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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终于独自呆着了。他没有丝毫愿望再接见任何顾客。他恍恍惚惚地想道：外面等着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和厂主交谈呢，这真使人愉快；这样的话，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内——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只手扶着窗框，俯视着下面的广场。雪还在下着，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好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烦意乱，只是时时转过头去，不安地朝前厅方向看一眼。他似乎听到那边发出了一个声响，其实是幻觉，谁也没有进来；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擦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现在感到，决定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比以前想像的要严肃得多。此案由于一直由律师负责，Ｋ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操心过。他总是用某种超然的态度观察此案，没有直接与此案接触；他可以监视案子的进展，也可以完全游离于案子之外，这都随他高兴。现在则是另一码事了，他打算自己进行辩护；这样，他就完全受控于法院，至少目前如此。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但同时也可能，至少暂时可能使他卷入一个更严重的危险之中。假如他以前对此还有疑问的话，今天他看见副经理和厂主时的思想状态便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由于决定自己行使辩护权，便头脑发昏到这种地步！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等待着他的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呢？他能从重重困难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任何其它形式的辩护都是白费时间——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不就意味着他得抛弃其它所有活动吗？他有能力坚持到底吗？他在银行里怎么能过问自己的案子呢？这不只是拟一份抗辩书而已——写份抗辩书只要请几个星期假就可以了，尽管目前要求离开是十分冒险的——；这还牵涉到审判的全过程；而审判到底会延续多久，现在不可能预言。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使Ｋ的事业受阻的障碍！
目前难道是他为银行尽力的时候吗？他俯视着自己的办公桌。现在是接见顾客、与他们洽谈业务的时候吗？他的案子正在进展中，法官们正在阁楼上斟酌起诉书，在这种时候，他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投入银行业务吗？这看样子是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刑罚，一种来自案件并与案件有关的刑罚。当人们评价他在银行里的工作时，会不会考虑到他地位特殊而原谅他呢？不会的，永远也不会的，谁也不会这样做。银行里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的案子，虽然到底谁知情，知情程度如何，还不十分明白。不过，这个消息显然还没有传到副经理耳中，否则Ｋ准会觉察到，因为副经理会不顾同事关系和为人的准则，尽量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还有经理，他会怎么样？他当然对Ｋ很友好，一旦知道案子的事，还可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Ｋ的工作负担；但是他的好意会受挫，因为Ｋ的日益衰落的声望已经无法与副经理的影响抗衡。副经理对经理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紧，正利用经理有病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好处。既然这样，Ｋ还能指望什么呢？他转着这些念头，也许只会削弱自己的抵抗能力；然而，不抱幻想，尽可能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是应该的。
他打开窗，没有任何特别的动机，只是不想回到办公桌前去。窗很不容易打开，他不得不用双手使劲推着窗档。一股雾气和烟尘随即通过窗口涌进来，室内充满一种淡淡的煤烟味。几片雪花也飘了进来。“一个可怕的冬天。”Ｋ身后传来厂主的声音；他和副经理谈完话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Ｋ点点头，焦虑不安地看了一眼厂主的公文包：厂主准会从包里拿出所有的文件，向Ｋ介绍谈判的经过。但是厂主注视着Ｋ的双眼，只是拍了拍公文包，并没有打开。他对Ｋ说：“你希望知道结果吗？最后达成的解决方法很合我的意。你们这个副经理挺讨人喜欢，不过跟他打交道也很危险。”他笑出声来，握住Ｋ的手，想让Ｋ也笑起来。然而，Ｋ现在正疑心厂主不愿意让他看文件，因此觉得没什么可笑的。“Ｋ先生，”厂主说，“你今天不舒服吧，你看起来精神不好。”“是的，”Ｋ说，他用手按住眉头，“头痛，家里有点事。”“噢，是这么回事，”厂主说，他是个急性子，从来也不会安安静静地听人讲完，“我们都有自己的烦恼事。”