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高某与夏任凡的关系也不一般。高某知道，他能担任物资公司的副经理，主持工作，是受夏任凡恩惠提拔的；后来，他又被去“副”转“正”，当上了物资公司的一把手，也是夏任凡一句话；再后来，他又被任命为集团公司总经理兼“绿霸”公司经理。如此明显的步步高升，他知道夏任凡对他的器重与恩赐的结果。为了感谢夏任凡，他先后两次借春节拜年之机，到家中送给夏任凡4万元现金。“过节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每一次夏任凡都从从容容地把钱收下了，连一点客套都没有。他们两人之间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心有灵犀，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所以，高某更不可能对用公款为庄园买煤的事提出异议。
董志顺得到夏任凡的指示后，立即照办。他借给客运集团公司供煤之机，便为夏任凡山上的庄园“带”出煤来。1999年5月的一天，夏任凡问董志顺1998～1999年度冬季煤送完没有，董志顺说送完了，送了1。2万多吨，准备按实际数开发票给物资公司送去。夏任凡说：“你按照客运集团公司用煤计划开，开1。9万吨，每吨325元。”于是，董志顺便按照夏任凡定的煤价开了1。9万吨的发票。从1999年10月起，到2001年4月，董志顺按夏任凡的指示，给庄园运进了两个采暖期的煤，共约8000吨。
经办案机关查明，1998年11月至2000年4月，在董志顺为沈阳客运集团公司购买煤炭过程中，夏任凡指使董志顺采取虚开发票的手段，套取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公款297。5万元。除了在建庄园上侵吞公款以外，夏任凡“发财有道”，还采取其他手段大肆进行贪污。
夏任凡为谋取私利，在1997年7月购买10辆“依卡露丝”旧大客车，用于更换集团公司下属南站长途客运分公司沈阳至铁岭长途客运线路报废车辆。他谎称这些是集团公司买的车，指令南站分公司修车，费用进该公司的账，共计46。2万元。车修好后，卖给了这条承包路线的承包车主。卖车钱210万元被夏任凡指派董志顺取走。46。2万元修车费本应由夏任凡个人承担，却摊了南站客运分公司的成本。
夏任凡买了一辆“奔驰”560型轿车，但这辆车一直由他女婿周岩使用。夏任凡让集团公司小车车队刘队长送到维修厂维修，花了9。4万元钱。后经夏任凡签字，将这笔修车费在集团公司财务处报销了。
2000年1月，常州长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派人来到客运
集团公司，给公司领导班子送来礼金2万元，以此“表示表示”，希望偿付该公司的购车欠款。客人走后，集团公司秘书长孙忠将2万元交给了夏任凡，夏任凡独吞了。
1999年、2000年这两年的中秋节，客运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决定，给职工每人买2斤月饼。每年食品厂都给拿1万元“回扣款”。这连续两年的月饼“回扣”款共计2万元，也被夏任凡装进了腰包。当这个公司的职工吃着月饼感谢公司领导的关怀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总经理夏任凡却是这项“福利”的最大受益者。只要有钱可贪，他点滴不漏，悉数装入他的腰包。夏任凡的经济犯罪是多方面的，五毒俱全。他不仅挪用公款，行贿，而且贪污受贿。经过有关部门查实，仅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一项，就贪污公款800多万元。夏任凡是公交领域的一只硕鼠。他虽然至今不承认，但是法律宣告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10）
敲响警钟，谁来监督国企一把手
2001年2月16日，伴随着慕绥新被查处，有人举报、揭发夏任凡与慕绥新有经济问题，夏任凡因此被市纪委“双规”，送到辽宁武警招待所。
4月16日，案情发生重大转折，专案组开始对夏任凡的犯罪问题进行调查，他被宣布刑事拘留。
4月29日专案组办理了逮捕手续，将夏任凡关押在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看守所。他的监号与沈阳黑社会大哥大刘涌及其打手“四大金刚”等要犯的监舍，只有一墙之隔，他也享受单独看押昼夜监护的特殊待遇，可见其案情之重大。他被抓一个月左右，其妻携幼子出境，投奔德国法兰克福的女儿、女婿，其后，小保姆兼情妇也携子消失得无踪无影，使本案又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为此，刚开始时专案组找他，他还抱着一线幻想，因为前边有沈阳的“天”，他最崇敬的“慕大哥”顶着；后院也不会起火了，他最亲近的人都隐藏起来了。因此，他干脆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每逢专案组找他调查老慕的问题时，他不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发挥他的演讲天才滔滔不绝，情绪激昂地为老慕评功买好：“我与老慕关系不错，是哥们，他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这一点与我不谋而合。你们可不知道，过去的沈阳黑乎乎的，没有一点现代模样，他来沈阳没几年，整个变了样，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他欣赏我，可能就是推荐我当交通局长的原因吧。”那时，他心中只坚守一个阵地———不能出卖“慕大哥”。因为慕大哥没事，他也没有事。他出去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慕大哥会倒台，更没有想到慕大哥会把他一次次行贿的情况，全部交代出来。由此，形势急转直下，鉴于他认罪态度不好，可能隐瞒重大腐败，中纪委开始追查他的问题。
