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种操的小白蜡！”徐队长把愤怒都发泄到她身上，“她有那么多封北京来的信，就是不舍得出一张招魂票！她这个资产阶级的臭物件，跟咱贫下中农就不是一条心啊，我看她在西街改造得还不够！”
第二天，小白蜡就被派去做掏粪工了。
掏粪工所做的是生产队最苦最肮脏的活儿。生产队有一个大粪池，在牲口棚的东侧，长方形，大约有三十米长，十五米宽，两三米深。这个粪池由一个叫二尿子的人经管。这个粪池挖了大约有十几年了，它可以说是生产队农田的二块大酵母。经过它施与的土地，庄稼才长得好。老哑巴平素清理牲口棚的时候，把牛粪马粪都打扫到了那里，但这种食草动物粪肥的劲儿不足，所以还要掺加猪粪、人粪这些粪劲大的粪肥。这样就得有人去起猪粪和掏厕所。二尿子三十多岁了，可他还像小孩子一样爱尿炕，娶妻多年，也没使媳妇怀上孩子，人们背地都说他是个“尿漏子”，所以一物色掏粪工，大家都说这活儿合该由他来做。
西街有三座公共厕所，每个住家又都有一个猪圈。一般来说，自家的猪粪起了后，都上到自留地了。但徐队长却让二队的社员把家中一半的猪粪贡献出来，否则就不派他活儿。二尿子除了去公共厕所掏粪外，还要定期去社员家里起猪粪。生产队为他准备了一套掏粪的行头：一副扁担，两个大粪桶，一件蓝布长袍，一双高勒胶靴，还有一个两米长的粪勺。二尿子常常站在公厕的粪坑前，小心翼翼地把一勺勺粪肥舀到粪桶里，挑到生产队去。往往他的脚步还没到呢，街巷中的人就知道二尿子要来了，因为刺鼻的臭味像癞皮狗一样，已经先打着滚儿来了。
二尿子把粪池侍弄得很好。怕它生蛆，常采些花啊草啊的丢在里面，连它们一起沤成肥。他还养成了捡粪的习惯，走路时，手中提着个粪筐，里面放着把小镜子，看到了遗弃在路上的鸡鸭鹅狗的粪便，便会悉心将其拾起。他爱粪爱到什么程度了呢？有一次看见场院里落了几颗海螺似的鸟粪，也将它们拾捡起来，扔进粪池。夏日正午时，他喜欢在毒日头下光着脊梁站在粪池旁用粪耙捣肥，把它们调和均匀，那份细致和耐心，绝不亚于家庭主妇们用耙子捣酱缸。炽热的阳光投向粪池，使那里泛出微蓝的幽光，仿佛无数簇火苗在燃烧。
徐队长让二尿子交出掏粪工的活儿时，他竟有些舍不得。当他把那套掏粪的行头交给小白蜡时，竟然带着哭腔嘱咐她要每天给粪池打耙，不然它会害痒的，把听了这话的人都给逗笑了，说他没有孩子，把粪池当孩子一样看待了。
小白蜡一开始反抗做这个活儿，她撇着嘴，脖子高昂着，眼珠一翻一翻的，说她一闻屎味就恶心。徐队长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是生产队最光荣、最重要的活儿，现在派给你，是全体社员对你的信任。现在党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小白蜡说：“我的手是握笔杆子的，不让我握笔杆子，握锄头可以，但是让我握粪耙子，那是万万不能的！”
徐队长说：“自从你来到西街，表现一直不错，你前期改造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到了你改造的关键时刻了，你要前功尽弃，那才是万万不能啊！如果我向上反映说你对劳动改造有抵触情绪，你这辈子就别想回北京了。你得明白，不握粪耙子，是不能再握笔杆子的！”
小白蜡气得眼睛一斜一斜、鼻孔一鼓一鼓、唇角一颤一颤的，她明白自己没有退路了，只能从二尿子手中黯然地接过粪耙，当二尿子嘱咐她要每日给粪池打耙时，她以一句带着悲愤之情的“西街啊——”作为回答。
小白蜡穿着胶靴和蓝袍子，戴着大口罩，挑着粪桶去掏粪，绝对是西街的一景。镇党委书记谭泽林觉得徐队长做得太过分了，找到她说：“她一个京城来的知识女人，你让她锄个地割个草也就可以了，让她当掏粪工，不太合适啁。”
徐队长“呸”了一声，说：“怎么安排她才合适？让她每天翘着二郎腿坐在屋子里读书喝茶，再找个人给她揉肩捶背、洗衣做饭伺候着，那才是合适的？”
谭泽林说：“别说这个气话，我听说了，你是因为宝墩的死才对她这样的。”
徐队长说：“我们待她那么好，可她见死不救！人家林子发把湖南湘潭的邮票都舍出来了，那可是毛主席故乡的邮票啊。小白蜡呢，她有那么多北京来的信，哪封信上没有邮票呢，可她一张都不给，这还叫人？宝墩那可是烈士的后代，她不救，就是与党与人民为敌！”
“唉，你也别上纲上线了。再说你搞什么招魂的把戏，传出去也不好，都是封建迷信那一套。”谭泽林说，“让她做个十天半月的，还是交给二尿子吧。我听说，她跳到别人家猪圈起猪粪时，一边起一边哭。她从厕所挑着粪回队上，能把屎尿逛荡一路，你为了咱西街的卫生，也别让她做了！”
