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叶富安提出要求补偿１２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丧葬费、工亡补偿费、抚恤费、精神补偿费、旅差费、误工补偿费等。当时他说：“要这么多怎么可能？”还说：“今天这事不谈了。”饭后他又说：“今天这餐饭算我来结账，过后你们的食宿我就不管了。”也不跟我们说他自己的意见，如何和约定时间再谈，装着自己不得了的样子就离开我们而去，好像吴治良的死对他来说不当一回事似的。
由此看来：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为（怀）着侄儿逝后悲伤，从千里迢迢赶到这里，不但得不到他的热情、同情、安慰，反而对我（们）无比冷淡。最可恨的是叶富安对我们从异地来打工的孩子不当人看。为此：特请贵处代表家乡政府为我们做主，给受害者讨回公道。
死者家属吴良贤吴朝忠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送给黔东南政府驻东莞市办事处的锦旗申诉书之二：
尊敬的贵州省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驻东莞办事处：
我是贵州省三穗县良上乡岑兴村四组人，１９岁，侗族，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到东莞市大岭山恒丰家具厂做工。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因工伤左掌锯伤断，经大岭山医院医治，伤愈出院。按国家法律机关规定在谷涌医院评残为六级。当时是这样的：我不是上机的工位，是厂里临时调动上机工作，我不懂该机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从没受过什么培训，就危险作业，才使我的左掌锯断，无（不）幸地成为一名残废人，我的心身受到严重伤害，日后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厂里领导说用人民币５０００元补偿。我这么年青（轻），一只手掌价值５０００元吗？我心不死（甘），上访我们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驻东莞办事处，请求办事处领导给予法律援助，找回我这可怜的残废打工仔的合法权义（益），要求厂方给我应得的补偿。
打工仔三穗县良上乡姜绍林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５日
有关这样的“申诉书”，办事处的副主任胡文勇给了我一大摞。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个贫穷的山区，也是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出来打工的人数相当多。就三穗县一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仅２５００万元左右，而民工寄回家里去的钱，却有１亿左右，是该地财政收入的４倍。全州的民工收入达到了８．４亿，超过了全州的财政收入。该地区到东莞来打工的就有２０余万人（这是指注册的打工仔，如果加上没有登记的共有３０万人），所以，州政府便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驻东莞的办事处，主任由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吴应州担任，胡文勇是副主任。这两人都是当兵的出身，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据吴应州告诉我，他在部队里当过侦察兵，当过团长，现在手上还有一两下“功夫”，所以他们都有乐于为民工打抱不平的倔劲。
类似于黔东南这样的办事处，在东莞还有很多，因为湖南全省约有９８万人在东莞打工，四川在东莞打工的更多，估计有百万人。因此除贵州各州地的办事处外，还有江西的、云南的、湖南的、四川的、河南的等等，这些办事处大都是劳动部门设立的，惟独应、胡的办事处是属于政府设立的，所以规格也略高一个档次。
办事处的作用是联络、推介民工，其中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维护民工的权益。当然，它不是一个执法机构，只能通过与当地的劳动部门、司法部门洽商来解决。但是有这样一个机构和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是大不一样的，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民工们就觉得有了“主心骨”。
类似上面的这些申诉，每一桩每一件他们都帮民工去办，去同厂方、包工头交涉，有时一天要跑许多个单位，像吴治良的工伤致死案，经他们努力，最终得到了５６０００元的赔偿，虽然离家属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从个体建筑队老板叶富安那里能拿回来这样一些钱，已经算是了不得的胜利了。
为民工而打不完的交涉仗（嘴皮仗、文书仗），是吴应州、胡文勇他们不胜其烦的任务，如果缺少了对民工的同情，他们是干不好这个差事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为死亡民工寄出的一份文书：
李云之死无人过问
番禺区人民政府：
我办事处接到李云家属兄弟的投诉，同区劳动局仲裁科取得联系，我办副主任胡文勇同志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９日到石基镇劳动管理所，同砖厂张、古等三位老板协调，几位讲李云做了两年工，我们砖厂没有同死者签订《劳动合同》又没办理暂住户口，砖厂没有任何责任。砖厂老板说，当地劳动部门应保护当地砖厂的利益才是，我砖厂没有经济补偿责任。据调查，我办认为：
