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起的《赢家》选择了宁静和邵兵，他和他们都不认识，但是他认为他们是当时最漂亮的男女演员。宁静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声名鹊起，邵兵当时还不太为人所知，当过专业皮滑艇运动员的邵兵，正符合霍建起对这个人物的想象。今天再看《赢家》不难发现导演的生涩和刻意；但两个才貌双全的演员和一段活色生香的爱情依然讨人喜欢。记得当时有个记者到拍摄现场采访，说整个现场只有一个人说话声音最小，这个人就是导演。我问霍建起当时压力是不是很大？对自己的创作有没有把握？他说完全没有把握，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就像一场精心准备的战斗，一旦打响忽然全面失控，全面无序，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他说我只知道我必须把所有的镜头按照我的想象拍完，否则我无法向投资这部电影的人和所有帮助我的人交待，但是当时根本谈不上享受拍片过程，如同在体力的极限中登山，无暇顾及四周风景。至于后来得到了那么多肯定，则完全超出了想象。事实上，我们知道，任何成功其实都不是偶然的。
不知道是不是和第一次的成功有关，霍建起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基本上不改初衷，李亚鹏、何晴、胡军、刘烨、袁泉、潘粤明、董勇、陶红、郭晓冬、陈好、李佳、赵薇、陆毅，这真是一串星光闪闪的名字。我一度觉得导演选择某一个演员来完成某一个人物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决定，为什么会是A而不是B？如果是B对影片整体的影响又会怎样？抛开票房考虑、投资背景、人际关系等等影响不计，这些因素在十年前似乎还有抛开的可能，而在今天却很难忽略了。应该如何找到演员和人物之间的联系？如何打通演员和人物之间的隔离？是不是完全依靠导演对自己影片的想象？如何判断这个选择的成败？霍建起对演员的选择是有章可循的，他说他的原则是：适合人物身份，漂亮，两人站在一起舒服。我相信这其中有他作为美术师的直感。但我对他的态度并不完全苟同，我觉得这一串名字造成了他的作品的某种相似性，为什么不能进行另外一种尝试呢？打破这种一味的美丽和甜蜜，寻找一种更强有力的更个性化的语言，一种新的态度和讲述，当然这将是我的电影，而不是霍建起的。
和其他的评论者一样，我也认为霍建起从第一部影片起就形成了他的电影风格，而且十年之间他拍摄的八部影片基本都在延续这种风格，总是看到人们在评论他的一些影片时使用“唯美”这个语焉不详的词汇。就我对他影片的了解，这包括他对影片画面构图色彩的讲究，对演员漂亮程度的要求，对音乐抒情色彩的强调，对故事主题积极意义上的肯定。我不是学电影的，我理解电影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电影的表述方式，就像你用四分之三拍和四分之二拍、为同样的一段歌词谱曲但唱出来却表达出不同的情绪一样，电影的表述方式决定着电影的品质，并不仅仅是个形式问题。有评论认为霍建起农村题材的影片画面太过美丽，是对农村现实的不切实际的美化。我很想知道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他说他的创作大概受绘画影响比较大，或者说，不仅仅是创作，他的人生观也受到很多画家的影响。他说你看到书架上那些关于画家的书了吗？他们都是我喜欢的画家，就像你们把某些作家视为人生导师一样。莫奈，他笔下的自然色彩斑斓光影华丽，他能生动精确地描述出大自然细微变化和自己丰富的内心；怀斯，被称为怀乡写实大师，他的画笔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的小镇，他用极具表达力的蛋彩画出了他熟悉的人们内心的激情；米开朗基罗，他是全人类艺术家的榜样，一生献身艺术，成就伟大的奇迹。列宾、列维坦，用现实主义笔触表达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世间苦难的深沉悲怆……他说我不想和你讨论美学问题，每个人看世界都有他的角度和主观色彩，所以大家的作品风格不同，态度不同，同样的风景在每个画家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模样，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感情和思想，或许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我们的讨论渐渐离开了电影：怎样看待眼前的世界，如何与相同或不同的人交流，有没有最适度的表达，是不是文如其人，到底能理解多少，什么是真正的关怀？
