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织呀，我们织呀……
● 无法捏在一起的对比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英国，即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城市很少。其中只有伦敦的居民较多，约为２０万人，像中国今天的一个小县城。而其他的城市人口通常都不超过１万到２万人。从这些城市的外表看，它们很像是一个个大的村庄。所有城市的总人口不超过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住在农村。
英国的产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由于许多新的发明，造出了并改进了机器纺车和织布机；每一台这样的机器可以顶得上几十个工人的劳动。机械师詹姆斯？瓦特制成了第一架蒸汽机，这种机器立刻得到了英国各工厂的广泛使用。
破产的农民大量进城，在海外掠夺积累了资金，加上机器的发明与使用，英国大规模的工厂、工业急剧地发展起来了，改变了英国的全部经济地理。大量的农民从东南部的农业区涌向西北部，那里在煤矿区铁矿区附近，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纺织业生产的中心曼彻斯特——一个阴暗的城市，周围是被煤烟熏黑了的城墙，街道上遍布着被煤渣染黑的水洼——变成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堡垒，变成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发源地。19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全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二，而到19世纪40年代，城市人口就占全英人口的四分之三了。英国的财力与实力在17世纪初期还是一个远逊于法国、荷兰、西班牙的第二流的欧洲国家，可是到了19世纪初期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变成了“世界工厂”、“海上霸主”，变成了分布在世界各洲的广大殖民地的占有者。
英国之所以能够从欧洲的二流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强国，除了它的那些创造发明，除了它从印度等殖民地国家获得资源之外，国内的关键因素就是农民进入城市。这种进入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这个过程的源头是被迫和残酷的，是以农民牺牲土地为代价的。他们进城的结局其实也不美妙，不是找不到工作饿死街头，就是找到工作累死在纺织机前，而正是农民的这种牺牲，奠基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国家。
今天的中国农民却不是这样：其一，他们在农村有自己承包的土地，他们离开农村后，这块土地还是属于他们所有，这就是说，他们在城市即使找不到工作，也还有一条回农村去的退路可走；其二，他们不是被驱赶到城市，而是自己主动来到城市寻找工作。反倒是那时由于二元化的结构，政府设置了许多的栅栏，阻碍了他们进入城市的步伐。
５０余年来，政府的红灯——黄灯——绿灯的转变过程，实际是阻止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其实，不单单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经济快速发展都离不开移民潮，尤其是美国，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正是众多的移民，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经济活力。据英格尔斯指标：一个国家的非农就业人口达到７０％，城市人口达到５０％，第三产业人口达到４５％，这才是一个先进国家的标志。而中国今天的民工进城，正像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城一样，是国家强盛必然要走出的一步，只是我们今天的速度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那时快捷得多。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充满血腥的，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都可以读到。法国学者保尔？芒图的研究显示，在英国纺织业中，工厂主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老板（老板把他们关在与任何可以感到他们痛苦的见证人隔得很远的孤立的厂房里）的任意摆布下忍受着无情的奴役。他们的工作日持续到14、16乃至18个小时之多，而且工头的工资是随着各个车间里所做出的活计来升降的，所以工头不允许他们缓慢一点时间。大多数工厂给予40分钟来吃主餐或仅有一餐，其中约有20分钟是被用来擦机器的。为了不使机器的运转停顿下来，工作往往夜以继日，毫不间断地连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被组成一些轮班小组：‘床铺从未冷过’。事故极其寻常，特别是在接近过长工作日的终了时。这时，儿童由于疲劳而半睡了，但还未离开工作，于是手指轧断了四肢被齿轮碾碎了，事故层出不穷。这些工厂即使没有恶劣的待遇，但劳动过度，睡眠缺乏，以及强加在未发育儿童身上的那种工作，就足以损害他们的健康并使他们的身体变形。再加上食品坏而不足，黑面包、燕麦粥以及变味的猪油。在利顿密尔，学徒们常常为了同工厂院子里所养的肥猪争抢猪槽内的食物而进行搏斗。工厂一般是不卫生的，工厂建筑师对于卫生和对于美观同样是不关心的。天花板很低，以期尽可能地少占空间。窗户狭小并且几乎经常关闭着。在纱厂里，那些细碎的飞花像云彩似地飘荡着并钻到肺里去，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最严重的病害。在纺麻厂里，人们使用湿织法，那里，水汽渗透了空气并浸湿了衣服。拥挤在不流通的、夜间被烛烟污染的空气里，往往发生一种类似斑疹伤寒的传染性的热病。这种‘工厂的热病’的最初病例是１７８４年在曼彻斯特近郊被人发现的。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大多数工业中心流行起来并造成许多死亡。最后，车间和寝室的混杂，引起了道德腐败和危机发展，尤其是儿童时期。而且不幸的是，一些老板和工头的不端品行助长了道德败坏。他们往往乘机去肆意满足其卑鄙的本能上的欲望。通过这种腐败和痛苦、野蛮和卑鄙的混合，工厂就把地狱的全景摆在清教徒式的良心面前了。”
