了几十次手，请求发言，均没得到法庭允许。回到县里，原告代理人说官司打赢了，县电视台多次播放庭审录像。代理人骂他是汾西的败类，把汾西人的面子丢尽了。事后他去找了那位代理人，得到的回答是你对记者说了，找记者解决去。至今砸铁厂的事还没个说法。“汾西县最大的官儿”在电视台骂人的事，因为没指名道姓，当然不能算侵权。
当时为律师平反的消息不胫而走，地区新闻科的记者专门来采访。公安局的领导被问得无言答对，忙跑来找我，说已经平反了，人家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竟要干啥，他们摸不着壶把。我说记者采访就是要登报，得有思想准备。他们说登就登吧，已弄下这磁器了，只要人家不找别的麻烦，再三说多亏我抓得紧，让他们平了反，要搁到现在可捅下大乱子了。不久《山西日报》发了一条消息：“汾西县委书记伸张正义，一蒙难律师获得昭雪。”我问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说事儿都是自己给记者说的，报道里说他们认识了错误平了反，还感到满意。张平来采访，他们知道作家也是写文章的，心里有了底，没有追问，就根根蔓蔓说了个详细。反正已经登过报了，态度好点，不找麻烦比什么都强。《百日之灾》在报刊上发表了，别人告诉了公安局，他们说人家连名字都改了，咱还有啥意见？还没事找事哩。《法撼
汾西》出版了，有人问他们看了没有，他们说就是那事，不看还不知道？
一次我从地委开会回来，听说招待所来了两位北京客人，让我回来就去见他们。我到招待所时，两位客人正同公安局一领导谈话，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