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住得很踏实，活得很滋润。他住的这个地方是某单位驻石家庄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和办事处工作人员都是一个人，他叫李民。李民的办事处只不过是一块招牌，无事可办，他在跑单帮做买卖。无事可办也就没怎么装修，李国庭住着不舒服，就花钱让李民在办事处安了空调，铺了地毯，配了饮水机。在追捕李国庭风声最紧的时候，他却在这里过着悠闲的生活。
悠闲？夸张的形容而已。他不会悠闲的，摊上这么大的事，他得好好地动动脑筋。就说选李民这个人，也是琢磨来琢磨去，早就下了功夫的。在酒席桌上李国庭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民。李国庭退休后住在河北宾馆贵宾楼，打电话把他叫去陪着聊天和逛商店，然后又陪着到北京看病。经过仔细观察，李国庭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抱着他大哭起来，说我很寂寞啊！李民表示，我会照顾您的。李国庭许诺，让他给烟厂职工买羽绒被搞福利，保证能赚8万元。于是，李国庭犯事之后就住在了李民的石家庄办事处里。
李民知道老爷子是不会倒台的，势力很厚，现在虽然遇到点麻烦，但弄弄就会过去的，到时候自己就是功臣，亏待不了。别看老爷子退休了，关系厉害，好歹给他动动嘴，就能帮他赚大钱。李国庭在社会上朋友很多，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是“落难”后，他与这些人的联系非常谨慎，而且绝对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没有跟妻子、女儿通过一次电话。为了安全，儿女情长必须斩断。他想得最多的是冯季玲，她终于跑出去了。不过对于她的出逃他还是蛮欢迎的，这就等于把与她有关系的那一块经济问题和感情问题都带出去了，取消了，不用他再费尽心思地防备着了。经济问题倒好说，感情问题却剪不断理还乱。
冯季玲比李国庭小20多岁，共同的欲望和利益使二人在政治、经济和感情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冯季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父母在解放前夕跟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把刚刚出生的女儿交给叔叔抚养。兵荒马乱的年月，叔叔把她卖给了张家口一个卖菜的。养父母对她很不错，供她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教师。10年以前，旅居美国的母亲历尽周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曾到张家口来看过她，见她在烟厂很受重用，生活上也不错，就放心了。那时她以自己的姿色和精明得到了李国庭的赏识，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到财务处，然后又送她到廊坊经济工业管理学校上学。李国庭对她关怀备至，每个月坐着专车去看她。厂内厂外便有些风言风语，她那当教师的丈夫很有些不自在，但又敢怒不敢言，后来终于得了癌症死去了，李国庭与冯季玲的关系便更加亲密而公开化。
冯季玲毕业后，李国庭马上委以要职，先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审计处长，后又调任财务处长，仍兼审计处长，1990年2月提为副厂长，兼财务处长，1994年7月任副厂长、党委委员兼总会计师。李国庭对冯季玲的精心栽培，不断提升，并不仅仅出于一种情欲，而是想把她锻炼成为自己的一个可靠助手和接班人。
对这一点冯季玲理解得更为深刻，她知道靠女人的姿色是不能长久而牢固地吸引住一个男人的，要使男人离不开自己，必须使自己成为这个男人的一部分。她很出色地做到了。原来的老财务处长按财会制度办事，李国庭的许多白条处理不了，冯季玲上任后无论李国庭有多少白条、多少违纪开支，都能处理得天衣无缝，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李国庭经常外出，“家里”这一摊子就全交给冯季玲了，她完全按“老头子”的旨意办事，李国庭只要遥控指挥就行了。厂里除了“老头子”，什么事都要她说了算。她的办公室占了半层楼，养着两条大黑狗，经常咬伤人，只是不咬李国庭。李国庭可以用烟头烫那两只狗，烫得吱吱乱叫，但也不咬他。有人告这两条狗的状，李国庭说，告什么！狗比保安还管用呢！冯季玲出国之前
曾躲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带着两条狗，与狗同住一室，雇一老汉喂狗，并允许老汉带老伴，两个人每月给400元，两条狗却给600元，这是两条狗的伙食费，必须都花在狗上，煮猪肝，喂袋奶、蛋炒饭。
随着冯季玲的权力越来越大，李国庭感到自己要办一些事情，完全离开冯副厂长是不行的，有的必须合作来搞。他们违反烟草专卖法，超计划生产卷烟，然后通过个体烟贩卖出去。为了防备上级查账发现问题，李国庭曾对有关人员交代，将一些账目进行销毁。冯季玲心领神会，为隐瞒超产烟逃避检查，消灭罪证，曾两次组织大规模篡改销毁超产烟生产账目，并多次从财务人员手里要走账目和票据。他们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但是他们对广大职工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制度，那个规定，奖惩分明，规范化管理，工厂运行井井有条，生产效益不断提高。李国庭认为这就是能耐，尽管又是一个“灯下黑”，但全厂亮，贡献大。“灯下黑”的哲学掌握得很好，运用得很妙。 看不见的数字。