徐队长冷笑了一声，说：“你吃黑馍吃腻了，看着她白，眼馋了不是、心疼了不是？你记住，我徐金春想做的事，谁他妈也挡不住！”
徐队长和谭泽林发完脾气，刚从镇党委办公室出来，就碰见了从北红来的邮递员老田。她气呼呼地问老田：“有张以菡的信吗？”她想如果有的话，她等于捉了个贼，她会亲自给小白蜡送去，恶心她一顿。不料老田叹了一口气说：“都多少日子了，没她一封信了。人一倒霉，哪还有亲人和朋友啊。”
徐队长怔了一刻，嘴上说：“怎么会这样？”心里却说：这种货色，别人不理睬她也是应该的。
泽花嫂每天只吃一碗粥，她瘦得脱了相了，眼珠冒冒着，眼袋垂吊着，脸颊塌陷着，颧骨暴突着。一到夜晚，她就坐在门槛上一遍一遍地召唤：“宝墩啊，快回家啊，天都黑了，妈给你铺好被窝了，宝墩啊——”过路的人听见泽花嫂凄凉的召唤，没有不落泪的。眼看着泽花嫂一天天枯萎下去，徐队长和西街人对小白蜡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徐队长找到了老哑巴，他正在牲口棚里给马喂豆饼呢。徐队长悄悄对他说：“我派给你一样好活儿，你做成了，给你加三十个工分，年终分红时够你买一箱高粱烧酒的。”
老哑巴对徐队长的话向来是言听计从的，所以没听吩咐的是什么活儿，就先点头了。
徐队长神秘地说：“这活儿保密，跟谁也不能说，所以才挑中你。”老哑巴虽然有些疑惑地眨巴眼，但还是再次点了头。
徐队长有点难以启齿，她说：“你没成过家，估摸着这个活儿你可能还没做过。不过这活儿是男人都会做，做了也会喜欢。”
老哑巴似是领悟了她的话了，面红耳赤的。
“泽花嫂家宝墩的事情你听说过吧，知道那孩子是怎么死的吗？”徐队长为了让老哑巴能够有勇气接这个“活儿”，就想先激起他对小白蜡的仇恨。
老哑巴比画着，告诉她宝墩是让青石山上的炸药给吓死的。
徐队长说：“吓着的人是能治好的，宝墩本来能活下来的。都是那个臭女人，她见死不救。”徐队长把小白蜡不给招魂票的事情讲了一遍。
老哑巴显然生了小白蜡的气了，他指着小白蜡的屋子又是摇头又是跺脚的，喉咙发出“呃呃”的哽咽声。
“你说这种女人该不该收拾？”徐队长问。
老哑巴茫然地看着徐队长。
“你跟她住隔壁，半夜时，你敲她的门，她要是不开的话，你就砸她的门，跳她的窗。进去后，你就收拾了她！你喂牲口，知道牲口是怎么干的，你就跟她那么干！我不相信治不服她！她要是告你，你就是一个摇头，给她来个死不认账！反正你又不能说话，明白吧？”
老哑巴的脸紫涨了，他哆嗦着嘴唇，连连摇头，表示他干不了这“活儿”。
徐队长一把将老哑巴搡倒在干草堆上，骂他：“给你这么一个俏活儿，你还不想干，真是不识抬举！你要是不干，就是对不起宝墩和泽花嫂，对不起他们，就是对不起西街！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要是没把这‘活儿’拿下来，你趁早给我卷起铺盖走人！”
徐队长的话像突如其来的冰雹，把老哑巴砸得晕头转向的。她离开后，他捧着脸伤心地哭了。
接下来的一周，徐队长每天都要到生产队的场院里观察动静。小白蜡兢兢业业地做她的掏粪工，从别人家的猪圈或是公厕把粪肥挑回来，倒在粪池里，然后像二尿子一样，站在正午的毒日头下，在苍蝇飞舞的粪池旁打耙。不同的是，二尿子光着脊梁，不戴口罩，而她每次站在粪池旁都是全副武装：口罩、蓝布长袍、长裤、胶靴和黄头巾。每次给粪打完耙，汗水都会把她打得浑身湿透，她摇晃着走回自己的小屋，第一件事就是拉上窗帘擦洗身子，然后换上干净的衣裳，把她掏粪的那套行头当弃儿一样扔在门外的走廊里。每回徐队长经过走廊去老哑巴那儿，看见小白蜡扔在门口的东西，都会紧着鼻子，朝地上吐上一口痰。
老哑巴照例做他的活计：铡草、喂牲口、打扫场院。一看见徐队长进来，他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四处躲闪。有一回他竟然躲到马槽中，平躺在里面。马儿不解，站在槽子旁边咴咴叫，被徐队长发现后，一把将其拎起，骂道：“真没出息，你的嘴哑巴了，那个玩意也哑巴了不成？泽花嫂都快要疯了，你再不把‘活儿’给我做了，我饶不了你！”徐队长离开的时候，会向他竖起手指，五根或者是三根，提醒他留给他的时日还剩几天。
在期限的最后一天，徐队长带着一瓶酒和一包饼干来了，她把东西撂下，什么也没说，只是竖起一根手指，一甩手走了。老哑巴觉得这些吃食就是刽子手送给问斩者的最后的晚餐，他把它们全都享用了，然后醉醺醺地拖来一些’板条到小白蜡的窗下，又找来钉子和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