接着霍建起又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跟他合作拍摄前三部影片的摄影师赵镭，一个是编剧思芜。1985年赵镭和霍建起在田壮壮的《盗马贼》剧组一起工作过，当时他还是摄影助理，后来的日子各自忙碌，直到十年后在中央电视台的机房偶遇。赵镭在为他的MTV做后期，这又是一个能量积聚多年但没有机会上场的球员。两个多年不见的人在一起并没有过多叙旧，而是相约拍部电影。霍建起说当年在青藏高原上弹琴唱歌的时候他对赵镭的艺术感觉就有较深的印象，看了赵镭新近拍的MTV，非常喜欢他画面中的美感和生动，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同类和同道。赵镭开始和霍建起一起准备《赢家》的时候，拍片的资金还没有到位。他们两个在创作观念上比较一致，他们喜欢的影片风格也比较一致，他们的影片的设想也就比较一致。后来，他们又一起拍了《那山那人那狗》和《蓝色爱情》。把一部农村片和一部警匪片拍得唯美依旧。另一个人是思芜，她和霍建起对影片风格的看法有比较大的分歧，思芜觉得《赢家》的画面太过干净，太过优美，演员的脸上没有泥土，和她想象中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她觉得这样的画面太雕琢，没有力量。她还极力鼓吹让生活中残疾运动员的原型孙长亭出演影片的男主角。当然，编剧最终是很难影响导演的，即便你是导演的妻子，因此这个分歧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弥漫于他们合作的全过程。但是编剧最终是为导演服务的，他认为思芜在剧本中所提供的美感、亮色和积极的态度是他创作的基本元素，同时在经过艰苦的争论之后，思芜还是比较理解他想要的东西并能够在剧作中实现其中的大部分。
或许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得失对错，起点颇高的霍建起迎来了创作的兴盛期。1996年《歌手》，1998年《那山那人那狗》，1999年《九九艳阳天》，2000年《蓝色爱情》，2002年《生活秀》，2003年《暖》，2004年《情人结》，这些影片为他带来了六项国际奖和三个华表奖，五个金鸡奖，五次上海影评人奖，三个大学生电影节奖和两个“五个一工程奖”。
面对这组数字，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霍建起的影片屡屡获奖，却很少出现在国内院线的排行榜上？似乎每部影片的票房都乏善可陈。紧接着，还会有第二个疑问，为什么霍建起的影片在国内票房成绩平平，却在2000年风靡日本，发行方以五十万人民币买进《那山那人那狗》，获取了四千万以上人民币的票房？这大概是关于霍建起的两个最大的话题，我在网上看到不少相关的讨论和分析，但我怀疑我是不是能解开这个谜团。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霍建起的这些影片是怎么产生的？谁的创意？谁的决策？谁在投资？谁来发行？我们应该从哪个环节开始探讨一部电影的成败得失？哪个环节应该在一部影片中承担多大的责任？如何使一部电影走完它的生命之旅？
霍建起说：我拍的电影不管是自己的选题还是制片方提供的选题都是我喜欢的，虽然投资都不太大，但是没有发生过资金问题，和摄制组的同事们合作得也很愉快，没跟谁吵过架。能拍自己喜欢的作品，有好的合作伙伴和资金保证，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麻烦，还有不少人喜欢我的电影，我觉得我挺幸运的。
我忽然不知道对话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了，我本来是想从他的创作出发探讨我国电影生产机制的发展变化，从他的作品的特点讨论国产电影创作的方向和趋势，从他的影片的发行方式讨论现行发行体制的利弊短长。可现在我忽然觉得我是在拉着一个陶醉于游泳的人探讨水质，跟一个敬业的厨师制订明年的粮食生产计划，把一幅图画当作地图，多少有一点不那么靠谱。我发现霍建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方式，他也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他不会跟着你的问题走很远；不管你的话题如何高深复杂，他的答案总是十分平常；他确实不善言辞，但态度又很鲜明，有时甚至显得挺冒失；他一贯就事论事，与热点话题业内形势保持距离，对同行不作任何褒贬。我忽然觉得，这十年的导演生涯，所有奖项，所有评论，似乎并没有改变霍建起，既没有打造出一个成熟的导演，也没有培养出一种职业的姿态，甚至没有修正他的脾气性格。我觉得他有些单纯，有些游离，有些不切今天的实际。
那么，就让我们来“怀旧”吧，这个词在关于霍建起的评论中的使用率仅次于我们提到过的“唯美”。
霍建起出生于1958年1月的北京，他的家离故宫只有一箭之遥，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多子女普通家庭相对清贫但充满温情的生活，首都秩序良好丰富多彩的学校教育和突如其来的“文革”，对《红色娘子军》的痴迷和业余宣传队的舞台生涯，目睹邻里间的互相抄家批斗和孩子阵营的分崩离析，老师坚持着他们的优雅而学生已经志在四方……霍建起说他从小就不怎么说话，眼睛像相机一样把世界印在他的脑子里，他的记忆中储存着大量的图片：他四岁时穿的花毛衣，毛线在阳光下奇妙的颜色；高大的故宫墙根下显得极其渺小的孩子们；被母亲抱在怀里时近距离看到她的美丽的脸；前门观象台下雨后河水中漂浮的杂物；被大雪覆盖的护城河……人和人可能就是有区别的，童年的霍建起虽然没有像今天的孩子那样会背很多首唐诗，但是他对画面一定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加上性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