在追查他问题时，开始他也没有惊慌。只是一个人像只困兽被关在屋里，有些烦躁、有些气愤。不过，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等待，他一直坚信新闻界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说法。虽然这次他一被捕，就引起了“新闻地震”，报道他被捕的消息铺天盖地。但作为一个新闻人物，作为一个比较了解中国新闻现状走势并能驾驭新闻的高手，他并没有太在意。他知道在当今中国一个新闻事件出现后，有一些反应是正常的，何况他这样重量级的新闻人物呢？但是最后总是会有一些新闻“大腕”，从时代、历史的高度来透视这个事件，写出有深度有分量的报道。就像地震，小震闹大震到。也像唱京剧，先出来的都是“跑龙套”打旗的，最后那些左右乾坤的“大将”才能出现。他坚信那些铁肩担道义、妙笔写文章的记者朋友们，会像第一次他“遇难”时一样，“维护正义”站出来救他。然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令他失望的是围绕他刮起的三次“新闻风暴”，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次比一次深入，但没有按他的意愿与想法出现，而向相反的方向迅速滑去。一个是他刚被捕时，省内的一些新闻单位都发了消息，这在他看来是正常的；第二次是9月27日～2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后，似乎“墙倒众人推”，在案情不清楚，处于侦查诉讼阶段，一些媒体就给他定性、定罪了。说他如何如何腐败，甚至把他与赖昌新连在一起，什么“南有红楼、北有夏宫”，还说他要买直升飞机等等。尤其是他被判为死刑前后，一些记者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不顾事实，一味猎奇，严重侵犯人格、人权的东西也出现了。比方一个记者说他爸有两个老婆，他是小老婆生的；再比方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杂志，制造了一些离奇情节，说他为了传宗接代，与小保姆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后来小保姆觉醒了，检举揭发了他，这是无中生有。更使他感到悲哀的是当初他困难重重时，那个敢于仗义执言，又没少得他好处的老记者，也不顾事实往他身上泼污水。那些日子他非常悲哀，他觉得他被新闻界、被社会抛弃了。
当然，他怀有最后一点希望，寄托于那些朴实而略感陌生的老工人。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些为他“鸣不平”，为他写上访信，为他静坐的老工人了。
当记者来到他的“领地”，眼前已一片萧条。公司的一位老工人说：“咱找谁去呀，现在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家搬了’、‘地卖了’、‘企业变穷了’。”这无疑是他们对夏任凡“主政期间”的愤怒控诉。
几年来，夏任凡以沈阳城市改造为借口，以利用地皮差价为集团赢利当“挡箭牌”，将原来地处市区繁华地段的客运集团的几大公司动迁到了郊区，大片的土地被卖，没有了停车场的公共汽车、电车，像一个个可怜“乞丐”，无论春夏秋冬、酷日寒潮，它们都别无选择地流落街头。而失去了工作场地的工人们更惨，他们似乎成了没娘的“孤儿”，即使是作为生物存在，他们连个“窝”都没有了，只能在露天地里干活，他们岂能不怨声载道？岂能不骂娘？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夏任凡在批准客运线路上，还执行着这样一条法则：谁送钱，就把客运线路批给谁；在客运集团公司购买车辆上，还玩弄着这样一个“空手道”：哪家客车公司送钱，就购买哪家的车。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某家公司为他承担46万元修车费后，他竟敢斗胆购买该公司的10台旧大客车，用于更换下属南站长途客运分公司沈阳至铁岭长途客运线的报废汽车。
近几年，由于公交车辆苍老陈旧、长途客运车辆无法更换，群雄并起争夺市场，使客运集团公司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日渐萎缩、一直亏损，每年市财政补贴就达4000万元。经调查证实：2000年客运集团一年亏损8000多万元人民币，加上政策性补贴亏损，这一数字高达1。2亿元。与这些相比，几万职工感受更深的是切肤之痛。六七年来，整个集团竟然没有涨过工资。一位工龄30多年的老工人流着眼泪，心酸地告诉记者，6年前他的工资257元，现在还是原地没动257元；而另一位工龄稍短些的工人，他的基本工资到今天还是110元；一些工人无法生活，按捺不住去找夏任凡解决问题，然而，却被他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