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在想我问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是否别有用意，然后回答说：“她喜欢那儿，上个月没去成，那时……你知道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现在去吗？”
还是同样的问题。要是再省掉几个字的话，就成了有关突发事件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拉乌尔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我几乎可以听到他脑子里的齿轮正在运转，努力思索我的问题究竟有何用意，我究竟想把他往哪儿引。
“她告诉我有个病人的母亲在那儿。在拉斯韦加斯。她想和那人谈个病例。这只是借口，其实她想玩骰子。山上赌场的赌注一把最多也就五美元。玩小的她提不起劲。”
“拉乌尔，她要找的人不是她病人的母亲。”
“我不明白。”
“就是母亲住在拉斯韦加斯的那个病人，不是黛安娜的病人；是汉娜·格兰特的。”
我可以听到他的呼吸气流重重地喷到手机话筒上的声音。“这些你都知道？你知道她去拉斯韦加斯就是为这个？”
这是在责备我。他分明是在说“那你还让她去？”我感觉他用手指指着我，指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没法拦住黛安娜不让她去拉斯韦加斯，就像我没法不让1月比7月冷。但拉乌尔不理解这些，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黛安娜告诉我她打算去拉斯韦加斯找这个女人谈谈。我以为她只是在刺激我。你了解她的脾气。我没想到她真的会去。”
“黛安娜做事总会出人意料。她就是这样的。”
又一次谴责。一语中的。“要是我当时认真听她说就好了。对不起。”
拉乌尔没空计较我的过失。“黛安娜以前跟这个人，这位母亲，谈过吗？”他问。
我回想了一下和黛安娜最后一次对话的细节，然后才回答。“通电话时，黛安娜说她查到了那人的下落。但我不清楚她们到底有没有谈过。她走到外面应该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她说这事很重要。”
“艾伦，你知道这个病人的来历，对吗？”
我一时冲动，想隐瞒。但出于诚信，我没有这么做，而是简单地说“是的”。
“你也知道病人的母亲是谁？”
“是的。”
“告诉我。”
“你知道这一行的规矩。”
拉乌尔娶了个心理诊疗师。心理健康专家的配偶都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拉乌尔答道：“我们说的是黛安娜。你比我更清楚规矩是怎样的。”
“拉乌尔——”
我想让他就此打住，把注意力先放回眼前这件要紧事上。于是我说，“我连她住哪儿都不知道。你去拉斯韦加斯会住哪儿呢？”
他深吸了口气。“没必要的话，我不会去拉斯韦加斯的。但如果去的话，我会选择贝拉吉奥酒店，因为那儿的建筑和景观都是模仿意大利的。那儿的喷泉……很不错。黛安娜会住在威尼斯酒店，”和我想的一样。“她喜欢河流。我带她去威尼斯，去圣彼得堡，去阿姆斯特丹；而她最喜欢的却是拉斯韦加斯一些无聊赌场里的沟沟渠渠。”
“我打到她房间试试，过会儿再打给你。”
“你打过她的手机了吗？”他问。
“打过好几次了。”
“妈的。”听得出，这不是加泰隆尼亚语，拉乌尔又讲起了法语。在我认识的人中，这个男人骂人的语言种类是最多的。但他从不用英语骂人。至少不会当着我的面。
“也许她什么事儿也没有。”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我这么说只是因为这种时候人们都这么说。
拉乌尔还没挂电话。我又从劳伦包里拿出她的手机，输了黛安娜的手机号码。响了三下后，有人接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黛安娜，“喂？哪位？”
我几乎同时冲着两部电话在喊，“等一下，拉乌尔。有人接她的手机。”
“接着说，”他说。“接着说！此处说的是加泰隆尼亚语。”
黛安娜的手机那头有人说话了，“鲁尔是谁？”
这女人轻快的语调触动了我某根诊疗方面的神经。我本能地又回到心理诊疗师的角色，说得更确切些，是精神疾病急诊室里的诊疗师。我的声音平静下来，耳朵变得对未知事物极其敏感。从心理上来讲，我已经全身警备，随时准备全方位出击。
“我是格兰戈里医生，想找黛安娜·埃斯特维茨。您接了她的电话。”
“哦，她不在家。”那女人大笑。“没人在家。就这样，不是吗？不在家？这是我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没错。”