１。根据广州省企业职工劳动权益保障规定，第七条：企业招用职工，双方必须依法订劳动合同。企业招用职工３０日以上不订劳动合同，由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企业限期补订劳动合同，由于没有订立劳动合同造成职工经济损失的应当赔偿。
２。按死者李云未同砖厂签订《劳动合同》，但李云生前在该厂做了两年工，死于该厂宿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砖厂没有履行有关法规，劳动关系成立。
３。死者李云的妻子龙阿多是该厂的员工，李云死后的第二天，连死者的丧事都未处理而解除龙阿多的工作关系，此种做法是不人道的。
４。死者李云是少数民族（苗族），根据国家对少数民族有关法规，应尊重少数民族处理死亡的有关风俗，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我办胡文勇，找区劳动局同镇劳动局两次，但对李云之死根本不重视，致使该事故至今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５。李云死于５月８日，至今已是２０多天，竟无人过问。这是根本无劳动法可言，人道主义更不讲的事。
６。要求区政府及劳动部门给予此事件公正、依法合理处理，安抚好死者的家属及两个未成年的子女。
（抄送区劳动局、《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社“读者来信部”）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驻东莞办事处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这家砖厂的老板，在一个民工死亡之后，第二天连丧事都没有办就把他的妻子开除了，这种老板的良心真是黑透了。
现在，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想一想，这位龙阿多肯定是个识字不多的少数民族妇女，面对着这种局面，又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子女，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在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候，有政府的办事处出面来帮她申诉，并且从劳动法入手说得那么头头是道，当然她会觉得是“救星”来了。即使这份公函没有起到作用，很可能引来了媒体的关注，在报纸上为这个女工申冤理赔，那么，那些漠视李云死亡的人，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给这个家庭一些公道了。
因此，我们才看到了在简陋的办事处里面，有着那么多的民工赠送的锦旗，真心真意地称他们是“民工的救星”。
● 人性的劳动监察部门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农民与民工问题的日益重视，随着农民工被提升为“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工作也日趋重视，劳动监察被当作专项工作抓起来了。
在浙江省，１９９８年开始组建劳动厅监察大队，２００１年正式挂牌。这个大队共有１３位人员，一个大队长，两名副手，两个科室和一个办公室。在他们下面，全省１１个地市及９０个市区里都建立了劳动监察支队。这支队伍共有劳动保障监察人员５９５名，并且还在扩大之中。他们接受民工们的举报、投诉，然后调查处理，据他们称，他们就是民工的“娘家”，维权的“窗口”。
到浙江的民工逐年增多，据２００２年第４季度的统计，到浙江省来打工的人数为２７３７６２６人，至本季末外来劳动力累计总数则为５５８２４５３人。但有人告诉我，这个统计是就业管理服务局的上报表，与实际人数差别很大，例如温州，只填写了３７万人，而实际人数在１５０万至２００万之间。有如此多的外来民工在浙江省打工，劳动纠纷自然也在逐年增长，向他们举报、投诉的案件也呈不断增长趋势。据该大队郑益群副大队长介绍，２００３年一年，他们接到举报的案件就有２．４万件，被他们立案查处的各类企业违法案件有１．９万多件。浙江是孟郊的故乡，喜欢用“三春”来表示些什么，他们主动的出击行动就叫“三春行动”，其用意是要给民工们春天的温暖。
第一春是“春雷行动”，主要是打击非法中介、规范劳动用工；第二春是“春苗行动”，这是旨在打击非法使用童工的行动，经过对制鞋、服装行业的明查暗访，２００２年他们查出４７６人，２００３年查出５２０人。对这样的单位他们作为典型全省通报批评，把使用童工企业变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还有第三春，叫做“春雨行动”，主要是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即工伤的赔付与欠资的讨要。在人手缺乏的情况下，他们组织发动了２００多名大学生，在暑期分赴１１个地市到各地去进行调查、宣传，并让他们写出调查报告来。大学生们当然愿意，这既是他们的社会调查课，也是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
截止到２００４年的２月１８日，他们检查了企业５．３万家，涉及劳动者３６２．４万人，出租屋外扎堆的民工们处理案件２．４万件，结案率９６％，讨回工资２．３亿元，涉及劳动者２４．８万人。
２００４年始，他们已开通了１２３３３举报热线，全省统一都有人２４小时值班接听，民工们只要打一个电话，他们就能够受理与调查、处置。
春雨、春雷，大约不会终朝，但维权、讨要工资，却是一种“马拉松”式的