Ｋ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走了一步，好像是送厂主出去，可是厂主却说，“Ｋ先生，还有另外一件小事，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怕现在用这事来打扰你不合适，好像不是时候；可是我前两次上这儿来时，把这事给忘了。如果我再不提，这事就要彻底失去它的意义了。这会很可惜的，因为我提供的消息也许对你会有真正的价值。”Ｋ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厂主就已走到他面前，伸出一个指头，敲敲他的胸口，低声对他说：“你牵涉到一件案子里去了，是吗？”Ｋ朝后退了一步，大声说道：“准是副经理告诉你的。”“根本不是，”厂主说，“副经理怎么会知道呢？”“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Ｋ镇静下来问道。“我经常搜集有关法院的消息，”厂主说，“我要对你讲的事也是这么知道的。”“看来和法院有联系的人真是不少啊！”Ｋ低下头说，他把厂主带回办公桌跟前。他们像先前那样坐好，厂主开口说：“遗憾的是，我不能向你提供很多情况。在这种事情里，应该尽量多想办法。我有强烈的愿望要帮助你，尽管我的能力很有限。到今天为止，我们在业务上一直是好朋友，对不对？既然这样，我就该帮助你。”Ｋ想为上午的做法表示歉意，可是厂主不想听Ｋ道歉，他把皮包紧紧夹在腋下，表明他急着要走。他接着说：“我是从一个叫蒂托雷里的人那儿听说你的案子的。他是画家，蒂托雷里是他的笔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他常常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几年来已经成了习惯。他给我带几幅小画，我给他一些钱，类似于施舍——他简直像个要饭的。那些画例并不差，画的是荒野、丛林等等。这种交易进行得甚为顺利，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来得太频繁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怎么能完全靠卖画谋生，我吃惊地发现，他其实是靠给人家画肖像来维持生活的。他说，他在给法院里的法官们画像。我问他，为哪个法院。他便给我讲了关于这个法院的事。根据你的经验，你很容易想像得出，我听了他讲的话后感到多么吃惊。从那以后，他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来一些法院里的最新消息。久而久之，我对法院内部的事情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当然，蒂托雷里说话太随便，我常常得让他闭上嘴；这并不只是因为他爱说谎，主要是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实业家，本身就有很多头痛的事，不想再为其他人多费脑子了。这些只不过附带说说而已。也许，我心想，蒂托雷里可能会对你有用的，他认识很多法官，虽然他本人没有多大影响，但他至少可以告诉你怎样跟有影响的人物挂上钩。另外，即使你无法把他当作一个预言家，但我觉得，他提供的消息一巴到了你手里，将会十分重要。因为你和律师一样精明。我常常说：襄理差不多就是位律师。噢，我用不着为你的案子操心多虑。好吧，你愿意去看看蒂托雷里吗？有我的介绍，他肯定会尽力为你效劳的；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去一趟。当然不必今天就去，以后找个时间去，任何时间去都行。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别因为我建议你去，你就觉得非去不可，千万别这样。如果你认为不用去找蒂托雷里照样能行，那当然最好别让他跟这件案子有丝毫瓜葛。你自己大概已拟定了一个详细计划，蒂托雷里一介人，很可能会打乱这个计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去找他。去向这么一个家伙求教，准会使人感到丢脸。不管怎么说，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地址。”
Ｋ接过信，塞进口袋里，精神很颓丧。即使一切十分顺利，这封介绍信能给他带来的好处也会被下面这个事实所包含的坏处所抵消：厂主知道审判他的事，画家正在宣扬这个消息。他很难说出一句感谢厂主的话来，厂主已经在往外走了。“我会去看画家的，”Ｋ在门口与厂主握手告别时说道，“或者写封信让他到这儿来，因为我很忙。”“我早就知道，”厂主说，“你能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不过，我得坦白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避免在银行里会见像蒂托雷里这样的人，避免在这里和他讨论你的案子。另外，和这种人通信也不大合适。当然我相信你已经慎重考虑过了，你知道该怎么办。”Ｋ点点头，陪厂主穿过会客室，又送了他一段路。Ｋ表面上镇静自如，内心则因自己这么欠考虑而感到害怕。他说要给蒂托雷里写信，只不过向厂主表明，他珍视厂主的介绍，打算尽快和画家联系；可是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说，只有当他认为画家的帮助确实非常重要，他才会打消顾虑，给画家写信。但他居然还需要厂主来告诉他，采取这类行动潜伏着那些危险。难道他已经如此丧失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吗？如果他想公开请这个品行可疑的人到银行里来，在和副经理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与这个人商谈自己的案子，那他就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