芒图的这本书叫《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他为我们画了一幅形象生动的图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间地狱的景象。
２０世纪以后，工厂流水线的普及，工人被紧紧捆绑在生产线上，成了机器外的机器；各种化学品在工业上的运用，环境的污染，使工伤事故愈加频繁和普遍。据美国学者霍夫曼的估计，１９１３年，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大国——美国，大约有２５０００起工伤事故使人致死，工人伤残4个星期以上的事故有７０００００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胡克施塔特估计１９１７年使人致死的工伤事故有２８０００起，伤残4个星期以上的大约是８７５０００起。这一年持续不到4星期的伤残事故有３００００００起。”
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美国每百万人口死亡事故发生率比其他有记载的２３个国家高，大约是英国的两倍，但如果把全世界的职业灾害的数字相加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官兵平均每月伤亡２１２４５人，在同一个时期，即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美国工业部门平均每月因工伤事故而负伤、致残、死亡的人数，竟高达１６０９４７人。几乎是战场上的８倍。（徐康平主编：《劳动工伤事故保险与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战争的胜利，是用战士的血肉构筑起来的；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更是以劳动者的血肉作为祭奠。
今天中国民工的伤害，当然不能和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因为今天的技术更先进，今天的医疗更发达，而且今天的中国政府的确在作着维护民工生命安全的切实努力。
然而，毋庸讳言，在农民工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作出巨大贡献之余，他们也确确实实受到了许多的伤害，这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没有准备好迎接他们；工厂主没有准备好迎接他们；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也没有准备好迎接他们。
痛不欲生的死难者家属深圳的刘开明博士专门作了工伤与索赔的研究，他在《身体的价格》一书中如此说道：
根据全国总工会１９９７年的调查，各类企业中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的职工分别是１４％和１３％。其中国有企业生产工人中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的分别占１６％和１５％，港澳企业１７％和１９％，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为１４％和１３％；根据１９９５年的１０１００万工人推算，全国受过工伤的工人为１４１４万人，患过职业病的工人为１３１３万人。国务院安全生产管理局资料显示，仅２００１年，中国大陆就发生安全事故１０００６２９起，死亡１３０４９１人，同比分别上升２０．５％和１０．４％。其中，道路交通、铁路、煤矿和非矿山事故列各行业之首。交通事故７６０３２７起，死亡１０６３６７人，直接经济损失３０．９亿元，死亡人数上升１３．３％，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８１．５％，铁路路外伤亡事故１２３３５起，死亡８４０９人，死亡人数下降５．７％；煤矿企业共发生死亡事故３０８２起，死亡５６７０人，减少１２７人，下降２．２％；非矿山企业发生伤亡事故７００７起，死亡４９５２人，减少６２人，下降１．２％；非煤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１３１３起，死亡１９３２人，增加９７８人，上升１０２．５％；全国共发生火灾事故（不含森林、草原火灾）２１５８６３起，死亡２３１４人；全国共发生水上交通事故６４４起，死亡和失踪４９０人。
虽然煤矿的死亡人数仅为道路交通的１／２０强，但由于全国煤矿从业人员只有６００万人左右，所以其伤亡率是各类事故之首，全行业从业人员的死亡率为９．４５％。２００１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３～９人重大事故３３６起，死亡１５８７人；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特大事故４９起，死亡１０１５人；一次死亡３０人以上特大事故８起，死亡３７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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