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从未见到母亲哭过，我知道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家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事情不好，没有人敢问，舅妈默默地端出为她留着的饭菜。后来，从她和父亲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才知道，学校里迎接她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校门口到操场，从教学楼到办公室，门上、墙上、地上、窗户上，她一进去就被包围了起来……
那以后的几天，母亲每次回来的样子都很惨，她极力地躲避着我们，不想让我们看到她狼狈的样子。可我每次都非常紧张地等着她进门，盯着她看，想要知道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天深夜，田伯伯来了，他们在屋里谈了很久。田伯伯和李阿姨夫妇是母亲在延安时最好的朋友，他们在老朋友中间也很有威望和影响，我听到田伯伯说，他和李阿姨要到学校去找工作组谈话。临走时，田伯伯笑呵呵地摸着我的头嘱咐我要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点头称是，那时我正伏在桌前抄写一份声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田伯伯的到来使我感到母亲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过去的。
过后，李阿姨果然拖着病痛的身体和田伯伯一起到了学校，他们找到工作组的负责人谈话，告诉他们，母亲不可能是坏人，要他们注意政策。据说工作组的负责人也是一位老同志，他表示了同情。
然而，没有多久，派到各单位的工作组就被指责为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在一片讨伐声中，母亲学校的工作组仓皇撤离了，母亲陷入了更加猛烈的被批斗中。不久前还在为保护朋友仗义执言的田伯伯和李阿姨也都自身难保了。
一天早晨，母亲把姐姐叫到跟前，把她戴在手上的一块进口手表交给了姐姐，换上了姐姐一直都不满意的一块旧表，她穿上一身很旧的衣服，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她……
其实，当我每日游走在大字报的树林里时，当我跟在批斗的队伍后面奔跑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忘记这些事情，它们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尽可能地回避，尽可能地用狂热把它们挤走，我在混乱和害怕中心怀侥幸，希望这些事情在我的同学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过去。
我不能相信那些关于揭发母亲的话。从记事起，我所看到的母亲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工作的人。她平时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很少对同样承担着工作重担的父亲给予关注，我们也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能够得到母亲的细心呵护，为此我很感不满。别的女孩总有花衣服穿，母亲一方面顾不上，一方面对女孩子的打扮很不以为然，她总是到了临近除夕才匆匆挤出一点时间到百货大楼买件衣服对付我，样式也常常是不男不女。刚上小学时，别的同学常有家长接送，负责接送我的却永远是保姆，只有我加入少先队的那个“六一”节，我意外地发现母亲等在学校门口，她因为我的人队送给我一个玩具钢琴，让我高兴了好久。有的时候，她也带我到她的学校去玩，但常常是进了办公室就把我丢在一旁忙自己的工作去了。一个周末，她加班到很晚，才想起早已困得睡倒在沙发里的我。学校的司机早就回家了，眼看末班车就赶不上，她急忙拉起我往外跑，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在马路上，一不留神，被一根斜在阴影里用来固定电线杆子的粗大铁丝绊倒，连人带东西摔出去很远，她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才找到眼镜，回到家里我们发现自己的胳膊腿都摔得鲜血淋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跟她到学校去了。
我无法想象母亲会是一个坏人。
然而，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却不断地证明着母亲的情况越来越坏。大字报和传单贴到了父亲办公的地方，贴到了我们住的院子里，贴到了姐姐上高中的学校。或许他们觉得我还太小，不值得花费气力跑到一个小学校去贴大字报，贴到我们住的地方就足够了。来了好多人、把家里翻了一遍，把很多东西弄走。其实在此之前，做事一向谨慎小心的父亲已经对家里进行了清理，他从参加“四清”的上海回北京，正赶上“破四旧”，他把家里的一些书处理了，把母亲收藏的字画烧了。母亲早年参加革命，祖上的古董字画一幅也没有，有的只是解放后一些名家的赠送，连这些父亲也没有敢留。还有他和母亲过去的笔记，我不止一次好奇地偷偷翻看过的他们在延安的日记、通信，还有母亲为数不多的为了应酬场面穿的好衣服……在销毁一双别人送给母亲的高跟鞋时（母亲对女人穿高跟鞋视同于女人裹小脚嗤之以鼻，那鞋一次也没穿过）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那鞋跟的质量绝不同于一般，父亲剪子、刀子、斧子都用上了，才算解决了问题。即使是这样，父亲的行为也还是不彻底，许多被称之为罪证的东西被一包包地装走，家里的电话被拆了，楼上的房子被收走，父母的工资停发，好在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扫地出门，舅妈每天匍匐着身子，一动不动地伏在窗台上，希望看到母亲回家。
