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刻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对方说十分钟到，结果五分钟车就到了家门口。我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我想自己可能会留在医院打一夜点滴。当时因为腹部积水，步履艰难，更难以负重。索性拿上一把牙刷，和一个平时用的小钱包，就出门了。
经过初步检查，我被留院治疗。我已经吊上了输液袋。护士用轮椅推着我，走过长长、长长的走廊，把我送到D6病区，我的床前，说了声takecare转身就走了。她是个非常耐心和善的女孩，推了我半个下午了，做各种各样的检查。
没有人知道我住院了。简直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没有任何课要上，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做论文。只不过手机关机，家里电话没人接，或许常联系的朋友会发现我在MSN上消失了几天，或者以为我去度假了。我没有办法联系别人，似乎也无必要。我就这样失踪了五天。
一
百忙之中我只带了一本书，克拉考尔（Sigfried Kracauer）的《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是我当时正在读的一本书。这种英文理论书，本来就是只能坐在桌前一行行认真读且读得很慢的书，这会儿根本读不下去；其实我举都举不动这本书。那时是病痛最严重的时候，行动（或者叫移动）本来就很困难，带着点滴就更费劲。每个病床都有可以随意调整位置的悬挂的液晶屏幕，集电话、电视、广播、上网等功能于一体。我连手都不想伸，也没心思研究这个新事物，索性就在分分秒秒的折磨中呆坐病床。
这是一个大约有六十平米的病房，有七张病床，除了我以外的六位都是年长的女士。我因为百无聊赖，观察同居一室的女英国病人们，成了我唯一可做、也不得不做的事。
我是八号病床，在病室最里面靠窗的一角，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也是最好的位置：更宽敞，有三米宽的朝阳大窗，窗外是典型的英格兰田园风光。我开始是痛苦着自己的病痛，连看别人一眼的精神和心情也没有。紧挨着我的是九号莫琳——每个病人的名字和主治医生、责任护士的名字都写在床头。她最早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她是我唯一的近邻，更因为她的爱美。已经做了祖母的莫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有型有款，晚上睡觉前还会小心地把头发用发卷卷起来。早上居然还化妆，涂上鲜红的口红，换上淑女的一步裙，长筒丝袜！我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自己的惊异和敬意，同时还有些许的感动。而自己，在医院里完全是蓬头垢面，自暴自弃。右手二十四小时挂着点滴，挪到洗手间已经百般不易，刷牙洗脸都只能用一只手，还是左手；刷牙刷的好像不是自己的牙，只是走形式；第一天晚上睡觉前连洗脸都免了。衣服更是从早到晚都是医院提供的睡衣——一种后面开口的长袍。反正我也没带自己的衣服；后来我有机会终于拿到自己的衣服，我整天穿的也还是睡衣，只是医院的睡袍换成了自己的睡袍。我是病人啊，一天到晚躺床上，还不什么舒服就穿什么；腰都直不起来，就一只左手，还洗什么脸。但是，我还是打心眼里敬佩莫琳。真正见识莫琳的淑女本色，还是她做手术后。那是一个全麻的腹部手术，据此推测不是很小的手术。手术第二天，莫琳居然还能涂上口红，笑容可掬，神采奕奕地示人，只是没有再穿丝袜长裙，而是换了一件漂亮的晨袍。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六位女士不约而同地都有着美丽优雅的晨袍（dressing gown），我很快就根据衣着暗暗为这几位女士命了名。这六位女士无一例外都是祖母级的年龄。我斜对面的是七号床，我叫她“粉红女士”：穿一件漂亮的、质地优良的粉色大花晨衣，配软软的绒绒的粉红拖鞋，手里拿着一团粉紫色的毛线在织，跟她旁边的六号床穿着雍容华贵银灰色晨袍的女士轻声探讨着手里的毛线。其他几位女士都在静静地各自捧本书读。“粉红女士”显然是几位女士中最女性化、也最市井的一位，她最爱跟别人搭话，但声音总是轻轻的，轻到斜对面的我从来没有听清她在讲什么，所以她虽是爱讲话，但是却从不扰邻。“雍容华贵”是最早出院的。就在我入院的第二天，早饭刚过，就惊见她拿出一双咖啡色的时髦皮靴——实在是比我见“口红”在医院穿丝袜还要吃惊得多，难道她要在病房里穿高统皮靴？但见她把帘子一拉，再出来，已经换下层衣，穿戴整齐，那双漂亮的皮靴也穿上了。中午过后，“雍容华贵”的丈夫来了，接她出院。难怪她一早就开始穿着打扮。紧接着，“粉红女士”也出院了。临走前，她哭了。原来是她出院比原定的时间晚了一天，最后医生证实手术切除的肿瘤是良性的。“粉红女士”是喜极而泣。她出院前，还特意踱到我的床前，轻轻安慰我：任何事情发生了，都不是世界末日。你一定没事的。可能是她看到我不时就一个人呆坐着掉眼泪的缘故吧。其实，我哭主要是忍受不了一时的病痛，跟伤心、悲痛、自怨自艾等精神因素都无关。
