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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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5年第3期- 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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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这些精心打造的手写的名信片,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因为他怀念过去,他需要一次纪念。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跑到广州一所小学任教。整整一个学期,我唯一的幸福时光便是收到哥哥从大学寄来的信,清一色的A4白纸,一般都有三四页,牢骚满腹也好,激情满怀也好,我都会为它流下纯之又纯的泪水。记得有一次接到信时正好上课铃响,我站在教室门口快速地将信浏览完,带着无比凌乱的心绪走进教室。那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四十五分钟,我不停地看表,铃声一响,便宣布下课,急匆匆地赶往宿舍。躺在窄窄的硬板床上,我逐字逐句地咀嚼着每一个汉字的美味,出门时还不忘放进包里,随时准备再读一遍。这些从北京的来信成为我和哥哥深厚感情的见证。后来我爱上了一个大我九岁的文化人,那段爱情开始的标志便是一封用蓝黑墨水写就的温暖洋溢的书信,一共四页,没有邮戳,也没有地址,静静地躺在我的办公台上。那封信,我不知读过多少遍,也不知道今后还将读多少遍。它是一朵最最清纯的的花朵,在我孤寂的心田里持久地绽放。后来他又陆续给我写过几封,我按时间顺序将它们一一存好,整齐地安放在最里边的抽屉里。 
  当我临终前,这些信交给谁保管?还是付之一炬?最好将它们和我的骨灰融为一体,埋进万物生长的大地。因为自这些信诞生起,它们就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就是我血液里不可割舍的组成部分。 
  如今,收到一封手写的书信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情。每天打开信箱,人们都是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里面充斥的无非是电信公司的话费通知、水电清单和一些不知从哪里飞来的购物广告、讲座邀请函,人们一概视之为垃圾,大部分人拆都懒得拆开便随手将它们扔了。即便如此,广告商们还是不厌其烦地将它们再次塞进来,他们的目标在于那少数的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我不知多长时间没有用笔写过字了,所有文字都在电脑上操作完成,包括日记。每当我翻开以前留下的几大本日记,便有一种厚重的质感。里面记载的大都是情绪,事件较少。看着那些时而潦草时而井然的文字,竟然颇感生疏。那些年月我都做什么啦?我为何如此低落?郁闷?不满?打开近几年记在电脑里的日记,我发现它和以前的日记有着惊人的相似,我还是在期待着美好、守候着孤独,自始至终没有过真正的知足和快乐。 
  想起那些在台灯下记日记的年代,备觉温暖。安谧的晚上,柔和的灯光,打开精致的日记本,读完上篇日记,然后打开笔盖,写下今天的日期、天气、温度和一整天的心情,结尾常常是千篇一律地祝自己做个好梦。现在的我仍然保留着记日记的习惯,却不是每天必须的功课,有时候三两天一次,有时候一星期一次,视情况而定,看看自己是否需要一次心灵的对话。 
   