尽管我不愿承认，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同学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没有人来邀我一起上学校，没有人来找我玩，更没有一个组织肯接纳我。当往日的伙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的时候，只要我走近，她们立刻沉默，用一种冷漠的眼神看着我，然后就散了。我尽量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察觉，我极力地想要参加大家的活动，甚至厚着脸皮固执地跟在她们身后搭腔，但结果常常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甩得老远。我终于明白了在同伴们的眼里，我已经成了另一种人。是什么呢，我也想不清楚，那种从“红五类”到“狗崽子”从“好汉”到“混蛋”的落差实在太大，我不明白，我只是知道，在我的心里，我依然那么诚恳地想要加入到一个集体中去，在那个年代里，集体永远比个人重要百倍，我和许多成人一样惧怕被集体抛弃，害怕孤独。
一天，姐姐对我说：我们应该到学校去给妈妈送东西。说这话时，她健康红润的脸庞上闪动着坚定的神情。
姐姐比我大好几岁，原本是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运动初起时还很活跃，后来因为母亲的缘故在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还一次次地接到母亲学校的勒令，要她在规定的时间去参加母亲的批斗会，她始终拒绝参加。她说要去学校送东西，我感到很不安，但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哥哥在外地工作，姐姐已经成了我唯一可以信赖的支柱，再说我的确很惦记母亲。
我俩拎了舅妈收拾的一个小包，乘车到了学校。
那里已经不是我曾经来过的地方。一进门，满眼只看见道路两旁贴着的大字报、写在长长的横幅上的标语，我低着头，躲避着那些刺眼的打着叉叉的母亲的名字，生怕有人会认出我来，尽管以前他们看到我总是那么热情，不断地拿出各种好东西和我玩，我想象不出，现在他们看到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关押着母亲的院子。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里面坐着几个人正在激烈地谈论着什么，看见我们进来，他们立刻沉默下来，都不说话，但盯着我们的目光流露出一种敌意。
姐姐把东西交给为首的一个人，那人在包里翻着，看见有香肠，立刻喊了起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旧社会劳动人民吃得上吗？！
姐姐说：这不是新社会吗？
那人瞪了姐姐一眼不说话了。
姐姐提出要收条，为首的那人感到有些惊讶，张口要说话又忍住了，他扔过一张纸要姐姐清点东西。姐姐一样一样把带来的东西都写在纸上，那人把东西和纸条交给了身旁的一个矮个子，矮个子走了出去，一会就回来了，把那张纸条扔到我们的面前。在姐姐写的清单旁母亲写了三个字：收到了。
母亲的字迹一向漂亮有风度，可这三个字歪歪扭扭，很大，很潦草，看得出是抖着手写的，那张刚刚还是整洁的纸，也变得很脏揉成一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关在这院子的哪个屋子里，却不让我们见面，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一种不祥的念头浮现在我的心里，我喉头发紧，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哭出来了，就在我们转身快要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忽然颤抖地大声说了一句：“希望你们好好调查！”
一句话，好像是一根导火索引发了一堆炮弹，屋子里那些原本阴沉沉地盯着我们的人都嗷的一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们没调查！你污蔑革命群众……一时间，喊声叫声响成一片，七八张脸对着我们，七八张嘴同时张合，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在嚷些什么。
姐姐把我拉向身后，使劲喊着：你们想干什么！她还小她不懂事！毛主席说的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告诉你们，你们的母亲是坏蛋！是黑帮分子！是……”为首的那个人逼了过来，屋子里的其他人也围了上来，我们在他们的步步紧逼下退到了院子里，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一下子出现了很多人，还有人不断地从别的屋子里跑出来，密密麻麻地把我们包围在中间。
“狗崽子，还敢顶撞革命群众！”
“就是她，叫她参加批斗会她不来，人还挺厉害！”有人指着姐姐喊。
“把她们扣起来！”
“别让她们走！”
他们喊着叫着，有人推搡着我们，还有人向我们扔东西。
姐姐被激怒了，她毫不示弱地和他们辩论，沉着又强硬地应对着周围的谩骂和指责，她倔强刚烈的性格和出色的辩论能力再一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嘴里骂着难听的话，手里挥舞着棍棒冲向我们。我在混乱中无助地被推来搡去，脸上流着眼泪，索性哭出了声。我的确害怕极了，从他们对我们的疯狂中我有种感觉，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母亲撕碎、踏烂，可我的母亲她是坏人吗？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眼泪就流得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