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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又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蒂托雷里，他一会儿就走吗？”“别闹，乖点！”画家转过头来嚷道，“你们不知道我正跟这位先生讲话吗？”可是姑娘并不罢休，又问道：“你要给他画像吗？”画家没有回答，她继续说下去：“请你别给他画像，他太难看了。”其他姑娘唧唧喳喳一阵，表示赞同。画家一步蹦到门口，开了一条缝——Ｋ看见了姑娘们伸出的一双双交叉紧握着的、苦苦哀求的手——，对他们说：“你们再不住口，我就把你们全推到楼下去。乖乖地坐在楼梯上。安静点。”她们看来没有立即服从，因为画家又怒吼道：“坐下，坐在楼梯上！”接着便是一片寂静。
“请原谅，”画家重新回到Ｋ的身边，对Ｋ说。Ｋ没有心思朝门口看，他让画家自己决定，有没有必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保护他。画家朝他俯下身来，在他耳旁低声说话，即使在这时，Ｋ也几乎一动也不动。画家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样门外的姑娘们就听不见了：“这些姑娘们也是属于法院的。”“什么？”Ｋ嚷道，他转过头，注视着画家。可是蒂托雷里又坐到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解释地说道：“你要知道，一切都是属于法院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Ｋ简短地说了一句；画家的这句总的声明使刚才说的“姑娘们属于法院”那句话不再令人不安了。不过Ｋ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坐在那儿注视着房门。门外的女孩子们现在正安分守己地坐在楼梯上；一个姑娘从门缝里塞进一根麦秆来，慢慢地上下移动。
“看来你对于法院的全貌还不了解，”画家说；他朝前伸开两条腿，用脚跟敲着地板。“不过，既然你清白无辜，那就没有必要了解法院的全貌。我一个人就能让你解脱。”“你怎么能办到这点呢？”Ｋ问，“因为几分钟前你还对我说过，法院根本不理会证词。”“法院只是不理会当面陈述的证词，”画家说，他跷起一个指头，对Ｋ居然不懂其中的微妙区别表示吃惊。“但如果在幕后活动，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幕后指的是在审议室和休息室里，或者，举个具体例子来说吧，就在这间画室里。”Ｋ完全相信画家现在讲的话，因为这和他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基本一致。在高级法官那儿，这样做确实是有希望的。如果像律师说的那样，法官很容易受私人关系的影响，那么画家和这些虚荣心很重的官员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Ｋ已在自己周围物色了一批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画家和法官的关系将使他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Ｋ的组织能力一度是银行的骄傲；现在，这些人完全由他负责物色，这就使他得到了充分证实自己的组织能力的机会。蒂托雷里观察着他的话会在Ｋ身上产生什么效果，然后略带不安地说：“你也许很奇怪，为什么我讲起话来像个法学家？我一贯和法院里的先生们合作，所以变成了这样。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失去了许多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热忱。”“你当初是怎么和法官们拉上关系的呢？”Ｋ问；他想先取得画家的信任，然后再把画家列人那个可以帮助他的人的名单中。“这很简单，”画家说，“我继承了这种关系，我父亲是法院的前任画家。这是一个世袭的职位，不能录用新人。给各种不同级别的官员画画，需要掌握许多复杂、全面、不能外传的规则，这些规则只能让几户人家知道。比如说，那边那个抽屉里保存着我父亲画的所有画，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只有研究过这些画的人，才有能力为法官们画像。不过，即使我把这些画丢了也没关系，我脑子里记住的规则已经多得足以保证我的位子不会被新来的人抢去。因为每个法官都坚持要把自己画得与以前的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除了我以外，谁也做不到这一点。”“你的职位实在令人羡慕，”Ｋ说；他想到了自己在银行里的职位，“这么说来，你的位置是别人抢不走的啰？”“对，别人抢不走，”画家得意洋洋地扭了扭肩膀，回答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敢经常帮助一些可怜虫打官司。”“你用什么方式进行帮助呢？”Ｋ问，好像自己不属于画家说的那些可怜虫的范畴。但是蒂托雷里不让Ｋ把自己的思路岔开，而是接着往下说：“例如，在你这个案子里，你是完全无辜的，我将抓住这点不放。”画家再次提到Ｋ的无辜，Ｋ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有时Ｋ感到，画家是在审判结果肯定良好的假设前提下，愿意提供帮助的；但这么一来，他的帮助便毫无意义了。然而，尽管Ｋ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嘴里却没说出来，而是听任画家不停地讲下去。他不准备拒绝蒂托雷里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打定主意；画家和律师一样，站在他一边，这是不会有疑问的。其实他更愿意接受画家的帮助，因为画家的提议更诚恳、更坦率。