我原想可能是自己拨错了黛安娜的手机号，也可能是自己被电话串线给弄糊涂了。但当我听到吃角子老虎机发出熟悉的疯狂汽笛风琴声时，我知道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拨错号码。这女人正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手里拿着黛安娜的手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手里的手机是我一位朋友的。您介意我问您是怎么拿到的吗？是捡到的吗？”
“医生？是个医生的？鲁尔？鲁尔医生的？”
“是的。”由她去了，我也懒得向她解释谁是鲁尔，谁是拉乌尔。
“哦，”她说。“我猜他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又一阵大笑。她咯咯的笑声又尖又响，就像一只热带鸟在痛苦地嘶叫。要是你在电影院里看一部还不错的喜剧，你准不愿意坐她旁边。
“挺逗的。”我话语中尽量让她能听出来——无
论她做什么我都觉得很做作。“不过我是说真的。您到底是在哪儿找到我朋友手机的？这很重要的。她……向您道谢时，一定想知道的。”
“我在玩吃角子老虎机。两台机子——我总玩两台。我坐下来的时候，手机就在左边那台机子放东西的凹槽里。还是右边那台？我常把左、右弄混，特别是在我喝酒时。我一直喝到现在了。你这家伙是谁？”
我亮出了医生的招牌。“我是格兰戈里医生。”
“你也在外面玩高尔夫吗？”又一阵大笑。我只好把话筒从耳边移开六英寸远，这样笑声会没那么刺耳。
黛安娜出赌场时把手机弄丢了。这样一切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她出赌场后没按约定打给我；为什么我一次次打过去她都不接。
一切都很简单。“你在威尼斯酒店的赌场？”
“你想下注吗？”她大笑。“要不……我想下注。我想我已经在下注了。”
“怎么称呼您？”
“米歇尔。听说过沃鲁班卡伏特加吗？”
“是一种鸡尾酒，对吗？”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点，要引她到正题上来，而不是套死她。
“说得——好，这儿没人知道该怎么调。没一个人知道。我叫了一杯沃鲁班卡伏特加，他们却总给我龙舌兰日出鸡尾酒。你能想像到吗？我不喜欢红的那种，我喜欢黄的。用高脚玻璃杯盛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喝了几杯？”
“三杯……不——不，四杯，”她顿了顿。“不算这杯是四杯。哦，这杯也快光了。你知道要在吃角子老虎机上赢钱有多难吗？真的很难。即使你把赌注下到最大，就像我有时那样，我是说真的，我真的会那么做，就像……可
就算你赢了也是拿……呃，角子。这公平吗？”
“这么说，你现在是在威尼斯酒店玩吃角子老虎机？”
“没错。”
“米歇尔，周围有赌场工作人员吗？没准就在你身后？穿制服的，在换零钱的或者……在
送鸡尾酒的，或者跟这差不多的，有吗？有服务生吗？”
“哦，有，正好有一个——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有摄像机对着我？我像不像电视节目里的那些人啊？”
“请你把我朋友的手机交给那位赌场的工作人员好吗？告诉他我想和他通话。”
“她。”
“她。好的。”
“给你，”她对某个人说，可能是赌场的工作人员，反正肯定不是我。“有个叫鲁尔还是格兰戈里还是叫别的什么的医生打高尔夫时掉了手机。拿着，给你了，继续聊，我可不要手机，我要更多的角子。”
接着说话的那人口音很重——是加勒比海还是牙买加口音？“女士，您需要什么？零钱吗？”
电话就这么断了。
“拉乌尔，你还在吗？”
“当然在。”
“黛安娜的手机没带在身边，被赌场里一个喝醉酒的女人捡到了，刚交给赌场工作人员。刚才电话断了。我过一会儿再打去试试。黛安娜准是掉了手机。”
“掉在威尼斯酒店了？”
“那女人是这么说的。”
拉乌尔说：“我打她房间电话。你别关手机，说不定她会打给你。”
“那当然。拉乌尔，我想没事的。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他已经挂了电话。
黛安娜只是掉了手机。拉乌尔打她酒店房间的电话时，会发现她正坐在大床上，大声斥责着某个酒店保安，抱怨他们失物招领的手续是如何如何的烦琐。我这样安慰着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心底里我并不相信这些。事情听上去再平常不过了——一个朋友只不过没遵守约定，没在一小时内回电话——但直觉告诉我，黛安娜出事了。
“你真得听听这事，”她这么说过的。黛安娜一定会想办法打给我。
我又打了一次黛安娜的手机。铃一下没响就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我简单说了几句，留了言：“嘿，黛安娜。我是艾伦，一直都在打电话找你。回我个电话。我有点担心了。拉乌尔也是。记得打给他。”
我猜是那位工作人员关了黛安娜的手机，而且把手机设置成关机后来电就自动转至语音信箱。
我走过大厅。劳伦和格雷斯已经在大床上睡熟了。劳伦紧贴着格雷斯，护着她。我帮她们盖好被子，轻轻关上灯，拿走了枕边的睡前读物，又在两人的额头上亲了亲，然后就回到厨房柜子那儿。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