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是这样。但她不会不跟人联系。那一点上，她像日出一样是雷打不动的。”
她又吻了我一下。“如果拉乌尔到中午还没有她的消息，告诉我，看看我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也许会有人认识拉斯韦加斯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好吗？”
“谢谢。”
“萨姆没准也能帮上忙。”她又说。“他可能跟那儿的警察有联系。”
然后呢，我想，我是不是得以米勒一家、鲍勃、多伊尔和汉娜·格兰特为诱饵，来诱使他去找拉斯韦加斯的警察帮忙？“也许她会打来。”我说，虽然心里不太确信。
我打开大楼前门的锁，开了候诊室的灯，又去那个很小的厨房泡了一小壶咖啡。7：43，办
公室里的红色指示灯亮起，我的第一个病人到了，我们约在7：45。
该上班了。
29
拉乌尔有我呼机号。我告诉他一有黛安娜的消息就呼我，我会尽快回复。
可都到午饭时间了，他还是没消息。我打他的手机。电话转到语音信箱；于是我留言让他一有消息就立即通知我。
没有回音。
下午的时间过去了一半后，我又打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想到自己前面的留言可能会被覆盖，我在拉乌尔住的威尼斯酒店的客房也留了一条语音信息。
没有回音。
4：45左右，办公室墙上的红灯亮起，我突然意识到黛安娜几乎已经一整天音讯全无。我对她的担忧已经快上升到红色警戒线了。
我到大厅去接鲍勃。对这次诊疗，我十分担忧。鲍勃也许真知道一些关于马洛里的重要事情，我已经信了八九分。
鲍勃不在候诊室。候诊室里没人。
我的第一反应？是谁按了红灯的开关？
看了看表，4：44。
我等了一分钟，4：45。以前的会诊，鲍勃迟到过吗？也许有那么一两次，但他爽约绝属反常。难道是忘了我们昨天的约定？怎么可能呢？想到昨天傍晚在我家门前那戏剧性的一幕，我确信，鲍勃一定记得平时预约的老时间。
我关了那盏闪个不停的红灯。回到大厅，核对了一下日程表，又查了查语音信箱。我还是相信鲍勃会随时出现。
我错了。
5：00，5：15，5：30。以往这时候，我和鲍勃的谈话都结束了。
事实上，总会有病人错过预定的诊疗时间。如果那个星期很忙，我就会指望有那么一两位不要出现。有时，病人确实是忘了预约，就那么回事；而有时病人则故意把诊疗隔开，这可就和心理诊疗有点关系了。当然，生活中也难免意外，比如孩子受伤了，碰上交通事故了或者飞机晚点了，这些都很正常。
但是鲍勃呢？他从不错过预约的诊疗。从不。
我想起了鲍勃昨天给我的那个深蓝色的金科牌盒子就放在我书桌边的文件柜里。鲍勃说过，“现在先不要看。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看的。”
他递给我的时候，我想我说了，“那我们明天再见。”
我记得鲍勃回答的是：“好，”鲍勃会不会当时就知道这次诊疗他不会来？如果是别的病人，通常我会收拾东西，回家，把错过的这次诊疗先放一边，不再多想。但鲍勃不是普通病人：鲍勃是多伊尔的朋友，而且还认识马洛里。
鲍勃认为他知道马洛里在想什么。马洛里失踪那晚鲍勃就在隔壁。鲍勃还写了一个和马洛里失踪有关的故事。鲍勃觉得马洛里很害怕。
我有一份他写的东西。
而他告诉我不要看。
呼机早上刚换好两节新电池，现在电力十足，在我后腰震个不停，真烦人。屏幕上显示的手机号码是拉乌尔的。
我立即打了过去：“拉乌尔，是我，艾伦。”
“我要杀人了。告诉我内华达州有死刑吗？我想我该支持死刑成为合法的刑罚之一。”
“杀谁？”
“随你挑。拉斯韦加斯的警察，威尼斯酒店保安部的那些法西斯分子，还有爱在拉斯韦加斯婚礼教堂里那个该死的牧师。没准第一个就杀他。”
“怎么回事？”
“我又给了客服部经理两百块，让她到黛安娜的房间找她的记事本。没找到，但是她给我看了电话机旁的便条。黛安娜去了许多婚礼教堂。她想到教堂找一个叫雷切尔的人。便条上列了三家教堂。我都去过了。爱在拉斯韦加斯看上去最有可能。”
我脱口而出：“很高兴你找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话说完。
拉乌尔知道。“你想说的是靠我自己。”他说。
“是的。你和这个——雷切尔谈过了吗？”
“教堂里没人肯吐露一个字。但是他们认识她，一看就知道。那个牧师还装出一口英国腔，趾高气昂地四处走动，仿佛自己是在上议院忙了一天后到这儿来度假似的。我提到雷切尔时，他表现得可小心了。明天我就会找到她。”
“找到黛安娜？”我说，满怀期待。
“但愿吧。但是我会找到雷切尔的，她能帮我找到黛安娜。如果没有炫丽多彩的霓虹灯狂欢节，没有放荡不羁的世博会般的氛围，拉斯韦加斯不过就是个小镇。在这儿金钱就是弹药。这方面我很有优势。我已经全副武装了。”