蒂托雷里把椅子拉到床边，压低嗓门，继续说道：“我忘了先问一句，你想得到哪种形式的无罪开释处理。有三种可能性，即彻底宣判无罪、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当然，彻底宣判无罪是最好的方式，不过我对这种判决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能促使他们作出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被告的清白无辜。既然你是无辜的，你当然可以把自己的无辜作为在本案中为自己辩护的根据。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你就不需要我和任何其他人的帮助了。”
这种清醒的分析开始时曾使Ｋ吃了一惊，但他却用同样轻的声音向画家回答：“我觉得你自相矛盾。”“怎么自相矛盾？”画家耐心地反问道，他微笑着把身体向后仰去。画家的微笑使Ｋ怀疑，他即将摆出的也许不是画家讲话中的矛盾，而是法院诉讼程序本身的矛盾。不过他并未气馁，还是接着往下讲：“你刚才说过，法院不理会证词，后来你又说，那种说法只适用于法院公审时；而你现在却认为，在法院里，一个无辜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此外，你开始时讲过，私人的斡旋可以使法官改变看法，而现在你却否认个人的斡旋可以得到你称之为彻底宣判无罪的结果——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矛盾。”“这些矛盾很容易解释，”画家说，“我们应该区别两样东西：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是我通过亲身体验发现的；你不能把这两者混淆起来。在法典中——我承认没看过——肯定写着无辜者应无罪开释，那上面不会指出法官可以被影响。我的经验则与此截然相反。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彻底宣判无罪，但我却见过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干预判决的例子。当然，也可能在我所知道的这些案子中，没有一个被告是真正无辜的。然而，这真的可能吗？那么多案件中，居然没有一个被告是无辜的吗？我小时候就很注意听父亲讲他听说过的那些案件；到他画室里来的法官们也总要谈起法院里的事：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实际上是惟一的话题。我自己开始为法官画像后，也充分利用了这种好处，了解到无数案件在最关键阶段的情况；我还尽可能注视这些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但是——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彻底宣判无罪的例子。”“这么说，没有一件案子的判决结果是无罪开释，”Ｋ说，他好像在对自己和自己的希望说话，“这证实了我对这个法院业已形成的看法：从任何角度来看，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其全部工作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你不能把这种情况普遍化，”画家不高兴地说，“我只是讲了我自己的经验。”“这就足够了，”Ｋ说，“你以前听说过无罪开释的事吗？”“据说，”画家回答道，“曾经有过这种无罪开释的例子。然而，要证实这点却十分困难。法院的最终决定从来不作记录，甚至法官也不知底细。因此，提及过去的案例，我们只能凭传闻。这些传闻肯定提供了宣判无罪的案例，实际上传闻中的大多数案子的判决结果都是无罪开释；这些传闻可以相信，但不能证实。不管怎么说，不能完全置这些传闻于不顾，其中总有些部分是属实的；此外，里面有些情节很动人。我自己就根据类似的传闻画过几幅画。”“光是传闻不能改变我的看法，”Ｋ说，“我想，人们总不能在法庭面前求助于这些传闻吧？”画家笑了起来。“不能，不能那样做，”他说。“那谈论这些传闻就没有用处了，”Ｋ说；他当时想要接受画家的看法，即使这些看法似乎很荒谬、或者跟Ｋ以前听说的有矛盾也无妨。他现在没有时间去调查画家讲的话是否全部符合事实，更不想反驳；他只希望画家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即使得不到任何结果也没关系。于是他说：“那咱们就不谈彻底宣判无罪了；你刚才还提到过其它两种可能性呢！”“诡称宣判无罪和延缓审理。只剩下这两种可能性了。”画家说，“不过，在咱们继续往下谈之前，你是不是把上衣脱掉？你好像很热。”“好的，”Ｋ说；他刚才只顾听画家讲话，把其它事情全忘了；现在经画家一提，他才发现这屋里真的很热，自己的额头上已经渗满汗珠，“简直热得难受。”画家点点头，好像他十分理解Ｋ的不舒服感觉。“咱们不能开窗吗？”Ｋ问。“不行，”画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