找不到李国庭，光急也没有用。但焦世谦确实着急了。时间往后抻一天，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一天。这么大一个专案组交给他了，当然他上边还有王先治副书记，不过具体负责指挥的是他。可能王书记的压力比他还大，省委领导是对着他说话的，他对上边负责，直接接受领导的各种质问，比如：怎么搞的！主要涉案人一个也到不了案———4。6亿元啊！国家有多少个4。6亿元？
王先治、焦世谦二人都下过乡，都当过“知青”，都知道农民的贫困和节俭，现在富了，但供不起孩子上学，得靠“希望工程”，报上经常登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的照片，希望有谁能给个“希望”，也就是一年几百元钱的事。国家的4。6亿元却“哗”地一下没有了。实在是接受不了。
是李国庭的本性就这么贪婪吗？非得吃下4。6个亿不可？再少一点不行吗？但是按照规定，两千元就可以开除党籍，你还怎么少？那么是否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多拿一点呢？没这个政策。讲理想，讲奉献呢。李国庭也很响应，把国家发的十几万元奖金捐给幼儿园了。但在背后又给你搞这个！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压力，无可名状的压力，从根到梢、铺天盖地压下来。压力使王先治和焦世谦坐立不安。王书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整天到办案地点去“钉”着———他不用去“盯”别人，把自己“钉”在那里就足够了，别人的压力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负责查账的是省纪委大要案室主任王宇。“王主任，这回就看你的了。”焦常委用典型的天津味说，显得特别迫切和实在。
王宇年轻气盛，高干子弟，过去在省检察院干过，作为年轻干部提拔到省纪委当副厅级大要案室主任，前程远大，此役岂能不全力以赴？早在专案组全面展开工作之前，他就带人去了张家口，会同省烟草局纪检组长鲍灵军等同志一起，对案件进行初步调查。这很重要，没有初步调查核实，是不能光凭举报信立案的。正是有了前期调查的成果，才看清了案件的大小和性质，才下决心作为大案立案侦查。那是一场艰苦的工作，王宇依靠当地纪委，并抽调了两个县的公安、检察人员，快速出击，查封账目，“双规”案件当事人，才及时抓到了一些重要线索。他说，老焦你放心，光从账面上我就可以让你给李
国庭定性。老焦非常愿意相信他的话，但他实在让李国庭整得有点头疼了，不敢再抱幻想，就说，据说李国庭做的都是铁账，你可不能轻敌。
王宇指挥查账。当时把封了的账运到查账地点，有20多个铁皮柜，装了两卡车，还超过规定高度，被交警罚了款。
查账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抽调的20名同志，有的是多年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的查账老手，有的是熟悉烟草行业业务知识的专业人员，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翻阅堆积如山的账本，查看密如蛛网的账页，翻找成麻袋装的票据，却没有发现一条经济犯罪线索。
面对着成千上万条数字信息，却没有一条是显示犯罪的数字，显示犯罪的数字他们看不见，4。6亿的大数字，他们看不见。王宇不得不承认，李国庭和冯季玲把账“处理”得太漂亮了。超产烟销售在工厂的账面上根本不显示，批发给个体商贩，他们又不立账，倒是有几十个有关账户，可疑资金“走马灯”似地在这些账户中周转，却让人抓不住。
王先治书记到烟厂宣布对李国庭和冯季玲立案侦查的时候，全厂干部职工感到很震惊。反贴门神不对脸。职工们不相信老厂长能有这么大的问题，都不相信。老厂长够廉洁的，把上级颁发的十几万元奖金都捐给了幼儿园，给工人搞了那么多福利，工资奖金一分不少发，全部报销医疗费，现如今哪个企业能做到这一点？还不是亏损的亏损，下岗的下岗，倒闭的倒闭。老厂长把烟厂搞这么好，有功劳啊，怎么会经济犯罪？现在来查账，查出问题来，咱们没说的，查不出问题来，可得还老厂长一个清白，现在老厂长找不见了，全厂职工还靠他吃饭呢。职工们好像还不知道李国庭已经退休，因为新厂长还没任命，一切还都是李国庭说了算，现在他突然失踪，工厂没了主心骨。
这些情况反馈到王先治、焦世谦这里，他们的压力更大了。因为如果再迟迟抓不到主要涉案人员，查账也没有结果，有利于李国庭的各种力量和因素就会内外夹攻，离着专案组被撤销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别忘了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烟厂是河北省的利税大户，办案可以，但不要影响生产，办案是因为存在经济问题，如果没发现什么经济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