  自然是永远的流行 
   
  一件不带任何修饰的黑衬衣,一条牛仔裤,一双帆布鞋,便可以出发了。这样一身打扮,不知伴我度过了多少年,它是我永远的流行。我现在已经三十出头了,三十出头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十八岁就想象过。她应该身着明快的职业装,挽着稍稍有些沉的格子坤包,和丈夫告别,走在去单位的路上。她是个能干的会计或统计人员,面对一摞摞堆得高高的票据,工作紧凑而有序。周末带着孩子出去散散步什么的。然而,这样的画面始终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的未来似乎离这些有相当的距离。我没有稳定的工作,对财务工作没有任何兴趣。我每天一身休闲,背着斜挎包,并且,至今没有做母亲的愿望。当我四十,还能这样吗?当我有了孩子,当身材不再修长,我还能这样轻装上阵吗? 
  大概从初中开始,我便成功地主宰了自己的穿着。虽然那个时候物质相当匮乏,我还是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装扮着自己。初三那年,我第一次拥有了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皮鞋,那是一双丁字牛皮鞋,中跟,棕褐色,时价人民币十六元五角,是堂姐工作的供销社处理的一批削价鞋。我十分爱惜,一回家便脱掉,将它摆放在床底下,坐在三米开外的靠背椅上望着皮鞋,跟不算特别高,但还是可以算作高跟鞋,不错,挺好看的。穿了两天之后,我担心日子长了后跟会被磨损,便去鞋匠那里钉了副铁掌,走在水泥路面上铁掌发出硌心的声音,尤其在教室的走廊上,很远别人就知道是你来了,仿佛在炫耀和显摆什么。然而这种感觉和我的低调极不相称,一个星期之后,我便冒着后跟被磨歪的危险,毅然忍痛将铁掌卸了,这样,走起路来脚下发出沉实的橡皮声,感觉格外踏实而沉稳。 
  姐姐比我大三岁多,小学的时候,我总是捡她的衣服穿,那些衣服永远空荡荡的不合身。我一心想说服母亲帮我改小一点,可母亲一边绣着花一边说,你看你长得多快,过几天不就合身了吗?母亲似乎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没有时间考虑我的意见。我只好悻然走开,望着镜子里自己的形象,甚是不满。我的命真不好,一生下来就排行老三,永远背着他们不想背了的军用书包,穿他们穿不下了的翻皮鞋。后来,哥哥考上了大学,姐姐也被招到市技校去了,动身之前,母亲请来一个裁缝,为他俩量身定做了一批衣服,还买了手表,却没有我的份。我被排除在计划之外,其原因是他们出门在外不能太寒酸。姐姐离家后,我几次三番委婉地讨好母亲,她终于答应为我做两件长袖衬衣。我欣喜地在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布匹里挑选了一节米黄色乔其纱花布和一节浅蓝色的确良竹叶花布,无比耐心地嘱咐裁缝师傅,分别裁剪成飘带和荷叶边两种不同的款式,还勤快地每天跑去缝纫店看上一眼,了解衣服制造的详细进展过程。几天之后,我终于穿上大小长短合身的衬衣,那种扬眉吐气的心情不知有多美。走在上学的路上,小鸟喳喳叫唤,我的脚步变得格外轻盈。 
  高中阶段,寄宿在校,每个月的伙食费和零用钱都紧巴巴的,我常常在母亲面前为争取主动权而努力。母亲十分随和,又有些不拘小节,我的努力一般都不会白费。高中三年,虽然不是班上最时髦的,我仍然穿出了自己的个性。在班上,我第一个拥有黑色弹力健美裤、黑白相间的开胸毛衣,我还勇敢地将格子衬衣扎在肥硕的萝卜裤里,惹得几个赶潮流的女同学竞相模仿,穿出来的效果却并不如我到位。 
  其实,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走在潮流尖端上的人,我也无意那样做。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仍然一身T恤加仔裤,衣橱里保留最多的颜色是黑白两色。牛仔裤的式样也顶多由紧身变成微喇,颜色由靛蓝变成蓝白,裤腰由高腰变成低腰,偶尔裤腿上开了几个透气的大洞。每每去一家新公司报到,头几天我尽量打扮得文静端庄,颇有几分淑女风范,出不了几天,我便原形毕露,随心所欲。我从来不应聘那些要求上班穿制服的公司,哪怕公司再正规工资再诱人,也与我无关。我的工作似乎与自由有关,裹着职业装的那种束缚感会令我一整天都找不到好心情。因为需要,我还是储备着几套价钱不菲的职业装,它们却一年到头难得露一次脸,永远享受不了正常的出场机会。 
  为寻找一件称心如意的衣服,我曾经跑遍深圳各大百货公司和专卖店,然而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往往脚走痛了腿也麻了,却一无所获。几次失败之后,我再也不因为一个固定的款式满街乱转了,干脆碰到一件心仪的就买下来,不论价钱、不管季节、不分品牌。不知是不是对童年缺衣少食的弥补,现在一见到合适的衣服,我就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收入囊中。眼看我的四门衣橱里日渐拥堵,又不好意思(怕别人嫌弃反而好心办成坏事)将自己穿过的旧衣服(其实有的才洗过一两水)送出去,只好随意地问一星期来家里搞一次卫生的大姐是否用得上。面对几乎全新的做工精细的衣服,大姐感激不尽,并称以后每星期免费为我多服务一小时。我当然不能接受,是她帮我解决了难题,我应该感谢她,怎能因为她客观上受了我的恩惠而剥削人家的劳动? 
  每次过年回家,我习惯将自己打扮一新,一件新呢制大衣,一双新皮靴,几条花色不一的纯色或条纹围巾。一回到温暖的深圳,这些衣物便只能束之高阁。一年年累积下来,它们占据了大量的空间,成了我的负累,送人又有些不舍,还得买些樱之花之类的樟脑丸防虫防霉剂,一年拿出来晒两次,真不省心。尽管麻烦,我还是年年坚持着这种习惯重复着这些动作。前些年流行染头发,一开始怎么也看不惯,尤其那种酒红色。随着染发人群不断增加,我也加入了染发大军,黄黄的一头短发在阳光下晶晶闪亮,居然感觉还真不错,反而对一旁的黑发看不过去。现在我终于一改保留了多年的短发,拥有一头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却又有些想电成流行的陶瓷烫卷发,只是担心卷发实在不便打理。 
  关于流行,我一向没有追赶的劲头,但我总能在流行的信息里捕捉到那么一丝自己想要的,将之填充到我的意识里,经过消化、融合、加工,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出来。我用一点点腮红修饰着自己,我将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散发出淡淡的自主。我多年来思考着同一个主题,我长时间坚守着一味无味的纯粹。有人告诉我,今年流行翠绿和浅紫,我依然用黑白张扬着每一天的心情。我以不变应万变,我用亘古不变的干净、直接、简约、单纯、自然、质朴、贴切与流行抗衡。 
   
  家庭环境贯穿人生始终 
   
  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相对显著的性格特征,例如童年时天真幼稚,少年时懵懂反叛,初入社会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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