二
刚一入院，护士就发给我一双白色中筒袜，看起来像尼龙的，很紧。我很纳闷。低头看看自己脚上的每天换洗的棉袜，很干净啊，不至于被嫌弃。再看看别的病人，也都穿着一样的中筒白袜。我决定不理。一声不响，闷闷不乐地继续呆坐。过了一会，又一个护士进来，督促我穿上白袜子。我说不舒服。护士和颜悦色地说，那是帮助防止血栓的，很重要；我一听，事关重大，赶快点头同意。因为一只手挂着点滴，护士帮我把白袜子穿上。
医院里的时间和外面的世界是不同的，一天无比漫长。
第一天夜里，护士进来至少十次，给我量血压，抽血。每每刚有一点朦胧的睡意，就见护士打着很小的手电筒悄无声息地走进来。我就知道那一定是来找我的。早上六点钟，病人们没起床之前，护士来为所有人量体温和血压。七点左右，电视里的新闻渐渐地响起，音量始终很小。然后病房的灯亮起来。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早上通常是最忙碌的时候，医生们来查房，尤其是前一天刚做过大手术的病人。但是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医生，同一个病人也会有不同的医生来看。因为每个病人是由一个医疗团队负责，同时有责任顾问和责任护士。第一天早上有三拨医生带着护士来看过我，我均愁眉以对。医生似乎并不太热衷问我的感受，而是相信和依赖各种检查报告。医生通常自我介绍，然后跟病人握握手，聊两三分钟，如果病人没有更多问题，就会转身轻声交代护士几句，然后离开。没有特殊情况，这一天不会再见到医生。病房主要是护士的天下。所有的医疗行动都是通过护士来执行的。
医生的等级也是很分明的。最高一级的顾问不叫“Dr．”（医生）而是叫“Mr。”（先生），可能这里Dr。太多了，Mr。才能表达足够的敬意吧。在负责我的蓝队里，有个看上去像是印巴裔的年轻女孩子，该是刚毕业的新医生或见习医生吧。可能总担心自己没有医生的权威，她小小年纪总是板着脸，不苟言笑。但一看她就是很好学上进的好学生。一天中午，她端着一次性的注射用盒子走进病房，冲我而来。我的直觉就是她要拿我练手！问题是，抽血都是由护士来做的，她是医生，抽血肯定不如护士熟练啊。我一惊，赶紧说，我今天早上不是刚抽过血了吗？她睁大眼睛，“是吗？”一听她这都搞不清楚，我更怕她给我抽血了，赶紧坚定地说，是的是的，我已经抽完了。“好学生”端着针头悻悻离去。
后来她在走廊里看见我，居然一改冷峻严肃，主动跟我嘘寒问暖，我简直受宠若惊，加倍微笑回她。隔了一天，“好学生”一大早又端着注射盒子来找我了。这回我无话可说了，我的确还没有抽血。我挣扎了半天，想拒绝由她抽血，可我实在说不出口。那时候我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把自己当成菜板上的鱼肉，由着这小姑娘拿我练手了。
果然，第一针扎下去，没血出来！看着她手套也没戴，用带着残留指甲油的小黑手在插着针头的血管上摸来摸去，我真不知道自己当时什么嘴脸，几乎就要喊出来了！她连说对不起，拔出针，又扎第二针，针还在里面拐了几拐，我连声大叫。这次总算有血出来，一管很快满了；可是还需要一管，她发现刚才没成功的一针已经用掉了那个试管，她还需要一个，显然是有点慌了。她的手按着针头，不得脱身，居然叫我按铃叫护士。拜托，我的胳膊上有针，她按着针，我也动不了啊！我大叫：“我够不着护士铃啊！赶快喊人啊，喊别的病人去叫护士啊！”因为护士来打针抽血的时候，包括医生来看病人的时候，病床周围的帘子都是拉上的，别人看不见。“好学生”惊慌地松开手说，丰，你能坚持一会吗？然后扔下我就跑，回到护士站取了一个新的试管回来。可能是太急，她的手碰到留在胳膊上的针头时，血管里的针头把我的皮肤都挑起来了，我半痛半惊，又是放声鬼哭鬼叫。她装上新的试管，一边安慰我：“Sorry，sorry，good girl good girl！”总算是把第二管血抽完了，然后匆匆离去。
我终于还是没有逃脱，生生被小姑娘练了把手！
“好学生”的脚跟还没出病房，我就愤怒地拉开帘子，向我的近邻“口红”控诉。“口红”只是同情地附和、点头，对我大加安慰，但是绝对没有跟着说一句坏话。我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问，是不是抽血应该由护士来做？人人语焉不详。但是我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另外的护士，投诉我被扎了两针。我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投诉“好学生”，只是为了阻止她再来拿我练手。果然她再没来。接下来的两天，连在走廊里都碰不见她了。
三
一天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