“警察不管吗？”
“说‘不管’算客气的。”
“威尼斯酒店的保安呢？”
“他们可能去看了黛安娜离开赌场时的那段录像。就是她掉手机的那段。”
“你觉得他们反应大吗？”
“有些反应。但他们不肯告诉我原因。”
“在拉斯韦加斯发生就在拉斯韦加斯结束？”
“差不多。保安部有个女的想和我谈谈。我和她调了会儿情。我想等她下班时拦住她。她8点换班。”
我想像着拉乌尔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拒绝与失败。他的决心显而易见，他为掩饰挫败所做的一切更令人敬佩。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缠着我问问雷切尔的事？”
“黛安娜不希望我这么做的。她不和我谈她的病人。这么多年来，不论有……多难，你都能守口如瓶，这让我很是佩服。我会努力尊重她所尊重的。”
“谢谢。可我现在也是进退两难。我真的想帮忙。但黛安娜不是惟一和……”
“和什么？”
“和雷切尔的……麻烦有牵连的人。我跟你讲的已经太多了。”我知道这句话让人听了很不满意。如果我是拉乌尔，准想用拇指掐死我自己。
他语调平静，透出的绝望却越来越浓，“朋友，这是缓刑，不是赦免。一旦我在雷切尔这条路上走进了死胡同，我会立刻回头，当着你的面，逼你讲。说不定更狠。”说到最后他挤出了一点笑。
“等着瞧了。”我说。
“我得走了。在和那个女保安见面前，我还想找找看有没有游客记得昨晚在赌桌上见过黛安娜。但愿他们中有人还会再来玩。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Adeu。”
“Adeu”是加泰隆尼亚语中的“再见”。和拉乌尔做了多年的朋友，除了脏话，他教我的惟一一句加泰隆尼亚语就是用来询问附近是否有不错的酒吧。如果那时我在巴塞罗那的海滨的话，我一定会迫不及待用一下那个短语。
我说：“Adeu，拉乌尔。”但他已经挂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文件柜的抽屉，取出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带着无比的虔诚，我掀开盒盖，拿起写着题目、作者的那页。
逃跑的孩子
R。C。布兰特
我瞥了盒子一眼，发现最上面的那页并不是鲍勃故事的开始。第二页是手写的，是张便条。上面是鲍勃熟悉的笔迹，整洁却又极难辨认。格兰戈里医生：
如果我已经告诉您可以看了，我希望您把这张纸扔了。您可以继续。如果我还没说让您看，您到这儿就该停了。记住，我信任您。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看的。
鲍勃
他的字又小又潦草，难以辨认，就像是写给小人国居民的。我猜第一行写的是我的名字，最后是鲍勃的。至于中间两行，刚开始时我怎么也看不清，后来我把纸拿开约一手臂的距离时，总算看清了。“格兰戈里医生”后面写着“如果我已经告诉您可以看了，我希望您把这张纸扔了。您可以继续。如果我还没说让您看，您到这儿就该停了。记住，我信任您。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看的。鲍勃。”
我不情愿地把这两张分别写着题目和警告的纸放了回去，盖上盒子。
看了这份鬼东西能有什么坏处？
我看到鲍勃手写的便条就像见了鬼似的。他怎么预料到有必要再次告诫我，让我不要看他的手稿呢？我决定问问他。我在通讯簿里查到了号码，打到他家。
电话铃响了又响。还是没人接，甚至连答录机也没开。挂电话时，我知道自己刚刚破例了。病人一次没有赴约，我便试着跟他联系。通常我会怎么做呢？通常，我都会先把这事放在一边，直到下次见面再说。
但这回，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计划。
30
我看她大概十五岁左右，但她发誓说她十七岁了。其实我不用问她年龄，因为她显然已经习惯了要为自己抗议——她的年龄要比看上去大。在告诉我名字前，她用了整整一分钟强调她是十七岁，真的是十七岁。她叫詹尼弗·唐纳德。她指出詹尼弗只有一个“n”，这并不是拼写错误造成的。我猜想，这是年轻父母们由于专注于为女儿起个一生受用、不同凡响的名字而做出的错误决定。
詹尼弗来自于南卡罗来纳的克莱姆森，这次来博尔德是为了看望祖父母。他们住在博尔德原先的市中心的北端，靠近第十八大街和派恩大街的交叉处。“他们很可爱，真的。”她在说她的祖父母。“我一些朋友的父母和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但我的爷爷奶奶就是聪明可爱。”
“克莱姆森？克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